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在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了大量的南宋瓷片标本，窑口丰富。经考证，原杭州东南化工厂的地点即为南宋临安城的都亭驿位置所在。其特殊的出土地点，以及出土器物的典型特征，为陶瓷学界长期关注的南宋早期宫廷用瓷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和研究线索。
2009 年上半年，在原杭州东南化工厂的厂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南宋时代特质的精美瓷片标本，且窑口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越窑、定窑、建窑、吉州窑、汝窑、巩县窑以及高丽青瓷等，其中越窑、定窑出土量甚巨。因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距南宋皇城遗址不远，地理位置较特殊，加之出土瓷器内涵的多样性，引发了众多古陶瓷爱好者的浓厚兴趣。由于越窑停烧于南宋早期已被大多数学者公认，加之伴出的瓷器中未见南宋官窑瓷器以及在南宋中后期常见的龙泉青瓷，故将它们归为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应是恰当的。笔者有幸上手观摩了一批标本，并从中对古陶瓷学界一直关注的南宋早期宫廷用瓷的话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今将之撰写成文，以抛砖引玉，草率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出土地点与出土瓷器
原杭州东南化工厂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与上仓桥路交叉口，西临六步桥，再往西即为南宋御街（今中山路）。据吴自牧《梦粱录》［1］卷七《大河桥道》载：“自和宁门外登平坊内曰登平桥。次曰六部桥，即都亭驿桥。”六部桥又有都亭驿桥之称，都亭驿与六部桥的位置极近。《梦粱录》卷十《诸官舍》云：“左右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使签书府，俱在南仓前大渠口。侍从宅，在都亭驿。”说明这一带为南宋时期政府衙门及核心机构的汇集之所。而《梦粱录》卷十《馆驿》则更进一步说明了都亭驿的位置所在及其功能：“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又经与《咸淳临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图》［2］（图一）对查，基本上可判断原杭州东南化工厂的地点即为南宋临安城的都亭驿位置所在。
图一 《咸淳临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图》
都亭驿，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北宋时在东京汴梁就已设立。据史料记载，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正式建立了和平外交关系，自此确立了互派使节的制度。都亭驿在当时是北宋王朝招待辽使团的国宾馆，也是东京最大的驿馆，有房舍数百间，辽使臣可在驿内进行商品交易[3]。南宋自绍兴和议（绍兴十一年，即1141 年）后，宋金不仅恢复了互派使节制度，还将此作为正式合约内容写入宋朝的誓书中，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丧事等吉庆丧哀之时，两国都定期互派使节，且不受战争的影响，而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多派使节往来，尽量和平解决纠纷和争端［4］。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己酉条：都亭驿成”［5］的记载，都亭驿的建成使用时间得以明确。在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后，南宋根基基本稳固，遂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都亭驿作为国家重要机构，理当优先考虑。查阅史料可知，南宋时期的都亭驿功能十分广泛，不仅皇帝在此宴请大臣和金朝来客，也是大臣们相互宴请处[6]；不单外交使节在此住宿，就连外地的大将、大臣初来京城，若一时找不到住处，都亭驿亦可提供住宿，如南宋初期的名将刘刚来到临安时，就暂居在都亭驿［7］。
