汉魏之际月旦评的兴与衰
◆朱子彦
月旦尝居第一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出场，便有一段情节十分吸人眼球。曹操曾去见汝南名士许劭，问曰：“我何如人？”许劭起初不肯作答，在曹操再三追问下，许邵才答道：“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在罗贯中看来，许劭之评十分确切，乃是曹操一生功过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是小说，其中诸多情节为虚构，但许劭评曹操确有其事，且评判之词与史实基本相符。那么，许劭究为何许样人，其评论代表了东汉社会怎么样的公众舆论？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旨。许劭之评称之为月旦评。“月旦”即每月初一，它是东汉末年汝南郡每月初一进行的品评人物、论士议政的一项活动。汝南月旦评是由汝南名士许劭（字子将）与其族兄许靖共同主持的。《后汉书·许劭传》载：“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这项活动在汝南一带蔚成风气，参与者甚众，影响也非常大。其后，月旦评便逐渐成为名士们品评人物的代名词。如萧梁刘峻在《广绝交论》中就有“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之说，宋人秦观也有诗云：“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秦观视月旦评为“第一评”，其辞虽不无夸张，但也足见月旦评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
月旦评在许劭、许靖的主持下，名噪一时，被许氏兄弟“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高唱草偃，为众所服。”许劭任汝南郡功曹时，郡内大小官吏均十分畏惧，居然“莫不改操饰行”，纷纷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仅一般的士人官吏对许氏兄弟敬若神明，即便是出身四世三公的大贵族袁绍和“任侠放荡”的曹操，对月旦评也是深为折服且不得不有所顾忌。袁绍“公族豪侠，播名海内”，平日间盛气凌人，飞扬跋扈，连董卓、何进等权贵都不放在眼里。然独惧许劭之评，《后汉书·许劭传》载“袁绍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出行前呼后拥，很讲排场的袁绍唯恐奢靡的场景为许劭所不齿，只得装模作样，轻车简从地回到家乡，以便给许劭留下一个好印象。曹操祖父曹腾为中常侍，故操门第不高，时人讥讽其为“赘阉遗丑”，曹操为摆脱被人看轻的尴尬局面，遂千方百计恳求许劭为己一评。为达目的甚至不惜采用胁迫等无赖手段：“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许劭传》）除了袁绍与曹操外，当时很多英雄豪杰都曾被许氏兄弟“核论”，如他们评陈寔为“太丘（陈寔曾任太丘令）道广，广则难周”，论陈蕃是“仲举（陈蕃之字）性峻，峻则少通”。陈寔为当时名士中之泰斗，陈蕃则是名士中之“护法”，许劭对二人之品题，各为八个字，有褒有贬，恰如其分。有人问许劭：“（荀）靖与（荀）爽孰贤，邵曰：二人皆玉也，慈明（荀靖之字）外朗，叔慈（荀爽之字）内润。”其品评荀靖兄弟，假物为喻，形象鲜明。以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纷呈多面的人物性格。听者默契于心，犹如恍然在目，真可谓神妙也。
月旦评盛行汉末之因
月旦评为何会出现？笔者认为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月旦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月旦评植根于汝南地灵人杰的文化氛围之中，东汉学者应劭说过：“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养老致敬，化之至也。”汝南在当时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发达的先进地区。就其道德风尚、文化修养来说，确已达到了“化之至也”的程度。汉魏之时，汝南、颍川一带，人才辈出，英雄驰骋，曹操与姚兴皆有“汝颍固多奇士”之语。就学术而论，自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汝颍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汝南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张兴、丁鸿等均蜚声海内，他们或是享有“五经无双”、“五经纵横”之美誉，或者招收弟子成千上万，为一代宗师。在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月旦评的破土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月旦评的出现同东汉末年士人热衷于“谈论”的社会风气有关。桓灵之时，政治极端腐败，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亡国之兆，士人学子们已无法安心于书本，沉潜于学术了。太学中出现了“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的萧条景象。他们把精力逐渐转向了时政，对社会政治的关切和议论，成为时代的一个兴奋点。东汉后期谈论蔚然成风。士人见面即相互品鉴人伦，臧否朝政，谈论不仅长至“连日达夜”，而且规模扩大到数千人。尤其是“党锢之祸”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士人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士人中还出现了一批慧眼识人才的谈论家。如孔融，“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郭林宗，善谈论，“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据说，赖之成名者竟多达六十余人。其实，无论是“裁量执政”，抑或是“奖训士类”，都是一种社会议政、举荐人才的具体表现。而许劭、许靖兄弟之评论、识才、拔士更是精确无比，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由此可知，汝南月旦评的出现决非是孤立、偶然的，它与东汉末年士林中的谈论之风一脉相承，紧密相连。
