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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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忆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提前毕业留校，1960至1973年在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任教13年；自1973年在我驻法国、卢森堡和乍得使馆任外交官（随员、二秘、一秘）14个春秋；回国期间在外交人员服务局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行政管理部副主任、外交学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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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往往是那样的遥远、陌生，那是另一个世界；又是那样亲切、感人，与我家每个人息息相关。
在湖北金牛老鸭泉柯家湾柯家祠堂供奉的柯逢时画像
我祖父柯逢时（1845-1912），湖北大冶金牛镇袁浦老鸭泉柯家湾人。据鄂州近代名人辑要，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西巡抚、兵部侍郎、督办八省膏捐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湖北铁路协会名誉总理，一生喜著书、刻书、藏书。
祖父柯逢时光绪三十一年在宜昌三游洞的石刻题词
据网上资料，光绪三十一年（1905），柯逢时年过六十，奉旨管理土药统税事宜，亲赴宜昌开设土药统税总局。当年六月，他与傅弼卿、黄绍第诸人冒雨游访三游洞，归后作诗一首。诗云：
洞府凌虚突兀开，访碑联骑雨中来。
文章自古多憎命，天地何心不爱才。
万里炎荒垂老别，一门风雅胜游陪。
漓江泛罢牂江接，头白今年放棹回。
2004年，作者在宜昌三游洞祖父柯逢时的石刻题词（造物同游下面）前。
2004年，我专程去宜昌寻找祖父题词，受到三游洞负责人的热情接待。我拍下祖父柯逢时在宜昌三游洞的石刻题词。事后，宜昌市外事办还将石刻题词拓给我，以作纪念。
景德镇浮梁县衙前，地面上有展示各时期历史的巨幅瓷砖长卷。清朝一段有祖父柯逢时上书建议开设瓷器公司、发展瓷业的相关记载。
父亲柯岳生在银行当文书，会诗词歌赋。母亲陈绣文出嫁前，是位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她劝父亲捐田以兴学，家尚有零星房产，过着殷实生活。母亲生下二女一男，享受天伦之乐。
八年罹难 乱世出生
好景不长，日寇侵华，逼近中原。为了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1938年，父母和外祖父别离祖母、外祖母和两岁的二姐，带着其他孩子们逃难到重庆，以为是暂别，谁知蹉跎八年！
到了重庆，日寇飞机不停骚扰轰炸，家中行李散失。1939年5月，日寇连续数日大轰炸，导致数千人拥挤、窒息、惨死洞中，史称“五·三” 、“五·四”大惨案。我们如果进的是这个洞，也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为了谋生，父亲一狠心，在兵荒马乱之年，告别正怀着我的母亲，只身到桂林工作，在一个西药房当会计，不想病逝他乡。
1939年12月，我在日寇的飞机轰炸声中呱呱坠地，成为遗腹子，又称“墓生”。父亲临走前曾说：“生儿取名渝渝，生女取名愉愉”。我尚未出生就丧父，何来愉？母亲给我改名“忆”。
父亲走前，把家小托付给他战乱中认识的一个姓于的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竟趁火打劫，盗走我家装着首饰的小提箱——全家的活命钱！然后逃之夭夭。这是从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夺食啊！
外祖父陈厚珊（1884-1943）
母亲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病痛，到补习班学习会计和速记，考取在金刚碑的正中书局，仅靠做会计的微薄工资糊口，几至断炊。外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留下孤儿寡母一家七口！
四岁入学的小娃娃（作者）
1944年初，挨到我4岁，因无人照看，险些走失，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哥哥姐姐们上学了。记忆中的学校叫桂花园小学，名字好听，校舍也好看，建在山坡上，墙是粉色的，篱笆上爬满了紫色的喇叭花。少年不知愁啊！
母亲拖儿带女，常进防空洞。有一次，很长时间不解除警报，大家饿了，回家吃饭。没想到日机来了，扔下炸弹！我们的屋顶和窗户被震破，一个炸弹掉在屋外的稀泥中，幸好没有爆炸，险呀！
日寇侵华整整十四年，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5年8月15日，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亡国之恨、流亡之苦，总算熬到了尽头。
抗战胜利后没有了一家之主的全家福：父亲柯岳生（柯榕，补上的大照片）从左到右，前排：柯忆、祖母柯黄氏（黄金莲）后排：二姐柯恂、兄柯孟陶、老大姐柯翼如（柯祥）、母亲陈绣文、大姐柯誾