了解了该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们便不难理解此处为何会集中出土如此丰富且质量上乘的南宋各窑口瓷片了。出土器物中以越窑、定窑数量最为众多，其他如建窑、吉州窑、汝窑、巩县窑以及高丽青瓷也有一定数量或少量出土，以下笔者将所见各窑口的代表性瓷器标本作简要介绍。
1. 越窑
出土的越窑瓷器有碗、盘、盏、壶、盖罐、钵、炉、长颈瓶等，均为传统越窑釉色。基本采用垫圈垫烧，装饰手法主要有划花和刻花两类，也有印花、镂空、堆塑等，纹饰有莲瓣纹、荷花纹、菊花纹、兰草纹、婴戏纹、牡丹纹、波涛纹、摩羯纹、龙纹、凤纹、花鸟纹等，题材广泛，线条流畅，技法娴熟 ( 图二至图十)。少量标本还带有釉下或釉上刻款，如“御厨”、“后苑”、“殿”、“贵妃”、“慈宁殿”等（图十一至图十六）。
以往人们对越窑的认识是越窑在北宋中晚期已衰亡，而对于南宋越窑的认识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即没有一处越窑遗址能被确定为南宋时期。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寺龙口窑址的发现与发掘，得知越窑的烧造历史延续到南宋时期。寺龙口窑南宋时期烧制刻划花青瓷与乳浊釉青瓷两类产品，前者虽为越窑传统釉色，但与北宋时期的产品相比风格差异明显，较易判别，另外其刻划方法及纹样与北方定窑、耀州窑的刻划花瓷器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则是以往所未见，古陶瓷研究界普遍认同这类产品与河南汝窑有一定关系。
将出土的越窑标本与寺龙口越窑窑址南宋早期地层出土标本比对，所有器物均能一一对上号，表明应该就是当地的产品，这也与文献记载吻合。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这批越窑产品的产地为慈溪寺龙口。
2. 定窑
出土的白瓷似可分为两类：一类釉色白净，胎质紧密，制作精致，为典型的北方定窑产品；一类釉色偏黄，胎质相对于前者疏松，类似过去学者所谓的“南定”产品。两类器型均以日用的盘、碗、罐为主。定窑产品以白釉为主，装饰手法中，刻划花和印花的数量都很多。刻划有萱草纹和荷花、荷叶的，均为定窑常见的装饰纹样；多单面刻划，也有少量双面装饰的，线条流畅。印花类题材比较丰富，有海水鱼纹、凤纹、螭纹、龙纹、飞雁纹等。无论刻花还是印花均制作精美，堪称定瓷中的上品（图十七至图二十五）。有少量刻款标本，包括釉下和釉上刻款，如“苑”、“殿”、“尚药局”等（图二十六、图二十七）。一些盘碗器皿的外壁还涂有一层暗红色的漆，且所有上漆的外壁均为素胎（图二十八至图三十）。笔者还见到两件黑釉碗，胎体轻薄，釉色黑亮，釉施至近圈足处露白胎，胎质坚致细腻（图三十一、图三十二）。
3. 其他窑口
（1）建窑：出土一些黑釉茶盏，胎骨紧密，釉色黑亮，属常见的建窑产品，个别底部涂有黑漆或刻有“供御”款（图三十三、图三十四）。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一件器身带有结晶斑点的茶盏，蓝紫色的不规则斑点熠熠生辉，宛若新作，令人称绝。其因曜变而生的艺术效果丝毫不亚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的同类作品，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建窑茶盏中呈色最上等之产品（图三十五）。
图三十四 建窑茶盏底部涂黑漆
图三十五 曜变天目
（2）吉州窑：同为茶盏的吉州窑产品，虽然质地粗松，但与建窑独创的油滴、兔毫及曜变天目等神秘釉色不同，其创新的木叶纹及剪纸贴花类的作品，别有一番风雅情趣，让人耳目一新。出土的几件茶盏及罐类器皿，黑、褐釉上以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斑等作装饰，均为典型的吉州窑风格产品（图三十六、图三十七）。
图三十六 吉州窑梅瓶残片
图三十七 吉州窑茶盏
（3）高丽青瓷：就笔者所见的几件高丽青瓷标本，有茶盏、鸳鸯形砚滴以及梅瓶类型的大器残片。装饰方法既有素面也有阴刻、阳刻等高丽青瓷于12 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纹样及象生器形（图三十八、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 高丽青瓷梅瓶残
图三十九 高丽青瓷鸳鸯形砚滴
（4）此外，笔者还见到几件汝窑及巩县窑绞胎器残片，因数量极少，这里不再展开介绍。
由出土瓷器引发的思考
1. 对南宋宫廷所用定窑白瓷的探讨