其三，汉代选官制度为月旦评的盛行创造了条件。汉朝以察举、征辟为主的选官制存在着重“德”轻“才”的缺陷。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载：“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汉代四科取士以“德”为第一要务。但是道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不免沾染上厚重的“人治”色彩。“德”的名声主要靠社会舆论的制造，在重视人物观察、举荐，而非考试的察举制度下，先期获得社会重要人物的肯定、赞誉，对于求仕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穷约守志以穷退见遗”。可见，要入仕就必须靠“人事”而成名，沽名钓誉，形成轰动效应。
东汉后期，豪强地主相互吹捧，自我标榜，盛行一时。什么“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等等，形成了一种社会公论，公论的好坏决定了被品评者的前途。于是主持公论的豪门世族拥有极大的权威，能够识才举士者更享有盛名。他们不仅在舆论界有重大影响，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廷的用人。例如谁被党锢领袖李膺看中，就如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李膺是二千石的高官，自不待言。然而不做官的士林精英，若善于发现和品评人物，也同样可以左右舆论。终身未仕的郭泰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布衣陈寔也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才鉴定者，时人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隐居乡里的名士范滂亦是如此，汝南小吏朱零宁可得罪太守宗资也不肯违背范滂的意愿，他说：“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月旦评的领袖许劭影响之大更是震动朝野。被时人视为制造社会舆论的大师。如曹操之例就颇为典型。操未入仕前曾不择手段地想扬名天下，他起初欲借助太尉桥玄之言替自己鼓吹一番：“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但桥玄觉得自己的声望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提高曹操的知名度，遂将操推荐给了“汝南管籥”许劭。“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许劭的赏识与品评使曹操为世人所瞩目，由“君未有名”到“由是知名”，这便是月旦评制造舆论的结果。不久，曹操便藉此被举为“孝廉”，步入官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州郡中正》中云：“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是朝廷用人，率多采之。”月旦评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兴起为士人学子们开辟了一条入仕的有效途径。
其四，月旦评之所以享有盛名，还与许劭、许靖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以及他们的清行高节有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阉宦当道，内外大权皆操于宦官之手，凡谋求做官及升迁者，非投靠宦官不可。然许靖、许劭却极为鄙视阉宦与无行谄伪之徒。《后汉书·许劭传》载：“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许劭对其从兄弟许相“以能谄事宦官”，深恶痛绝，以致与其断绝往来。再如“（许劭）宗人许栩，沉没荣利，致位司徒。举宗莫不匍匐栩门，承风而驱，官以贿成，惟劭不过其门。”对同宗之达官显贵都不买账，更遑论他人，其气节之高可见一斑。
董卓秉政时，废少帝，立幼主，滥杀无辜，专横跋扈，被士大夫视作乱臣贼子。许靖痛恨董卓专权，遂与吏部尚书周毖假借为董卓选拔人才，而在暗中培植反董势力。尚书周毖“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三国志·许靖传》）在许靖、周毖的密谋策划下，关东地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讨伐董卓的诸侯大军，兵锋直指长安。直到此时董卓方知上当受骗，大怒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立刻下令将周毖斩首。许靖因事先预作准备，逃至豫州刺史孔伷处，才幸免于难。在躲避战乱的流亡途中，许靖“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此情此景令人为之动容。可见，月旦评之所以盛行汉魏之际，实同许氏兄弟鄙视阉宦，不畏权贵，奖训后进，正直清廉的高风亮节密切相关。
