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国家的能力是一种神圣的本质、一种天才，或者是特殊的天资，如同写诗、作曲、严谨的发明。极其聪明的民族缺少这种天资；反之，干起科学、艺术工作相当愚笨的民族则十分拥有这种天资。雅典人尽管有无限的洞察力，却不会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创建国家；而罗马和卡斯蒂利亚，智能禀赋很差，却铸造出两个庞大的国家结构来。
如果能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创建国家的能力元素，肯定非常有趣。但是，眼下这个时候，只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就够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领，不是一种理论知识，不是什么丰富的想象力，不是什么宗教性质的深刻而有感染力的激情。
好了，领导方法不是简单地说服，也不是简单地强迫，而是二者绝妙的混合。精神上要控制，物质上要有必须的保障，二者紧密结合，贯穿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很遗憾，我不能苟同当代和平主义者对武力的厌恶态度。如果没有武力，就不会有过去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切；如果将来我们把武力排除在外，那么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一个混乱的天下。但是，如果只讲武力，的确，应该建设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
孤立地使用武力可以铸造出一些短命的、没留下任何历史划痕的伪造加入统一体的国家。那些昙花一现的民族混合体与真正的、从本质上加入统一体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难道还不明显吗？请把成吉思汗或者铁木真治下的庞大蒙古帝国与古罗马帝国以及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下吧！在一个用武力统治的等级社会里，像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是不可被超越的。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或者拿破仑一世，如果与成吉思汗排列在一起，他们能算老几？成吉思汗是鞑靼的可怕天才，是非凡的游牧民族领袖，他征服了半个世界，携带着缝制的帐篷，在草原上，从远东走到高加索山脉。与可怕的成吉思汗相比，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也就是救世军的宣传员罢了。但是，鞑靼帝国的寿命仅仅等于成吉思汗的寿命：这位铁匠把生命铸在宝剑上了。反之，恺撒大帝的事业绵延几个世纪，影响西方近千年。
在任何一个民族真正加入统一体的行动中，武力具有次要性质。推动和支持这一行动的主要力量，是一个民族信念，是一个令人神往、共同生活的设计。对于各个民族共处的问题，我们拒绝任何静态的理解，而要善于动态理解。人群不会无缘无故地生活在一起的，因为都有缘故。那种先验性的联系仅仅存在于家庭之中。融入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群体，总是为着什么而生活在一起的：各民族形成一个有企图、有愿望、有极大好处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不是为聚而聚，而是为着共同做事。罗马四周的老百姓被罗马军团征服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感觉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嫁接到这棵拉丁大树上了。老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是罗马要办大事业的声音，人人都可以加入其中；罗马的计划是把天下都组织起来；罗马拥有高级的法律传统，有令人钦佩的行政管理制度，又有从希腊接收过来让生活更光彩的智慧宝库；罗马拥有一个各种新颖晚会和更为快活享受的节目单。罗马一旦放弃这些迎接未来的计划，这个帝国就瓦解了。
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存在的因素，不是昨天，不是过去，不是传统财富。我在前面说过了，这个错误产生于家庭、本土、祖先，总之是在过去寻找国家的起源上。国家的成立和生存，需要一个迎接明天的共同纲领。
关于武力问题，确定武力的任务并不困难。无论两个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多么需要和深刻，总会有个人利益、种种古怪念头、卑劣行径、强烈的感情与民族融合对抗，而更为强烈的对抗力量来自社会集体的偏见，它扎根在被征服民族的心坎上。依靠摆道理的方法说服人家是无济于事的。克服上述障碍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武力，武力是历史用来切除障碍的伟大外科手术。
但是，武力的任务必须是次要和辅助性质的，因此绝对不可轻视。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有过一场败坏武力名声的负面宣传。其根源深刻而微妙，主要来自现代文化的下层百姓。宣传的价值比较有限，是临时性质的，有待改进。原因是欧洲关于什么是武装力量，有一种骗人的看法成功地引导了公众舆论。这种看法把武装力量说成残留在人类身上的野蛮兽性，是非人道的东西。武力变成了文明精神的对立面，或者极而言之，武力是品格低下的精神表现。