在宋代众多窑口的瓷器中，定窑白瓷为宫廷所用的记载相对于其他窑口的瓷器而言应是最多的。尽管有史料记载表明［8］，在北宋晚期定窑瓷器因芒口而被排除在宫廷用瓷之外，但随着宋室南迁，定窑在南宋宫廷中重新又受到喜爱和重用。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几次提到宫廷陈设中有定窑瓷器［9］；南宋太平老人的《袖中锦》还特别记录了当时世人所称的一些“天下第一”，其中就包括“定磁”［10］。定窑白瓷在南宋京城临安大量出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上述的一些越窑产品纹饰及器型有明显对定窑产品的模仿痕迹，也进一步说明定窑瓷器在南宋宫廷受喜爱的程度。
有观点认为临安城出土的定瓷应属北宋制品，可能是宋室南迁的携带之物。笔者以为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试想，宋室南渡之时一路有金兵追赶，包括高宗在内的皇室成员连自家性命都难保，在如此狼狈的情形下，谁还会在乎仅仅只为日常吃喝所需又极易破碎的瓷器呢？更何况这些具备了北宋末至金早期定瓷特点的产品在南宋京城的出土量并不少，这就更难认定它们属于南渡携带之物了。据《大金集礼》卷九载，天眷二年（1139），以“定器一千事”为金朝公主的礼物［11］。说明在北宋灭亡后，定窑的生产未受太大影响，仍保持着较一般窑场为高的品质，并依旧作为供奉为朝廷使用。定窑近年的考古发掘亦表明，金早期定瓷的确延续了北宋晚期的高品质生产，包括“尚药局”、“尚食局”款的产品，进入金朝后仍在生产。
也有观点认为在宋金对峙的局面下，不可能有如此大量的北方产品来到南方，结合清代陶瓷书籍有“南定”的记载，推测在南宋疆域出土的定瓷中绝大部分应为南方白瓷窑场烧造。
这里有必要稍稍展开话题，谈一谈宋金之间的贸易往来。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后，于第二年即在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等地设立了多个榷场，作为南北货物交换中心，进行官方课税管理下的贸易（绍兴十二年的确是百废待兴之年，许多机构都在这一年建立，文章开头提到的都亭驿亦于该年建成）。但在丰厚利润的诱惑下，人们寻找更多的渠道，从长江、淮河或海上进行走私。据相关史料反映，从事走私贸易的，有大小资本的商人，前线的军官，出使的官员，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作为出资人身份的贵族乃至朝廷官员。文献记载双方贸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其中必然包括定窑瓷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了大量宋金时期的瓷器，其中就有定窑产品。
事实上，从南宋窑址考古发现的白瓷产品，其品质难与定窑并论。故笔者坚信，临安城出土的这些与定窑近似度极高的产品就产自定窑。
2. 关于部分出土定窑白瓷上漆的问题
在东南化工厂出土为数众多的定窑白瓷中，有少量盘、碗类日用器皿的外壁涂有一层暗红色的漆，所有上漆的外壁均为素胎，内壁施有匀净的白釉，有的为素面，有的则有纹样装饰。外壁为素胎表明这类瓷器是刻意定制的，其用途就是为了涂漆，素胎可增加漆与胎表的结合度，使上过的漆更加牢固。笔者曾就此问题咨询过有关专家，了解到在北方出土的宋金时期定窑产品中未曾发现有上漆现象。
经查找相关资料可知［12］，给瓷器上漆应始于唐朝。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两件秘色银棱平脱瓷碗，系将金银平脱工艺运用于瓷器上，即在秘色瓷上贴金银，再涂漆，这在我国浩瀚的文献和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均属首次发现，弥足珍贵。但这与原东南化工厂旧址出土的上漆定器的情况不同。类似的情况只见于几百年之后《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的相关记载［13］，在清雍正官窑中有上漆的瓷器，当时或许是因为漆器不足，遂由瓷器外壁上漆作为替代品。档案还刻意说明了上漆的瓷器外壁未施釉。
我们知道北方不产漆器。绍兴三年（1133）、乾道七年（1171）都曾有“漆货”入北界的记载［14］。漆器是江南的产品，且于各地广泛制作。浙江漆器在北宋中期以后尤其获得颇高的评价。《袖中锦》书中将浙漆与定瓷、端砚、监书、内酒等同列天下第一的产业［15］，笔记小说中也常见“温州漆器铺”为名号的商店［16］。从考古资料所见，南宋漆器上不乏书有杭州、温州、江宁、湖州、常州、潭州等产地名。可以推测，给这类瓷器上漆应该就在杭州或附近完成。而在当时属于金朝统治区域的定窑产地定制这批外壁为素胎的产品，是作为类似清宫廷替代漆器使用还是有其他的特殊用途，尚需要更多的史料及相关实物进行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南宋早期，宋金两国间的互赠礼品及贸易往来确实超出过去传统的认识范畴。