母亲迫不及待地带领全家乘船回武汉。在木船上打地铺，每人只有一小块地方，用粉笔划界。在船边大小便，不小心，木船一颠簸，很容易掉到滚滚的长江里。到宜昌后转乘大轮船，除夕夜，船驶进武汉关。夜幕中，看见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楼影，大家欢呼雀跃：到家了！
记得妈妈带我去见家家（姥姥），走进一间黑洞洞的小屋，一张桌子下面还有一个地坑，姥姥一个人就在这里熬过漫长的岁月。她还冒险为新四军的女儿陈锦文、女婿刘西尧买过通行证。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叫了一声“娘！”那是别离时隔七年后的第一声呼唤啊！
我们武昌的老家在沦陷时被日寇强占作司令部，自住房和大部分房产被美机炸毁。抗战胜利回乡，殷实美满的家空剩下老的老、小的小。侵华日寇使我们骨肉离散、家破人亡！
而我家的命运只是中国无数老百姓遭遇的一个缩影。母亲首先安排所有的孩子上学，先后也耽误半年。1946年2月，我进了武汉市三十二小学。母亲积劳成疾，痨病复发吐血，家里没有劳动力，生活困难，母亲却不让我们辍学。
解放初期，家家（姥姥）、母亲和二姨陈景文、二姨父刘西尧合影。
在新四军打游击的二姨、姨父传来快解放的消息，全家翘首以盼。
红旗插上黄鹤楼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武汉解放。古老的江城上空荡漾着期盼的歌声：五·一六，咱们出了头，革命的红旗插上黄鹤楼，武汉的人民翻了身，苦难的人民有了自由！
解放后，新中国自立于国际之林。1950年，美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把侵朝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唇亡齿寒，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我们小学生糊纸袋、捡废品，攒零用钱捐献支前。我的小舅舅陈熹文参干。全国同仇敌忾，志愿军浴血奋战，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帮助朝鲜打退了号称联合国军的美国“纸老虎”。
抚育我的摇篮
武汉市一、二女中
1951年2月和1953年9月，我以优良的成绩先后考上武汉市一女中和市二女中（后改名十六、十七女中）两个重点中学，读初中和高中。那是多么生机勃勃的校园啊！那是何等积极上进的一群青年啊！
武汉四季分明。冬季，天没亮，我就出家门，踏着齐小腿的白雪，奔向学校，为的是早点到学校去做好事，打扫卫生。夏季，热得似火炉。晚饭后，居民们在门前洒水，搬出竹床，在露天过夜。我们也在楼顶的平台上洒上水，学习和乘凉，直到能入睡再下楼。考试期间，我跑到市图书馆复习功课，头上的电风扇吹着，却止不住脸上的汗掉到书上！尽管天气恶劣，武汉的学生却很用功。我们努力学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记得初三，我担任生理卫生课代表，把复杂的血液循环记得乱熟，给同学们解释，讲得口干舌燥。我们按家庭住址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起名“卓娅小组”，把哥哥画的卓娅肖像挂在墙上。跨校组织植物组、滑翔模型组……
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书籍，特别是苏联的小说。我把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书店里，并试着写诗著文。翻阅旧物中，有个“记者团长”的标志，不知什么场合被任命的临时工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中、苏英雄们视为楷模；把苏联视为中国的未来。当时的流行歌曲全是苏联歌曲。我曾为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献花，为苏联红军歌舞团献红领巾。
2008年，作者在俄罗斯红场。
半个世纪后，2008年6月，我第一次踏上“苏联老大哥”的土地。重见前苏联电影片头熟悉的工农兵塑像；重温激情豪放的俄罗斯歌舞；拜谒列宁墓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舒拉、乌兰诺娃的墓地；参观红场、克里姆林宫、无名烈士墓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体验奇特的白昼；畅游圣彼得堡的发祥地——彼得保罗要塞及皇村、冬宫和夏宫。对俄罗斯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有了些感性认识。
武汉市十七女中1956年诗歌朗诵比赛纪念，我们高三（七）班的节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全班同学唱歌作背景音乐。从左到右：姚锦霞、卢昌秀、习敔、作者、刘雪华。
市二女中以校风严谨、学习成绩好而著称。前后几位校长都是老革命，师资和生源都是一流的。在学生中，不乏调干学生、归国华侨、外国公派留学生、名人及高干子弟，也有我这样的普通学子。
我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我觉得上语文课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语文老师金月波先生是武汉有名的才子、金石专家。而这三年的语文功底使我一辈子受用不穷，对我的工作、事业和生活影响极大。
为了了解国家大事，我们组织了读报小组，每天课间用普通话给同学读报。这有助于我提高在公众面前的语言表达能力。
我们班的同学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学校、区、市各种比赛和表演，无论是歌咏、舞蹈、作文、诗歌朗诵，还是团体操，不得名次不罢休。我是其中活跃的一份子，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对我爱好广泛和团队精神的培养不无裨益。
