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主编、《历史地理》集刊副主编、《中国人文田野》集刊编委，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环境史等领域研究工作。
本文所论都城，是指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周丰镐，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隋朝大兴城，唐朝长安城。隋唐并称，都城相继，却因大兴城属于“迁都”举动，应当予以格外重视。这些都城的相互位置，如明人康海为《雍录》所作序文，“谓汉、隋、唐皆都渭南，虽稍迁改，而相距不远，尚为易考……”。若勿需追寻周之八迁、秦之七徙的历史，就丰镐、咸阳位置而言，同汉唐长安城、隋大兴城的位置仍然很近。若以西汉长安城东南角（内侧为未央宫）的位置为圆心，上述都城范围全部包含进来，则同处在一个半径不到20千米的区域内，这就是“关中核心区”的范围和位置所在，也就是一般所说“八水绕长安”的地域范围。
“关中核心区”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王朝都城选址过程及事实的一种基本评价。既然涉及国都选建问题，那么，所讨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同国家安危大计有关的政治层面。自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文王建都丰京开始，诸多都城相当集中地落脚在这一核心区内，其时代背景、个中原因及后继朝代对前代国都的诸多超越，正是本文欲以探讨的内容。
一、基本意图
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曾简述西安地势：“南部秦岭山地，坡陡谷深，景色雄奇。北部渭河平原及中部秦岭山麓洪积扇与黄土台塬，起伏和缓，原野秀丽。特别是城区所在的西安小平原，原阜舒展，河流萦绕，土壤肥沃，气候温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加上四周有雄关扼守，因此自古就有‘天府’之美誉。”渭河平原即民间所习称的“八百里秦川”。此处所说“西安小平原”，是为前面所述“关中核心区”的地理表述方式。
周人是从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起家的，为了寻求较好的地理环境，一直辗转迁移。周文王（姬昌）时，灭掉了一个崇国，就在崇国所在之地——渭河南岸支流沣水的西岸上，建起都城丰京。到武王（姬发）时，又建了沣河东岸的镐京（宗周）。今人解释这件事情，大多着眼于周人东进灭商的趋势和结果。《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言：“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沣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流，周人从西岸的丰京，过河到东岸去活动，碰巧又有了占卜带来的吉兆，这种活动就更为自然而然了。丰镐二京一直是周人的宗庙所在，它们实际上是一座都城，周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建筑基址、家族墓地，还有窖藏青铜器。
秦孝公（渠梁）十二年（前350），秦人出于多方面原因，已择定渭河之北、北山（北阪）之南的新都地点——咸阳，次年，便从栎阳（西安市阎良区东）回迁过来。《史记·秦本纪》记为：“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统一六国后的咸阳都市，凭藉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又扩展到渭河南岸的广阔地带。这样，秦都咸阳就已不再是“南临渭水”的局面，而是“渭水贯都”的形势了。
周秦两代的历史较早，其都城的选择意图，史书缺乏明确记载，而西汉定都长安的过程却比较清楚，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公元前202年，天下尚未定，刘邦本来已打算定都洛阳，谁知来了个一身土气的娄敬，闪身走进刘邦的栎阳大营，向刘邦和盘托出了一个安定天下的郡国大计——应该建都关中。刘邦听了娄敬及张良的一致意见，顿悟关中地区在全国军事战略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即开始行动。《汉书·高帝记》记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作注说“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虚心纳言，从善如流，这正是高祖刘邦的过人之处。
到西汉晚期，王莽代汉，事在长安，一系列荒唐的改制引发出巨大的社会混乱，最终造成义军蜂起、围陷长安的形势，结果给长安城带来了一个残破的局面。之后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又陆续以长安为都，其间前赵刘曜、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及北魏的京兆官员，对长安的宫殿、苑囿、水利续有修建，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长安城的都城面貌。