3. 关于南宋越窑中的类汝窑乳浊釉产品
在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众多南宋越窑标本中，几乎未见类汝窑乳浊釉产品。结合寺龙口发掘报告称：“乳浊釉产品器形和釉色都达到合适的标准的较少，往往生烧或过烧，说明窑工还未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此时还处于初期和试制阶段。” ［17］笔者认为，寺龙口仿汝窑产品在南宋早期尚未作为成熟产品批量进入宫廷使用，后随着京城重设的南宋官窑的烧造成功，宫廷没有必要再舍近求远，从而放弃了这类产品的生产，这也是类汝窑产品无论在窑址还是京城出土量都不大的原因。毋庸置疑的是，越窑窑工们尝试用不同的胎釉和窑炉来恢复深得高宗青睐和怀念的汝瓷，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为其后南宋官窑的重设打下了技术基础。
4. 关于高丽镶嵌青瓷的生产时间
我们注意到，南宋临安城时有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在原东南化工厂的出土物中几乎未见。过去，韩国及日本有部分学者依据出土于高丽王朝仁宗（1123-1146）长陵的青瓷遗物中没有发现镶嵌青瓷以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对此也无记载为由，提出高丽青瓷的镶嵌技术产生于12 世纪中期的说法［18］，此论一直因为论据不足而未得到充分认可。如果这批出土物确为南宋早期的产品，那么这倒恰好可以作为镶嵌青瓷产生于12 世纪中期的一个论据。
5. 曜变天目在南宋临安城遗址出土的意义
在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瓷器碎片中，建窑产品的出土量并不多，而其中一件曜变黑釉盏虽残缺不全，却颇为引人注目。这件黑釉盏残件，经过拼对之后，大约保留三分之二，基本可窥探器形的全貌，尤其是断面部分，清晰可见。盏口径12.5、高6.8 、底径4.2厘米，口沿外侈，圆唇，碗壁束口处有一道明显的折棱，斜弧腹，腹部较深，碗心稍平，矮圈足，挖足浅，外足墙垂直，足心较平（图四十）。露胎及断面的胎体呈色乌黑，胎骨紧密，口沿釉层较薄，釉色稍浅，接近底部釉层加厚，有聚釉、流釉现象，釉不及底。整体釉色乌黑光亮，难得的是，碗内壁布满光彩夺目的曜变星斑纹，蓝紫色的光晕包围着形成圆点状的大大小小的黑釉，恍若黑夜中的朵朵霓虹，闪闪发亮。曜变从口沿一直延续到内碗心底部，而外侧碗壁的曜变纹则稀疏开朗。
图四十 曜变黑釉盏线图
众所周知，黑釉茶盏在日本被称之为“天目”，是日本禅僧学习中国茶道的重要道具。而曜变天目因为是世上罕见之物，在16 世纪初期的日本史料《君台观左右帐记》（这本书是足利将军的朋友们对他收藏的唐物进行评鉴的记录）中就被标榜为建盏中的无上神品［19］。目前所知曜变天目的传世器仅为3 件，均在日本，分别珍藏于静嘉堂文库美术馆、京都大德寺龙光院和大阪藤田美术馆[20]。它们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并被放入特制的保险库内，隔几年才会定期公开展出。而其中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的曜变天目盏, 更被誉为“世界第一名碗”。
曜变的效果是偶尔生成的，十分罕见。而如此罕见的曜变天目盏在南宋临安城遗址首次发现，虽为残件，意义却非同一般。近期，亲眼所见且上手过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曜变天目盏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先生观摩了此件曜变天目盏残件之后言：两件曜变天目盏相比，原东南化工厂所出盏的光泽度强，从断面看胎质结构也更为密致，手感轻于静嘉堂所藏。并告知笔者，在建窑遗址只发现过零星的、个别的类似曜变天目的极小碎片，从质量上看窑址出土的零散残片无法与这两件曜变天目相媲美。而同样上手过这两件曜变天目盏的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也介绍说，静嘉堂的曜变天目是有明显使用痕迹的，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这件曜变天目残件则恍若新品，未见使用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件稀世之宝未经历茶水的洗礼？这恐怕会是个永远的谜题，同时也将留给后人无限想象的空间。
结 语
