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道光九年（1829 年）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清末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字撝叔、子欠、益甫，号铁三、憨寮、憨尊者、憨居士、冷君、悲庵、悲翁、思悲翁、悲居士、无闷、悲庵、无闷、笑道人、悔素、娑婆世界凡夫等，其书室自名为“二金蝶堂”、“悔读斋”、“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苦兼室” 等。赵之谦曾祖立钟、祖源、父赵守礼、母章氏、兄积庵。赵之谦的艺术天分在其幼年时代就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两岁学书，四岁入私塾，十岁即能题诗作画。生于这样一个外寇入侵、内乱不断的残破不堪的封建王朝末期，赵之谦经历过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这使得他的性格里更多了刚烈之气概。他在政事上关心民间疾苦，勤于政务，先后权知鄱阳、丰新、南城，在任上，“先生殚力赈抚，纤悉不遗”[1]44，以至于忧劳成疾，于光绪十年甲申（1884 年）五十六岁之际任所病逝。在书法上，他以流畅婉丽之笔法，参合上古、中古碑铭刻石古拙之气，篆隶师法邓石如，创造出一种柔丽、研美、灵动、自然的篆隶楷书风。其篆书则更以侧峰取势，参魏碑笔法，发扬了邓石如篆书书风，大大创新了篆书的艺术风格。赵之谦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不仅因为他留下大量艺术杰作，更因为他饱读各家碑刻法帖，而且在金石、书法、绘画等方面参以秦汉玺印、瓦当、金石权量铜币等，师法邓石如、石涛，融汇篆隶真行草之笔法，形成了一种朴茂典雅、雄厚婉丽的艺术风格，成为开一代风气的艺术天才。
一、书学生涯
清末帖学衰微，重振碑学的呼声主导书坛。在这方面，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包世臣、吴让之等等旗帜鲜明地举起碑学的旗帜。而在这些人中间，赵之谦兼具诗、文、书、画、篆印等学识才情，因而能取得比其他人更高的艺术成就。
赵之谦早年聪慧过人，过目成诵，在加上他勤学苦练，师采纵家，融会贯通，因而在清末书坛上其艺术风格焕然一新。赵之谦书法初宗二王，后取法颜真卿（见右图），得其坚实严谨与浑穆从容。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在包世臣等人 “崇碑抑帖”的书法理论影响下，处于此时之境的赵之谦，不甘落人之后，毅然改变取法，转向碑学，主要取法《张黑女》、《郑文公》、《龙门造像》、《石门铭》、《瘗鹤铭》等，而对郑道昭诸碑尤为推崇，赞誊郑道昭为“汉以后第一人”。赵之谦通过饱览各家碑刻法帖，加以融会贯通，在行书上，以他特有的天资悟性和内在情愫，真正融入了真篆隶的古拙熊健的笔法，创造出一种别开生面的“魏体行书”。因此可以说，赵之谦行书“是'碑体行书、'魏体行书’的典范”。[2]与同样取法碑学的书家相比，赵之谦有着更深的领悟力与鉴赏力。在碑学以凝重生辣，豪放苍茫，情绪激露，以朴、涩、拙胜时，赵之谦凭借自己的聪颖和悟性，在碑学的基础上融合了帖学的流畅、秀俊、爽劲、含蓄，以畅、秀、雅、巧而为之。这使他在用笔、结字和布局方面与一般的碑派书家有所不同，更显其舒雅特色，他凭借其才能与悟性，独辟蹊径，在追求金石意趣之外，形成了爽劲、俊逸、雄浑的艺术风格，走出了一条碑帖融合的新路。
二、成就最高的行书手札书法特点
手札书法是古人为实用而书的一种书法形式，也即古代书家写的信，或尺牍。书家在书写的时候大多数很随意，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所以手札更能表现一个书家的功底和修养，也是一个书家内心世界率真的流露，因其“功到天成”，这种书法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等都可以看做是手札书法。此种书法形式更好地体现了书家“无意于佳乃佳尔”的最高境界，往往在这不经意间书写，表达了书法的自然本性，所以手札最接近书法的内在精神。过去的书法家不以手札为作品创作，它是书法家功夫、情趣、悟性的最好表现，更能表现出书法家的最高境界。基于艺术之自由精神之追求，手札在书法艺术中是一种自由感情表露的体现，因而最能代表赵之谦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与人生追求，他作品中最真实、最宝贵的部分也正在于。