由于后出者的记述越来越细致全面，隋朝选建都城的过程就更为清楚了。隋朝新立，隋文帝（杨坚）就对西汉以来的长安城提出了不少意见，大者如“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迁”，小的方面如故城制度狭小，宫殿多有倒塌，宫内多妖异，建城历史近八百年，水质碱卤（苦），不宜饮用等等，都提出来了。既然是新朝新天子，需要换一个地方建新都，于情于理均属自然。可是，这新都位置并未走远，而是选在汉以来长安城东南面的龙首山南，就位置和距离而言，说“挪位”比“迁都”要更显恰当。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具体负责筹建的是左仆射高熲、将作大匠刘龙等人。
隋祚短暂，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接受隋禅，也接受了大兴城，即位于宫城太极殿。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云：“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开皇二年所筑。唐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次年曰上都。”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记，到高宗（李治）永徽四年 (653)，方改为唐长安城，而将西汉以来长安城改称“杨广城”。《旧唐书·高宗本纪》记，永徽五年(654)两次动工修筑长安罗郭。此外，唐代修建宫殿不断，以改善王室活动空间。
回溯关中地区都邑选择和营建的历史，其中竟有极为周密巧合的地方。起初西周丰镐都于沣河两岸，沣河北流注入渭河，过了400多年，这里不意为秦人选中，成为秦都咸阳布设之地；紧接着，西汉开国君臣浩浩荡荡从渭北进驻长安，南依龙首山，北近秦咸阳故地，建起了汉长安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也成为若干短暂朝代的都城；到了隋初，嫌长安旧城不理想，南挪至龙首山南，兴建了布局规整的大兴城；隋唐相继，都城位置不变。
概括地说，周秦汉隋唐五代四城（隋唐都城重叠，视为1个），丰镐在西南，咸阳在西北，汉长安城在东北，隋唐都城在东南，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公元10世纪初（唐末）的近2000年左右时间里，其都城选择和迁建过程，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下来的，形成了一个圆圈，欲以立足关中并施展政治抱负和才华的古代君臣，都没有离开这个圆圈，这个圆圈即本文提出的“关中核心区”概念所指在的范围，也即一般所说“八水绕长安”的地域范围。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山不转水也未转，影响上述都城选择意志的是过去时代的内外部形势，在对于时局的有效把握之下，关中平原及其核心区地理位置及其条件的优越性，因得到古人的认可和肯定而得以很好地发挥。
二、“两步走”和“因地制宜”
历史上的开国君臣如何选择自己满意的国都，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如果当时的帝王有凌云之志，其臣属就可能贡献重在开拓进取的都城选择意见，并就都址的安危得失进行反复考虑；如果帝王没有太大的志向，其臣属就可能拿出比较稳妥保守的方案。此即国都选择过程中最主要的人为因素。
一个王朝的疆域范围有大有小，只要是择都，无论其版图大小，都有一定的选法。从选建都城的步骤来说，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在全国有效控制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区域；第二步是在选定的区域内再来确定都城位置（实际上是某一地点）。第一步属于战略选择，体现的是国都定位的空间权衡能力；第二步为综合性的技术选择，体现的是因地制宜的判别技艺。排比择优，是其中最主要的博弈要领。
西汉定都关中的过程，最清楚地展现了“第一步”的走法，事见《汉书·高祖本纪》及《刘敬传》、《留侯世家》。刘邦集团进入关中，先到达渭北之栎阳，又过渭河到达长安，西距秦咸阳城不远，便驻足下来。《三辅黄图》记长安“本秦离宫也”（天子出游之宫），实际上仅为秦朝的一处小地名（乡聚）。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刘启）时数次大规模的修建，帝都长安城落成。
接续魏晋南北朝时局，隋朝的政治重心仍然是在关西地区，故而仍定都关中。隋朝主动放弃汉长安城，转而确定大兴城的位置，完整体现了“第二步”的走法。《隋书·高祖纪》诏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表明对新址的选择极为满意。其实这个新址的选择很简单，也就是采用“后靠”的做法来实现的。这样做，既不丧失关中核心区的地理优势，还可以进入到渭河南岸的支流散流区，获取充足的水源，满足城市社会生活的种种需要。
汉与隋唐国都的位置都同一个并不太高大的黄土台塬——龙首山有关。《三秦记》云：“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今人立于西汉未央宫所在的龙首原上，两座长安城一北一南，可以环视。渭河、龙首山之间地形开阔，刘邦集团北来，就选择在龙首山北面。前人留下话语，“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龙首山以南也是土壤肥沃，面积更为宽广，“六坡地形”成为隋唐帝都展开的理想地域。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考论龙首山“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七丈”，表明位于西安小平原的龙首山山势、位置特别，具有一种类似关中核心区基座的地理支撑作用。