南宋宫廷用瓷的多样性，已被近年来临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中不断出土的丰富多彩的各类瓷器标本所印证。而南宋早期宫廷用瓷的状况，因涉及宋室南迁、官窑制度重建等历史背景，面貌不甚清晰，一直为陶瓷研究者所关注。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瓷器标本的出土，无疑为我们了解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户。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瓷器中独不见南宋官窑瓷和龙泉窑青瓷，这是否可证明南宋官窑的设立时间稍晚于此时？或者，南宋官窑早期生产的目的是为祭祀礼器之用而非日常用瓷；而作为南宋贸易瓷中数量最大的龙泉窑瓷器，在临安城遗址考古及城市建设中时有发现，但在原东南化工厂工地中并未出现，是否龙泉窑青瓷作为南宋宫廷用瓷的时间要稍晚于其他窑口的产品？
这批原东南化工厂出土的瓷器，品质之高大都超过窑址中的同类产品，有的产品甚至在窑址中也未见。当然，此次的发现仅仅是南宋早期宫廷用瓷的一个缩影，但由于其特殊的出土地点，典型性不容忽视，而从中释读到的信息，也引发了我们诸多的思考。瓷器，仅仅是当时宫廷生活的一项物化载体，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到南宋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诸多现象。
注释
［1］ [ 宋] 吴自牧：《梦粱录》，《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
［2］《 咸淳临安志》（宋刊清刻抄配本）卷二《皇城图》，《临安三志四》，华宝斋，2002 年。
［3］ [ 宋] 孟元老等著，周峰点校：《东京梦华录》卷之二、卷之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
［4］同[3]，卷之六。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四库全书文渊阁电子版。
［6］《 宋史》卷 119《志》第七十二《礼二十二·宾礼四》“：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中华书局，1999 年。
［7］《 宋史》卷 366《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刘!传》，中华书局，1999 年。
［8］ [ 宋] 叶寘：《坦斋笔衡》卷第二十九《窑器》，辍耕录本。
［9］ [ 宋] 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挑菜条”、“赏花”条，四库全书文渊阁电子版。
［10］［ 15］[ 宋 ]太平老人：《袖中锦》卷一，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11］ 见《大金集礼》，四库全书文渊阁电子版。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223 页。
［13］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艺术家出版社，2000 年，第218、221 页。
［14］ [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七册《刑法二》之“一○七”：“（绍兴）三年十月二日禁客人以箬叶重龙及于茶篰中藏筋鳔漆货过淮，前往外界货卖⋯⋯”《刑法二》之“一五八”：“（乾道）七年⋯⋯唐、邓州收买水牛皮、竹箭杆、漆货，系荆襄客人贩入北界⋯⋯至如竹箭杆、漆货，皆北所无⋯⋯”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中华书局，1957 年。
［16］ 见《梦粱录》卷十三“铺席”及《都城纪胜》之“铺席”，《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359 页。
［18］ [ 韩] 郑良谟：《高丽青瓷》，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19 页。
［19］ 见日本东北大学所藏的狩野文库版本《君台观左右帐记》，收录于千宗室编撰的《茶道古典全集》第二卷第四回配本，株式会社淡交新社，昭和三十三年（1958）发行。
［20］ 见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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