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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美国直肠癌的发病率曾经比我国还高，但是近20年来美国直肠癌发病率每年下降达到3%，大肠癌的死亡率也逐年以近3%的比例下降。相比之下，在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已经增长至27/10万，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中。在上海，大肠癌的发病率已经位列第二位。
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究其原因，美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肠癌的早期预防诊治。调查表明，美国大肠癌死亡率的下降，35%是由一级预防（病因预防：健康的饮食结构、合理的运动）带来的；二级预防（早期的筛查普查）起到53%的作用；因为得到恰当的治疗得以缓解的比例仅为12%。
2007年我院与上海市科委合作的一项大肠癌筛查项目中，在对七宝社区（10万人）的筛查普查中，发现通过合适的筛查途径，不少患者的早期癌和癌前病变被“揪出来”，通过手术等方式处理，进而及早减少大肠癌的发生。
在上海市政府将大肠癌筛查列为重大公共服务项目后，至2015年底，该项目已累计筛查250万人，其中发现2100余位癌症患者。越早期的患者接受大肠癌根治术的可能性越大。在这2100多个癌症患者中，Ⅰ期肠癌患者占比50%，一般只要进行根治性手术，不需要后续放疗或化疗，就能达到95%的生存率，基本实现治愈可能。而相比之下，在入院的肠癌患者中只有10%是Ⅰ期的，占比非常低。
在大肠癌筛查项目一开始对9万个市民肠镜筛查中，发现有16000余位患者有大肠息肉，将这类患者进行息肉切除术将可能减少3000多个大肠癌发生机会。这些数据都说明了早期筛查能对预防肠癌早期病变以及预防早期肠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建议，没有家族史和肠病史的人从50岁开始应当每5年做一次肠镜并保持每年进行大便隐血的检查，而对于有肠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每3-5年就要进行一次肠镜检查，以警惕肠癌的发生。
4、有大肠癌家族史者;
5、肠息肉、长期结肠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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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的传统治疗模式中，大部分医院是“各自为政”的分科体系。病人首诊选择哪个科室就在哪个科室治疗，往往得不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再加上各个科室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沟通渠道，有时一个病情复杂的病人一个科室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重新挂号换一个科室再次进行就诊，不但耗费了金钱和时间还可能耽误了病情，大大降低了治疗效率。
在上世纪90年代，多学科诊疗模式（简称MDT）诞生了。顾名思义，这种医疗模式是众多科室的权威专家（放疗科、化疗科、病理科、影像科等与肿瘤疾病相关的科室）在同一时间就同一病例进行讨论，提出各自领域的观点，讨论意见一致后患者最终得到一份科学、规范、合理的最佳治疗方案。
这对于患者来说，一是从在众多专家的会诊过程中心理得到了安慰，再则是的确是获得了最佳治疗方案。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是一组病而非一种病。外科治疗结合化疗、放疗和生物治疗以及其他新技术等综合治疗的应用相对于过去的单纯外科手术治愈率上升了20%左右。
如果说，肠癌的治疗是一场“攻坚战”，多学科会诊就是不同科室的医师则需要根据“敌人”的火力配置、地形地貌、武器配备，制定“作战方案”，规范和原则是“固定”的，但个体情况却是不尽相同，需要有针对性地安排武器运用顺序，实现最大程度的打击。
MDT虽有那么多益处，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MDT往往针对一些相对复杂的病例。因为有些病例很简单，比如升结肠肿瘤，肿瘤的病灶也不是特别大。如果病情一目了然，不需要其他治疗方式支持，那么即可直接治疗。但如果这列患者还坚持要做MDT多学科会诊，则是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所以，MDT多学科会诊就是在医学领域的合作，对于单一、简单的肿瘤疾病的效率并不高，而对于相对复杂的疾病，多专家的意见能够达到了“1+1>2”的效果，对患者的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委、上海市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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