于此可见，任何一处都城的确定，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其选择时所体现的着眼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受人注目的关中核心区，能成为周秦汉隋唐各代的风云际会之所，是形势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在分“两步走”选择和落实国都位置后，因地制宜地营建帝王百官和民众同居一所的都城，将会凝结下那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华。
三、若干超越之处
漫步于周秦汉隋唐时代遗留下来的都城遗址，人们不由地会思索，对于前一时代而言，后一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超越？身处今日的读图时代，着眼于过去的山川地理和交通布局，我们如何读懂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的都城内容？尤其是那些体现继承和递进关系的部分？
在后继王朝的都城选建中，首先是对前代同样事物的继承和学习，然后才是超越和发展，也不排除还有今不如昔的地方。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归纳下列若干超越之处，以供讨论。
1.跨河而都：从沣河到渭河
周人都于丰，之后又都于镐，丰镐二京跨河而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都城发展特点。咸阳本身即为一个津渡所在，秦人先都于渭北咸阳，至“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曰：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三辅黄图》告知我们，秦人在学习周人的做法。沣河是一条河道平直、水量丰富、河槽浅、河床不宽的渭河支流，周人应该建有河桥，以供人车往来。但是，秦人面对的渭河就相当宽阔了，其宽度数倍于沣河，秦人在渭南修建信宫、阿旁宫、兴乐宫后，更需要建设桥梁以沟通两岸。所以，《三辅黄图》等书籍记载，秦人在渭河上修建了一座宽6丈、长280步的横桥，供车马行人往来。可见，秦国学习西周丰镐二京跨沣水而建的做法，实现了跨渭河建立都城的想法。
2.汉隋唐三代：拥有渭河南岸开阔空间
从渭河到秦岭山地，依次排布着河滩地—河流阶地—成层黄土台原—山前洪积扇—山区，地貌变化显得颇有规律。今人从文献阅读中已了解到长安地势“南高北洼”的特点。从文献中可见未央宫内有沧池，长乐宫内有酒池，建章宫内有太液池等水体，武帝时还在东南面建造出一个人工蓄水池——昆明池，既可操练水军，又是城内用水来源。龙首山南面地形略为高起，直至秦岭山麓，诸多河溪从山谷峪口东西一线齐刷刷流出，状如发辫，流散到秦川大地上，成为汉朝和隋唐帝都盛大的活动舞台。都城南面或北面未被开辟的地方，被有意识地作为帝王苑囿圈占起来，好供帝王在其中田猎。
从黄土台原的位置及其分布，与秦岭诸多河溪流出的关系上，研究者注意到，“只有灞、浐与潏、沣之间这块平原，既无河流切割，又坦荡宽广，东西宽约17公里，南北长约40公里，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汉长安城选择在龙首原北，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与之相比，后靠了一段，实际上是落在了秦汉都城南面的上林苑范围内。就隋唐都城内的自然地形而言，实际上存在着“六坡”地形，即北从今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一带，南到大雁塔之间，连续分布着横贯东西的六条高坡，海拔高度在400-450米之间，愈到东南面，地势愈高。隋文帝时迁都，重用了颇有“巧思”的宇文恺 (555-612)，领营新都副监之职，“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在隋大兴城的总体布局中，宇文恺就是以六条高坡为中心来设计的，⑧成为一代杰作，体现了隋代都城设计中对地理空间的利用能力。此种做法，又为唐代所继承，其种种布设和改易，在《西安历史地图集》绘制的唐长安城“住宅图”、“商业和娱乐场所图”、“园林、池沼、井泉分布图”、“寺观图”等图幅中，对于一代帝都包含的丰富而细致的社会生活空间都做了清楚的展示。
3.包百姓于城内：民众因素在加重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人口虽然是一种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社会中究竟如何去对待，还是取决于时代的内容。根据勘查所得认识，咸阳初建时，是以秦孝公定下的“冀阙宫廷”为基点，逐渐向外展开的，而且仅有宫城，并不曾形成真正的外郭城，充其量只有向西南扩展的附郭，那诸多宫城的连属，也许就是咸阳的大城。也就是说，百姓在都城中的安置情况，尚不清楚。在西汉长安城故地，通过考古发掘所确认的城内布局，仍然是以宫殿群为主要特色，文献中的记载也不明确，推想百姓的住所只有大致的安排，城内城外都会有。据《汉书·王莽传》所载，地皇三年(22)二月，东面的灞桥失了一次火，桥尽火灭，有司调查的结果是，“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从关东而来的流民临时住在桥下，城内的百姓居于何处，一向很少有人关注。
