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其实是个小众作家，只是她的作品被大众阅读罢了。”
“人生没有假设。”安妮宝贝说，“它给了你什么，就是你应该要成为的样子。这个路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不会有第二条。”
走岔一步她都可能不是现在的自己。互联网初兴时一跃成名的网络作家，后来却多次强调自己的去网络化；自居关注内心的小众边缘的小说家，每有新作则常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7位数的版税出现在后期每本新书的宣传中，她却在北京郊区过着半隐居生活；书中人物的恣烈决绝记忆犹新，作者却低调而迅速地结婚生女……如果人的每个决定都将裂生新的平行宇宙，从13年前的宁波女孩励婕成为现在的安妮宝贝，算是极低的小概率事件，但她并不为此感到庆幸：她的每个决定都是自觉的。
出逃
逃亡从1998年开始。她获得第一台兼容机，登陆论坛的时候，随意键入安妮宝贝，人生的第一道解锁密码随键盘敲击声滚落。
那时她大学毕业两年，依父母安排进入家乡的中国银行工作。她不喜欢工作，由父母养着，大段大段的时间用于出外旅游，回家后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失眠的夜里爬起来抽烟、上网、写小说。
“很多人在网络上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写作。”2000年在《告别薇安》的自序中，安妮宝贝说。
第二年她要求辞职，举家反对。在网上她已是小有名气的写作者，能制造故事感动素昧平生的人，却无法说服至亲父母。办不成离职手续，档案留在单位，她只身逃往陌生城市，与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成为大时代的都市漫游者。
这期间的作品结集为《告别薇安》与《八月未央》。但第三本书，即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岸花》2001年出版时，安妮宝贝已经开始另一场逃亡：不在论坛发表作品，离开网站工作，从上海去往北京，并且不断地旅行。
10年之后，她不想讨论当时如何自网络作家的界定中拔出自己，“旧事重提不但说不清楚，而且徒增误会。作家只有写得好的作家和写得不好的作家的区分，不存在这些狭隘的本身就有问题的定义。”
修行
2002年，《告别薇安》换了出版社重新出版。相隔不过两年，安妮宝贝就姿态郑重地表示，“这么多年后回头观望”，看到里面“有着许多缺陷”，“不会是我的写作生涯里最好的一本书。”
逃亡如果是对外部世界最强烈的拒绝姿态，思考与创作，或许是安妮宝贝内部建设的方式。网络时代急切的讲故事欲望，渐渐让位于对人生的体悟思索，同时通过更自觉的小说形式来呈现。
出版人杨葵关注安妮宝贝自《八月未央》以降的作品，称她必成大器，“无论文字上，还是人生观、思想境界上，只要是一个字一个字认真读过的人，都会承认她迈台阶的步伐之大”。
每写一部长篇小说，她都需要比较长的准备时间，“从一个想法开始，组织情节，设置人物，确定各种环节的设计，以及查找相关背景资料。而且情节和人物的构思，会在变动之中。我一般会先写大纲。大纲差不多完整了就可以写了，一边写一边还可以调整。”
如最新作品《春宴》30万字，开始设置叙述人“我”、庆长、信得3条人物线索，但因后两者的容量太大，舍弃了“我”的故事。
单从故事层面，《春宴》讲的是记者庆长的不伦恋、孤儿信得的成长史。她们作为超越世俗规则、寻找真实自我的社会边缘人，与清池、Fiona之类的红尘中人的比照，是安妮宝贝一贯会设定的对应关系。而作者虽然一如既往地为前者赋予正面价值，对后者也渐能给予体谅。
“日常生活的种种就是修行。所有的琐碎小事都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关照自己的心。”安妮宝贝说。
小众
一开始写作，安妮宝贝就意识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精神联结。在早期创作谈中，她把读者的反馈看作“找到自己继续为之而写作的理由”。但喜欢《告别薇安》的读者，却未必能接受《春宴》的风格。
“我的读者不断在分流。一些人不再感兴趣，因此离开。有一些人开始或重新关注到我的作品，加入阅读。这是一种平衡。”
“平心而论，安妮宝贝其实是个小众作家，只是她的作品被大众所阅读罢了。”《大方》编委、学者止庵说。
