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当我们出卖自己产品或服务时，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个高价。
研究显示，这两者之差有十倍之多，也就是说，有一个数量级。
成交价是出价者与接受者的个人约定，双方最少达到最低程度的满意，不然交易无法进行。
在中国，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存在很多奇怪的价格。
在矿产资源属于国家的情况下，我以为，中国矿工的收入应比当官的多，因很少有人梦想成为矿工，因矿工工作条件艰苦，且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而社会对矿工的需求却很大。而中国太多人梦想当官，工作条件好，危险少于矿工，社会对当官的需求小，即使是一个矿工与一个当官的当面交易，对于谁去下矿井出价，我想，一定是下矿者得到高价，也就是说，自然条件下，矿工的报酬多于当官的，天经地义。
现实当然相反，为何发生这样的情况？
基本情况是，若是在当官与当矿工之间做选择，矿工们没有什么人是自愿的，当官的自愿度更高，但为什么矿工所得低于当官的？
换句话说，当两个人都想当官，不想下井时，其中的一个人用什么办法改变另一个人的意愿，使他冒险受累且拿更少的报酬？
答案当然是利用信息欺诈。
不仅如此，在中国，还有利用制度欺诈。
这制度欺诈当然包括，表面上看，当官的成本更高，但成本并没有把多数花在管理矿企上了，而是把多数花在了欺诈上，不然煤矿不会老出事。
当使用制度欺诈时，做到使矿工拿低薪下井便很容易了，只须拿出一个惯例来说服另一个人。
更甚者，中国其实根本不必欺诈，只是利用暴力强迫。
做到这一点更容易，一个人可以打倒矿工，或叫来人帮助他去打倒矿工，还可以叫矿工不下矿就饿死，矿工当然不得不像现在这样拿着低薪下矿。
在中国，从定价问题你可发现很多问题，我曾对这些问题感到迷惑，当我说出我的想法，人们便说我幼稚，我以为他们是所谓的“坚硬人群”，他们像落在一起的石头那些彼此相处，这种人际关系我不喜欢适应。我以为，说我幼稚的人，只是拥有一种比我更加低级的幼稚，理解他们很容易，但原谅他们却需要拥有宗教力量，或是一种见惯了坏事儿以后产生的老油条处世哲学，而这两样儿东西我都不具备，我想这种所谓的“成熟”本身就是自我迁就、自我原谅的产物，只因缺乏同情心与道德感，他们本身也许根本不需要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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