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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晋国继承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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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沃代翼”对晋国继承制度的影响

  倘若认为平、桓二王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东迁及周郑交恶事件,所代表的是“礼崩乐坏”时代的彻底到来,那么被这种旧有政治制度瓦解所影响的或许并非仅有周王室本身。实际上诸侯尾大不掉的势头,在西周王权时代的中后期已开始抬头,被中原诸国目为蛮夷的楚国与周王室爆发的多次冲突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当周天子的权威收到挑战,惶惶如丧家犬时,相似的场景也发生在诸侯自己身上。首先品尝到这一苦果的,是中原地区的一大诸侯国——晋国。

  “桐叶之封”到殇叔之乱:嫡长子继承制的挑战

  晋国的始祖,是周王朝初代天子周武王的嫡次子,二代天子周成王的孪生弟弟姬虞,关于晋国的建立还有一个“桐叶封弟”的故事: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吕氏春秋·览部》

  周成王幼年与弟弟一起玩闹,随手摘了一片桐树的叶子给弟弟,许诺未来弟弟可以通过这片树叶向自己讨要封地以建国。没想到周公以“天子无戏言”,真的要求成王履行承诺,成王无奈将唐地封给了弟弟,晋国也由此建立。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其实内在反映出的则是周王朝最基础的政治运作规律——宗法制以及外在表现形式——分封制

  春秋时期形势图

  姬周统治阶级的贵族们借鉴了商帝国灭亡的教训,总结出了其最终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套成体系的条文规则来制衡和约束统治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态以及权力的基本操作,使得不同的统治阶段产生了规模不一的动乱,严重削弱了国家实力。于是,由初代武王和其弟周公主导,众多贵族共同参与制定的一套集政治纲领和文化意识形态于一身的制度便诞生了,这就是宗法制

  宗法制的核心在于“长幼有序,尊卑有分”的基础认知,所谓“长幼”即年龄,“尊卑”即出身,在此基础上又强化了“封土建国,拱卫王室”的理念,分封制按照诸侯与姬姓王族的关系远近加以落实。姬姓贵族以及帮助文、武两代开创周王朝的贵族称为“亲”,蛮荒地区的土著部落和原本忠于商王朝却因周王室力大而不得不投降的诸侯被称为“疏”,前者分封于靠近京畿的险要关隘和领地肥沃的广袤疆域,后者则想尽办法让他们前往或者偏远的边疆,或者贫瘠的恶土。通过这种操作,使王族和亲族诸侯国的联盟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优势力量,借此来完成周王朝稳固的政治构造,令周王朝的天下牢不可破。

  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对成王的劝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如史书所说般,为了维护简单的天子尊严以及社会道德风气,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考虑。将重要的土地分封给同出于姬姓的诸侯王族,再借由他们来进一步加大王权的分量,用以威慑那些潜在的反对者,这才是宗法制一直以来贯彻运作的宗旨。

  也正因如此,晋国作为血统纯正的王族出身,在贯彻落实宗法制度的问题上,自建国伊始就紧跟王室的脚步,一以贯之的践行嫡长子继承制度,没有丝毫的违背。这样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其他的诸侯国,晋国的政治体系一直非常完备,国家政治运作也十分稳定,为其成为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种情况在晋国第九代国君晋穆侯时发生了改变,正是从晋穆侯开始,晋国爆发了政治事件——殇叔之乱,使嫡长子继承制度受到了第一次挑战。

  晋穆侯名为姬费王,在其统治时代于晋国领土的扩张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对戎族的作战上对西周宣王的王权复兴增益颇多。但问题出在穆侯的弟弟殇叔,殇叔跟哥哥一样,有比较出色的军事才能,因此在穆侯的多次军事活动中都担任方面军主帅亦或是重要的职务。且穆侯也很欣赏自己的弟弟,尽力栽培,可能希望在自己百年后把国家和幼子托付给殇叔,让他像周公一样辅助自己的后代。