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记“京城·隋唐·皇城”部分，曾云“自两汉之后，宫阙之间，并有人家。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司有办，风俗齐肃，盖隋文帝之新意也。”在汉长安城失去都城地位的年代，过去的宫殿里住起了寻常人家，这一现象为隋文帝所留意，于是，新建的大兴城有了给百姓划定的居所范围。隋大兴城为新建都城，建设的顺序是“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这“以处百姓”四字，在都城建设史上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而这种统一划分的里坊布局，后来又为唐朝统治者所继承。
隋唐都城建设中划区“以处百姓”，表达的是规划者已具有一种成熟的设计思想，即满足民众安全居住要求的想法，至于民众因素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得到加重的其他原因，还可以另外加以细致考察。
四、千年都城史提供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政治漩涡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涌现出多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即为其中的著名地域。由于政治军事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文明富裕社会所散发出的文化吸引力，国都成为万邦景仰、万众膜拜的神圣之地。另一方面，营建都城，首先就会大兴土木，掠取自然资源，而维持豪华的帝王贵族生活，又会无休止地掠取下去。
秦人喜好治室，更遑论身居高位者。史载：秦穆公居西垂，以境地多良材，大加营建宫观，戎人之使由余观后，惊讶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人东进到了关中平原，其做法更是不断升级。《三辅黄图》原序云：“惠文王初至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其阿旁，未成而亡”。进入西汉时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亦夸天下也。”仅秦汉时之作为，即可想见渭河流域周边山地森林资源消耗之巨。这种历史现象提示我们，一个社会既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超量的，那么，高级别行政区及高密度人口分布区，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必然会是高量级的，因此，都城居住人群侈靡消费各种资源的行为，尤其需要予以约束和节制。
关中平原选建为都城后，在政治上出现的大起大落局面，给予当时的社会和自然景观以巨大的影响，其间带来的变化之大之速，又是极为少见的。春秋时有人路过丰镐，看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昔日之都城已成为“彼黍离离，彼稷之庙”的农田。秦末天下大乱，项羽入关，屠城焚宫，咸阳顿成废墟。至于王莽改制引发的社会混乱，其后果更是惨不忍睹。史载“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安史之乱后，唐长安城内忧外患不断，皇帝被迫出逃次数增多，朝内迁都之议不绝于耳。僖宗（李儇）广明年间(880-881)，长安遭遇黄巢“巨盗陷覆，宫阙、居署、帑藏、里闬（里巷门）、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光启元年(885)十二月，“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帝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攻势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补葺。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宋人程大昌《雍录》记述，“凡唐世邑屋宫苑，至此时已自不存……”。元人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所吟：“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词义发人深省，寓意可谓深远。
离开周秦汉隋唐的时代，今日人们已看不全过去关中的情景了，龙首山在不断地修城取土中变低了，变成了原，又变成了坡；渭河河床因流域内的伐木和垦殖活动带来的水土流失，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诸多支流情形亦差相仿佛。关中地区自然资源耗竭过度，动物、植被和池塘大量消失，地下水也因近代以来的深度开采而急剧下降，触目皆是的黄土土壤耕作层，则成为人类收获最大同时也是景观最为单调的历史产物。
上述周秦汉隋唐五代，选建都城的结果，都进入到关中平原的核心，也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无论是开展农业活动，还是联络或交通四方，这里都是最好的位置。都城位置接近，其边缘多处相连和重合，均是对“关中核心区”的认可和扩大。这也可以说明，周秦汉唐时代对这里的看重，是颇具眼光的，历史上著名朝代都城的区位优势是具有长久性的。今日西安仍然是一个大都市，咸阳也是一个中等城市，这些事实说明：关中核心区优越的地形条件并未丧失，它既可以供养众多的人民在这里生活，还是连接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枢纽，同时尚需当今社会予以百倍爱护和培育。
原文刊载于《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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