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高士奇清代著名学者。今匡堰镇高家村人。高士奇家贫，在朝廷以打杂为生，高士奇后在詹事府做记录官。康熙十五年迁内阁中书，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高士奇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评析书画，极得信任。高士奇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晚年又特授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死后，被封谥号文恪。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高士奇着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高士奇就这样在康熙的钦赐御祭中为一生画上了句号。回顾他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是从考入太学才踏进仕途，凭的是自身的才学。高士奇平生所受的皇恩钦赐，其荣耀实在令人羡慕。《雍正正朝》中，一幅康熙御书的匾额，就镇住了敢作敢为的四阿哥胤禛，《铁嘴钢牙纪晓岚》中，一把乾隆御扇就宛如可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虽然，今天的电视剧是决不能把它看作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此类情节里所反映的皇权的威慑，却就是历史的事实。因此，这不难看到康熙对高士奇的器重和笃信。  

既然康熙对高士奇如此器重和笃信，那高士奇为什么要二度辞官归田？那他为什么授其礼部侍郎却偏偏要推故而不去赴任呢？这莫非是因为郭琇的弹劾。  

说不是也就不是。其实，高士奇并不惧怕郭琇的弹劾。高士奇自康熙八年入太学，以记翰林院供奉起，至康熙四十二年未赴任的礼部侍郎止。不曾放过地方官，也不曾在京畿直隶执掌过实权。无鸡焉能生蛋？无米岂可煮饭？所以，对于“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这究竟从何说起？郭琇的弹劾听来振振有词，实质不过是耸人听闻罢了。康熙对此弹劾不予理会，高士奇原本可以听之任之。当然，要说是也就是。为只为当时的时代背景错综复杂，犬牙交错。不仅满汉矛盾尖锐，而且太子与阿哥党的斗争日趋激烈。高士奇怎能不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高士奇岂会不曾读过王充用三十年心血写成的《论衡》？书中“累害第二”篇里指出，因嫉妒而生的毁谤，归纳为“三累”和“三害”，最终结论是：“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因此，郭琇的弹劾造就了高士奇激流勇退的理由。  

说到毁谤，其基础就是谎言。在谎言面前，别说一个处于动乱年代的臣子高士奇，就是在伊朗历史上的一代霸主——大流士，他威征四野，睥睨天下，可是他也害怕谎言，甚至把谎客列在干旱之前，居然成了他最害怕的东西。高士奇一个文弱书生，只能对谎言望而生畏。  

谎言果然可怕，可误解和曲解也常给人带来伤害。后世有的史学界人士，把高士奇贬义地称为宠臣，甚至是幸臣。我真为他们的历史识见而深感遗憾，难道他们不领会“不知其人，但观其友”的含义？难道他们把史所公认的千古一帝，一代英主康熙，只是视其为隋之炀帝。宋之徽宗了。  

那么高士奇的一生究竟有什么功勋和业绩？为什么康熙要对他如此超乎常例的器重，关爱和高度评价？真的，也许谁也不可能有根有据地说个明白。看来人们只能从高士奇伴随康熙的二十余年中去推测，这二十余年间是康熙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康熙他——除鳌拜,止圈地,举恩科（博学鸿词科）治黄河，设书房（南书房）平三藩、收台湾、祭孔子、谒孝陵、开海禁、建洋行、抗沙俄、编史书,征噶逆等等。正是这一系列治政方略，才开启了“康干盛世。”  

常伴随康熙身边，有几年甚至是朝夕相处的高士奇，自然是倾注了几多心血。是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康熙领高士奇游畅春苑，过观澜榭时，上日：“尔尚能记此地否？”高士奇答：“尚忆创造大略。”这有如偈语般的问答，使天机稍稍露白。人世间每每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玄义。高士奇一生的功勋和业绩，大概也归属于此间。  

高士奇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得康熙的知遇。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可高士奇受到了康熙御赐的印玺“忠孝之家”(此印在平湖市博物馆)。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高士奇即使在籍赋闲，还不失日理万机的康熙的思念。称其为“故人”，揣摩其“气相”。确实，有谁能会比他更幸运呀！  

高士奇的一生也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古人有言人生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对于高士奇来说，这人生的三大悲哀，他全领受了。确实，有谁会比他更不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