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创造的历史
严春友
人们常说谁谁创造了历史。这种说法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历史是一个整体，如果非要说谁创造了历史，只能说：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一个种类的人不可能创造全部的历史。不同的人创造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不同的人创造了不同意义的历史。有恶人创造的历史，有善人创造的历史；有统治者创造的历史，有老百姓创造的历史……如此等等。即使是同一个时代的历史，也有不同的方面，不可能是一种人创造了某个时代的历史。
战国时代的政治进程，似乎就是恶人创造历史的典范。
当时的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秦的暴戾本性，《战国策》在提到秦的时候常常冠以“虎狼”：“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 [①]；“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②]“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③]“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④]“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之事父，犹将亡之也。行虽如伯夷，犹将亡之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之，无益也。”[⑤]“秦取天下，非义也，暴也。”[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虎狼之国，竟然统一了天下。
以秦的起家而论，也是借助于暴力。秦的兴起，主要得力于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的内容和过程便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由此，通过对老百姓的强取豪夺和暴力统治，榨取了巨量的财富，从而使秦国强大起来。读《商君书》，感觉读的不是文字，而是刀枪剑戟之声，满篇的文字，不是切掉某个器官，就是斩、斩、斩！读《商君书》后的最大感受是：有这样思想的人就该车裂而死。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的历史都表明，一个遵守规则的政客往往是失败的，而有虎狼之心的人才可以夺天下。这一普遍现象，在西方被马基雅维利总结为“政治非道德论”，在中国则被李宗吾概括为“厚黑学”。
项羽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缺少虎狼之心，在鸿门宴上没有干掉刘邦；李世民成功了，是因为他心如虎狼，宰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连安史之乱中的史思明和安禄山，也被他们的儿子所杀，儿子们仅仅是为了尝尝伪皇帝的滋味，就可以杀自己的亲爹，这已经是出于虎狼而胜于虎狼了，虎毒还不食子呢；如果为虎狼所见，当自愧不如！看来，在政治上，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是有致命的危险。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庄子告诫人们要远离权力的原因，因为那是“生死之地”。
恶人创造了历史，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善人，打扮成救世主；他折磨你，还要你感谢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另一方面就是要人们忘记他的权力大厦的地基下，是鲜血凝固成的大地。
还有一点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要人们忘却历史，这就是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的根本原因。割断了历史，没有以往的圣贤作对比，他秦始皇就成为最伟大的人物；忘却了历史，人们也就忘记了过去的善，因而也就不知道始皇帝的恶了。他为什么害怕过去的历史？就是因为周朝是一个礼仪之邦，前后延续近八百年之久。周朝的寿命本身足以证明它的文明，假如它是一个野蛮的王朝，断然不会如此高寿，人民不可能忍受八百年的痛苦。这样一个文明的王朝，如同照妖的镜子，秦朝的暴虐便不显自明了。因此，始皇帝必须灭掉传承历史的桥梁——书和儒生。
六国的力量，一开始显然远远大于秦国，设若同心同德，则秦国恐怕不是对手。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心，但是六国之间却没有真正凝成一股绳来对付它；相反，它们之间互相猜疑，相互侵扰，以至于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在这种状态中秦国趁机壮大起来，最后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对于这一点，《战国策》中有一个人看得非常清楚（可惜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在他看来，六国对于秦国的这种态度，比鱼的智力还要低：“比目之鱼，不相得则不能行，故古人称之，以其两而如一也。今山东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东之知不如鱼也。又比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然而山东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车士矣。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东之相与也，如同舟而相济，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为也，山东之主不悟，此臣之所苦也。”[⑦]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出自各自眼前利益的考虑，各位国君没有看最根本的问题，缺少长远的眼光，从而没有意识到秦国已经把他们置于生死之地。进而在六国的同盟中没有形成真正的权威和核心，因而分散了力量。反之，秦国则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各个击破。
于是，便有了战国时代即将终结时最悲壮的一幕：荆轲刺秦王。那时六国中仅存的只有燕国了，以燕之力已无法与秦对垒，燕太子丹便出了这样一个刺杀秦王的主意。太傅推荐了一个名叫田光的人，说他勇而智，但田光说，我老了，还是去找荆轲吧。太子嘱咐田光保密，田光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自杀而死——这个可是彻底保密了。荆轲的想法是：只有捧着秦的逃将樊于期的头颅才能够取得秦王的信任，否则无法接近。太子丹不忍心，说人家在我这里逃难，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后来荆轲私下找到樊于期。樊于期的家人全部被杀，正不知道该怎样报此仇，所以一拍即合，他对荆轲说：“‘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随自刎。”[⑧]
到了荆轲出发的那天，“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荆轲的朋友）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⑨]再也没有回头。
荆轲刺亲王未中，秦王大怒，发兵于燕，燕王逃到辽地，并且献出了太子丹的人头，但依然没有挽救灭亡的命运，“五岁而卒灭燕国，而虏燕王喜。秦兼天下。”后来，荆轲的好友高渐离借为秦王击筑而刺杀之，“为燕报仇，不中而死。”[⑩]是为六国最后的余音。
读到此，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赵燕是最后被灭的国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面对国将破、家将亡的局面，个人的生死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有可能挽救危局，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于是便出现了那么多烈士。那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已经别无出路，不在这一击中生，就在这一击中死。
然而，恶人创造的历史，如果仍以恶的手段进行统治，从来没有长久的。人民可以忍受暴力于一时，却不能忍受到永远。始皇帝及其子孙们曾经期望着统治千世万世，可是在二世手里，这希望便灰飞烟灭，帝国的大厦，在暴力点燃的遍地怒火中烧成了灰烬。
谁不尊重人民，人民也就不会尊重他。人民，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时候，确实是微弱的，微弱得犹如一棵小草，即使大风刮来，也毫无声响，似乎可以任人宰割。然而，当权力的大厦出现裂缝的时候，人民就会汇聚成排山倒海的洪流，那时就该轮到人民创造历史了；也只有在那时，才能够显示出：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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