1954年12月，我戴着红领巾加入了共青团，宣誓时是多么激动！
校舍是低矮的、灰色的平房和二层楼。大宿舍里，几十人一屋，睡的是木板床上下铺。天寒地冻时节，洗脸盆里结冰，不用热水化解不开毛巾。上课冻得不得不跺脚，自来水笔都不出水了。夏天晨练碰上雨后，操场上蚯蚓、鼻涕虫满地爬，但哨声就是命令，为了班集体的荣誉，闭着眼睛踩过去！早餐天天是大木桶装的白米稠粥和炸花生米，大家吃得好香啊！
1957年，作者回武汉与二女中的老同学聚会。从左到右后排：钟木兰、刘蜀君、柯忆、刘春翠和黄异。
学校周围是农村，比较荒凉，早晚能听到鸡鸣狗叫、娘唤儿归。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我利用从桥口走到水厂的时间看书。
记得有一次，忽然有人碰碰我，抬头一看，一位少先队员质问我为什么不还礼。当时少先队员在路上见面要互敬队礼。我一边说对不起，一边赶紧还礼。回想起来真有趣！
由于我贪婪地，不顾时间、地点地看书：吃饭时看、躺着看、走路时看，不看完一本不松手，不听大人的劝告，我的视力不知不觉地差了。我奇怪：商店的招牌为什么都挂得那么高，谁能看清！？
2005年，武汉市二女中高三七班部分同学返校。
2005年，我们班在外地的毕业生回母校聚会，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千。
武汉江滩防汛纪念塔夜景
在江滩大道上，仰望防汛纪念塔，想起1954年武汉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老人们说，1931年，水位没这么高，武汉已是长街行船，穷人流离失所。我记得有一幅宣传画，鱼妈妈对鱼娃娃说：“想当年发大水，我在武汉市大街上游玩，今年看样子去不了啦！”我们学生中，年纪大些的，为防汛大军洗衣；年纪小的，组成宣传队，上台表演，慰问家属，为保卫大武汉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上台先是泼泼辣辣地说相声，后又斯斯文文地跳“八大姐采茶”，惹得认出我的观众哈哈笑。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人品、气质上，无论在工作和平常生活中，我都能感受到母校潜移默化的影响。母校的关心似甘露，滋润我健康成长；母校的教育如基石，为我的人生道路铺路护航。
寡母+一个军人+三个大学生
1951年，母亲以我们兄妹和她的名义，将家传古书三千余册（其中有《四库全书》《大观本草》等，许多是孤本）及古代铜战鼓一对等文物 ，捐献给中南文物保管委员会，受到登报表扬。
作者母亲
年轻的共和国立足未稳，苦难的祖国尚未摆脱贫困。我母亲一人支撑着家道中落的老小一家。母亲1952年在汉口华中会计专门学校学习初级成本及计划成本会计，后又学了中医，毕业考了前三名，获中医师职称和开业执照。她患振颤麻痹症（巴金森氏症），病情渐渐加重，旧病加新疾，使她不能正常针灸行医。
我们租房住，靠汉口集稼嘴祖传铺面房的租金度日。租户欺负母亲是女流之辈，她费尽周折才能收到一点租金。后来街道改建，母亲只好将维持生计的铺房交公。从此，我家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
尽管生活拮据，我母亲却不让我们辍学。记得上中学时，母亲不能一次交齐一个月的伙食费，让我半个月一交。妈妈从衣柜里找出一点东西，出去一趟，我就拿到伙食费了。我穿的长裤已经旧了，生怕破了，有时只好反穿，最怕上体育课露怯。大姐永远记得，她参军前，妈妈对她说：“只要你上学，我就供你。”但大姐义无反顾地参军了。她工作后，供二姐上学，二姐工作后供我上学，生活渐渐好起来。
四兄妹（从右到左）：柯訚、柯恂、柯孟陶和柯忆
大姐柯訚解放时参军到华中军大，留校到文工团工作，在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部任文化教员，在军委的高干子弟学校——北京十一学校教书，后集体转业，在北京理工大学附中任教，是高级教师、离休干部。
二姐柯恂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是航空工业部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局长，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十一大主席团成员，退休前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顾问。
哥哥柯孟陶毕业于中南同济医学院，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市中心医院，是大外科主任和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国家公派高级访美学者。
参加工作后的四兄妹（从右到左）：柯恂、柯訚、柯孟陶和柯忆
而我，因保送的文科学校只有北京外国语学院，既要参加高考又要保送，听说是军事保密的学校，于是报考了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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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柯忆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
《迈向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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