月旦评的正能量不容低估
月旦评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然后人对其看法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历代诗词中颇多溢美赞誉之词。如唐陈子昂诗《春台引》云：“星台秀士，月旦诸子。”将参加集会的士人学子比作品评人物的名士。权德舆诗《哭刘四尚书》云：“笑言成月旦，风韵挹天真。”谓刘尚书善于臧否人物，谈笑内容皆似月旦评。宋人秦观《送裴仲谟》诗曰：“汝南古佳郡，月旦评一易。”对汝南月旦评内容每月更新一次十分推崇。明人王錂诗《春芜记》曰：“心负云霄志，名高月旦评”，对月旦评更是称颂备至。
然而月旦评亦屡遭后人非议。晋人葛洪云：“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亦深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近人余嘉锡亦持相同之见：“所谓汝南月旦评者，不免臧否任意，以快其恩怨之私，正汉末之弊俗。虽或颇能奖拔人才，不过藉此以植党树私，不足道也。”（《世说新语笺疏》）此两人之言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对月旦评作全面客观的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笔者以为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月旦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强的舆论监督作用，绝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玄言清谈”，其发挥的两大积极作用还是应予以充分肯定。
1.准确性和预见性是月旦评的一大特点。
许劭察人之准，评人之确早已为世人所知。在曹操尚无显山露水之时便评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锐如锋，料事如神。陶谦“有奇表，性刚直，有大节”，知名于当时，然许劭却认为“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陶谦任徐州牧，为汉末一方诸侯。徐州位于中原，兵粮充足，陶谦据此本可以大有作为，但他却“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结果在汉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争霸战争中，徐州最终被曹操所兼并，“陶谦昏乱而忧死”。“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术称雄淮南，野心勃勃，欲代汉称帝。但许劭却认为“袁公路其人豺狼，不能久矣”。果不其然，袁术称帝后不久即为曹操所灭。可见，许劭有先见之明，对陶谦、袁术之评判是极为准确的。许劭见刘晔后，“称刘晔有佐世之才”，刘晔后来成为曹魏三朝重臣，其足智多谋，屡建奇勋，确是三国时期不可多得之良才。许劭察人之准由此可见一斑。
2.月旦评起到了选拔人才及舆论监督的作用。
汉末官场，贿赂公行，卖官鬻爵，腐败不堪，许多有才能而无金钱门路之士，很难进入仕途。但自从许劭担任汝南郡功曹一职后，“抗举忠义，进善黜恶。”他利用月旦评，来考绩小吏，选拔人才，许劭“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三国志·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故范晔称颂道：“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劭）、郭（泰）。”谢子微更赞颂许劭是“希世出众之伟人”。一时间，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当然，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月旦评选贤拔士的功能，毕竟它对东汉末年腐朽黑暗的总形势还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其作用有限，但是在政局动荡、诸侯纷争的情况下，月旦评能任人唯贤，择其善者造福一方，还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月旦评还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了强宗豪族飞扬跋扈的气焰，使之不得不有所收敛。如袁绍遣散宾客，单车回府；曹操虽霸气十足，然亦不得不受“乱世奸雄”之评，皆是囿于舆论压力之故。而且，月旦评对人“核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月一评，“无复定价”，这就犹如紧箍咒一般，时时不让士人学子甚至权贵们有喘息之机。
此外，月旦评用语清通简要，流转圆美；用典诙谐，如数家珍；比喻确切，形象生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秦汉以来文学向精致化、骈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兴起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品评人物逐渐湮灭了，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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