赵之谦曾评论自己说：“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非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3]从这句自评中可以看到，这不仅是他对于行草书的自谦，而且正是这句“仅能稿书而已”，成就了赵之谦手札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赵之谦的大部分行书手札雄浑洒脱，而且用笔稳健，逆锋平出，頗得心手相应之妙。他留下的大量手札并非他有意而作，而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因而可以说更添了几分自然的情趣。他敏感巧妙地将碑的质朴雄浑之气息融入到流畅俊逸的尺牍书法中，创造出一种结字平中寓奇的艺术特色，这种随机应变、生花妙笔之势令人叹服。因此，赵之谦“在一个崇尚北碑生辣雄强之时风统领的时代下，一反前辈邓石如、伊秉绶乃至晚近的吴大澂之古朴质实的金石味，将流美作为自己的风格基础，形成了道健而婉丽的书法面貌”[2]。
赵之谦的手札行书代表了魏碑行书的最高成就，对于一般学碑者来说，其行书极易走向僵化呆板造作之路，而赵之谦的行书却能避其弊端，将帖学融入其中，成功地开创了清末以后碑学书法的先河，也为当前书法家在碑帖融合创新中提供了参考。赵之谦行书尺牍极大地表现出他对于笔墨的熟练控制和对于字法的深刻理解，吴昌硕评价他的尺牍道：“书法奇，文气超，近世学者不敢望肩背。”赵氏尺牍极大程度地达到了尺牍书法所能达到的挥洒自如、神行一片天地之境界，这是赵之谦毕生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在其它书体，尤其是在应酬之作中难以达到的，而在此却得以完美体现的了无挂碍、自然超脱的艺术升华。与他的其余作品相比，尺牍的实用性非常明确，因而，书写时的随意性就十分明显。他以北碑写行书，沉雄方厚，丰润饱满，富有金石趣味，北魏书行草化这个课题至今困扰着不少书家，而他能把“大刀阔斧、转折僵硬”的魏碑溶入行草书中，更难能可贵，可谓前无古人。他的“魏体行书”体势“气机流宕”，用笔“变化多姿”，以气贯之而得“流而畅” 的气脉，尤其最大限度地加强了点画之间的呼应连带关系，因此，他的行草书最具欣赏价值。例如赵之谦手札一通（见下图，张铁林所藏），观其点画精微之处，顾盼有姿，用笔宛转之时，光彩照人，当为赵氏手札之精品。
再比如吴昌硕早年收藏的赵之谦《朱笔堂判卷》（此卷由吴昌硕哲嗣吴东迈先生捐赠浙江省博物馆珍藏），虽说是公案判决书，却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书法作品。观其字里行间，洋洋洒洒，酣畅淋漓，解衣盘礴，慷慨激昂，略无挂碍，一气呵成，可谓字字珠玑，精彩叠出，真可谓“无意于佳乃佳耳”！难怪吴昌硕先生异常宝爱，并于1908 年端午书五言长诗跋于卷尾，其中曰：“硃笔千万言，霞光耀人目。狂草如张颠，可当格言读。”
三、结 语
作为清末艺坛的艺术骄子，赵之谦一生著述颇丰，有《梅庵集》、《六朝别字记》、《二金蝶堂印谱》、《悲庵居士诗剩》、《章安杂说》等。在晚清的书法艺术史上，赵之谦无疑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无论在书法篆刻和绘画上，他都能另辟蹊径，在书坛上独树一帜，卓有成就，而他的早逝为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的手札书法逐渐被人们所认知，为后来的书法家们在碑帖融合的道路上，留下了一条创新提高之路。赵之谦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以这样评价之：在中年，他已经达到人书俱老的艺术境地。沙孟海先生曾说：“赵之谦一代才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绘画书法、篆刻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4]他仅仅活了五十五岁，如果假以时日，以他精深的学养和功力，必然会有新的建树和更为完美的艺术表现成就。
赵之谦历任江西奉新、鄱阳知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长者奔走投诉，伏阙鸣冤，为亡故妻女刻印造像，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他为官清廉，鄙视官场，早在鄱阳时期，就在信中对友人倾诉：“今日方知作官之术，不出'悲鄙无耻’四字，断非我辈所能。……弟立定主意，总以明来，断不暗去，不贪账，不通私谒，遇事躬亲，不诿诸他人。若仍有把鼻（把柄），为彼拿著，则天命也，不怕也不悔，以此待之；此等官岂人所为哉！”[5]101 字里行间充满了塞乎天地之正气，令人肃然起敬。试问，从古至今中国官场中能有几人？也正因为他有如此高风亮节和无与伦比的艺术，在中国文化史和书法史上永留光辉灿烂的篇章。
参考文献：
原文载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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