  然而,殇叔的野心在权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也逐渐增长,直到开始觊觎其国君的位置,最终于穆侯病逝后篡夺了晋国国君之位,这也就是晋国历史上的殇叔之乱。但作为打破晋国继承制度的篡逆者,在浓厚的宗法制风气中,殇叔的国君的位置并未坐稳,仅仅过了四年,在外流亡的穆侯的长子姬仇,潜逃回国将殇叔杀死,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国君之位,这就是晋文侯。

  殇叔之乱对于晋国的政治影响似乎不大,在很多人眼中无非是一个叔夺侄位,最后又被拨乱反正的小事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晋国国势持续走高的大势。然而从长远看,殇叔的举动第一次向晋国国内的野心家们证明了国君之位可取而代之,并非是永远按照血统的高低顺序来代代传承。所以,殇叔的举动,为后来长达67年的“曲沃代翼”事件揭开了序幕。

  尾大不掉的亲族:曲沃桓叔的野心

  回到晋文侯这边,文侯有一个弟弟,名为成师,他们二人的名字由来也颇有趣味:

  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史记·晋世家》

  长子名为“仇”,是为了纪念失败,而次子名为“成师”,是为了纪念成功。这在迷信的古人潜意识中是不吉的象征,因而早在穆侯时代就有大夫师服评价说今适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乱乎?这当然是神鬼之说不足为凭。实际上晋文侯在夺回国君位置后也表现出了不亚于其父的军事才能,出兵辅佐周平王东迁,又为平王诛杀了与之对立的周携王,政治上贯彻大义,军事上开疆拓土,可以说晋国在春秋时代的崛起,为其立下头功的就是晋文侯。

  那么在殇叔篡位到文侯统治的这段时间内,成师做了什么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同样也没有考古证据,然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公元前746年,文侯病逝,继承文侯之位的是其子昭侯,昭侯统治的元年,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自己的叔叔成师分封到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这个地方,师服再次出面劝说道: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左传·桓公二年》

  师服把话说都很清楚,曲沃这个地方无论是城市面积还是实际控制的土地,都要远远大于国都翼城(今山西翼城),现在你把你的叔叔分封到这里,等于让身为臣子的他拥有匹敌国君的力量,对晋国长治久安是个巨大的祸患。而且你忘记了你父亲的国君之位是怎么继承的吗,前例还在,你这种做法是不是非常欠考虑?

  然而昭侯并没有听从师服的劝告,还是坚持把叔叔封到了曲沃,后世就将成师称为“曲沃桓叔”。结果真如师服所料,桓叔后来的确有了篡取国君之位的野心。从桓叔开始历经了曲沃三代人,晋国五位君主,最终晋国的权力被曲沃系所夺,隶属于正统的翼城系落得身死国丧的下场。

  那为何昭侯会坚持将桓叔分封到曲沃呢?之后曲沃与翼城之间的较量,又有那些值得推敲的细节呢?

  大宗与小宗:血腥攻伐背后的继承制更迭

  任何一件事物,当它违背了大多数人基础认知的时候,其背后一定有某些符合更加深层次的考虑,而昭侯封曲沃一事,必然符合这个规律,下面就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抽丝剥茧,探寻史书中的蛛丝马迹。

  首先,在殇叔篡位时期,史书只说了晋文侯出逃至外国,而没有关于成师的记述。据记载,文侯除掉殇叔的方法是“率其徒袭殇叔”,也就是说突然袭击。殇叔此时作为国君,身边一定拥有非常庞大的守卫,如果想要突然袭击获胜,必有熟悉内部情况的内应,为文侯提供殇叔所有行动的细节和位置,否则难以做到。那么这个秘密联络文侯提供情报的人,必是一个为殇叔所信任,实际上亲近文侯的人。这个人最有可能是成师,他在文侯逃到国外后,假装亲近殇叔留在国内,实际上作为其兄的内线,秘密联络和提供殇叔的动向,忍辱负重等待哥哥回国反戈一击,助其兄把国君之位夺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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