《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 》， (西) 加塞特著，赵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
好心的赫伯特·斯宾塞通俗而真诚地表达了对自己国家和时代的看法，他用“实业精神”来反对“好战精神”，断言：与“好战精神”相比，“实业精神”绝对是个进步。如此的表达方式让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感到浑身高兴，但是，我们应该对这种说法加以严格的修正。实际上，它远离真实情况。干实业的“道德规范”，就是说，对实业活动起着支配、主导、提供灵感和营养的整个思想感情、行为规则、评价尺度，在道德和活力上要比战士的“道德规范”低下。追求利润的原则统治着干实业的人们，而军队的诞生来自爱国热情。在干实业的人群中，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是契约、合同，就是说，是局部、外部、机械性的承诺，而军人群体是荣誉和忠诚这两个高尚准则让大家团结起来的。指引实业精神的是小心翼翼地规避风险的努力，与此同时，尚武精神源于天生的冒险愿望。总之，二者的共同点是纪律，发明纪律的是尚武精神，通过教育，纪律传到了普通人身上。
如果把现在实业家的生活方式（当代达到了顶峰）与当代军事组织加以比较（意味着尚武精神的衰落），是不对的。让现在的军队感到厌恶和蔑视的，正是实业精神操纵和组织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军人就是被工业主义扭曲的武士。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年4月27日–1903年12月8日），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请想一想：要想拉起一支优秀的军队，需要积累多少热量、多少高尚的品德、多少天才人物、多少生命力吧！为什么不把此事看成是在人类精神领域中最为神奇的创造物之一呢？武装力量不是野蛮的暴力，而是精神力量。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宣传目的不肯承认上述道理，但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不错，武装力量不是理性的，可是理性并不限制精神啊。在精神领域，比理性更深刻的还有别的力量，其中有在军事行动中闪现的威力。这样一来，如果好好分析一下，武器的作用，如同一切精神作用一样，表现出占据优势的说服性质。
严格地说，并不是军队用来打垮敌人的暴力才产生历史效果的。战败的民族很少会在战斗中耗尽自己的抵抗力。胜利的到来，除物质因素，更多的是模范精神，是说明了胜利一方军人的高素质，这象征着、意味着，锻造这样军队的民族在历史上的高素质。只有对人性有一种武断看法的人才会给下面的断言扣上胡说的帽子：罗马军团就像任何一支伟大的军队一样，制止的战斗远远多于点燃的战火。一次战斗中赢得的声誉可以避免多次战斗，这不仅是因为害怕体力困难，还因为敬畏胜利者的命大。处于长期作战的野蛮民族，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建立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及一个令人尊敬和有威望的全国武装组织。
一个民族走在如此大相径庭的方向时，应该感到自己的荣誉是与军队密切相连的，并非因为军队是用来惩罚外来侮辱的工具：这种荣誉是外部的、空洞的、对外的。重要的是老百姓要清醒：自己军队的完善程度要以令人惊奇的精确度测量出民族道德和生命力的价值。对自己军队的无能和腐败毫无感觉的民族，原因在于这个民族身患重病，没有
因此，尽管武力在伟大的民族加入统一体过程中仅仅起着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却离不开我在前面所说的神圣灵感，富有创造性的帝国各民族拥有的灵感。那令人向往的共同生活纲领的制定者本人，始终知道锻炼一支模范军队的能力立足于地球之上。必要性，因为军队属于共同纲领的一部分，是有效果的象征物和无以伦比的宣传工具。
用上述思想来观察，如同站在一座瞭望台上俯瞰人间，现在让我们从几乎是环宇之上，看看西班牙的现状吧！（完）
（本文节选于《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 》， (西) 加塞特著，赵德明译，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经出版社允许刊发，编辑：豆姑娘，文章标题及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介绍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西班牙文化发展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堂吉诃德的冥思》《现代题材》《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群众的反叛》等。
内容简介
《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是西班牙著名思想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生前此书已在西班牙国内再版五次，并在西班牙高等教育课程 里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借助历史哲学方法，梳理西班牙和欧洲的制度路径，并试图找出现代西班牙积弱不振的症结所在。该书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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