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安妮宝贝的作品总是跻身畅销书榜，使她可以毫无生计之忧地书写面向小众的作品，她自己也感慨，“幸好我二十几岁时可以以写作为生。以此可以单纯而专注地生活。这是一种庇护。如果我在一个集体里工作，我不是一个能取得俗世成功的人，能不能存活都是问题。”
另一方面，她并不情愿以这种形式被大众市场消费。面对众人评说，她选择一意孤行，“人群从不可能改变我” 。
安妮宝贝今年出任杂志书《大方》的主编，包括止庵、马家辉在内的5位编委各有擅长。问她是否觉得才德足以服众，她说：“我没有担心过这些问题。自己诚恳待人，认真做事就可以了。”
《大方》的策划去年夏天就已开始，当时《春宴》即将写完，一周一次例会，各抒己见，提供候选的作者名单，讨论通过后再进行约稿、交流进展。“第一期里黄碧云、周作人，第二期里太宰治、比尔 波特，都是安妮提议过的作家。”止庵说，“安妮是个明确、有主见的人，有意见会直接提，不会凑合。”
标签
人物周刊：“安妮宝贝”4个字有特殊含义吗？
安妮宝贝：这个名字完全无心而起。那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作家，会出版发行量很高的书，如果能够预期，应该会起一个正式而有意味的笔名。但对我来说，写作一开始的确是从玩的模式开始，并且没有任何目的和野心，完全是无心插柳。现在随着时间推进，作品越来越复杂，笔名早已不相符合。但因为已经用了10年，大概也难以改掉。
人物周刊：对这个名字被贴上的诸多标签怎么看？
安妮宝贝：作品和作者被大众注意、议论，用各自的方式去理解和论断，都是正常，我不太在意。一来这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他人的判断和评论，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未必和我及我的作品有什么真实关系。二来，这些纷纷扰扰的判断和评论，一定会在时间的历程里灰飞烟灭，因为它们无力量、不重要。
人物周刊：如何确定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边界？
安妮宝贝：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完全独立。被镜头对着被大众围观，是让人不舒适的事情。工作，就是写作和出版这些书。生活，就纯粹是以个人的方式安静地生活。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平凡日常的人，万人如海一身藏，这种感觉很好。
变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一直坚持小说这种文体？考虑过以诗歌或其他形式来表达吗？
安妮宝贝：我喜欢诗歌，但自己没有写。写诗歌的人能写出不错的小说，但习惯写小说的人，较难写诗歌。小说对我来说，惟一的作用就是承载观点，表达一个哲学核心，我因此也不太讲究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我写的小说，故事基本都简单，大概几千字就可说清。
人物周刊：有说法称《清醒纪》是你前后期创作的分水岭，你是否认同？
安妮宝贝：读者对作品的分界多一些，我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的确有差异，出版10年文集时，在序言里按照读者的分界，做了一个大致概括。这样能指引新的读者的阅读，否则他们容易觉得混乱，比如看过《莲花》的人去看《告别薇安》就会有很大不适。我的写作是一个流动的过程，随着时间自然趋向，一直在变化中。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年龄和阅读在走，心智和理解力在变化，作品怎能不变化呢？
我不会为谁而转变。也不会特意去转变。一切转变只是随着时间和自己的心性，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一个创作者要深入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才能看到更多，想到更多，提炼出更多体会和经验，拿出更多的表达与别人分享。
人物周刊：但个人经验、场域有限，会不会担心最后成为某种自我观念的不断衍生、循环与强化？
安妮宝贝：人肯定经验有限，所以有时反思和表达也会有限。因此，自我探索和成长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变化和流动中的过程。话说回来，在整个历史河流中，微小个体的反思和表达，也都是重复的命题和困惑。一些问题从古至今就没有被解决过，就一直在被反复提起、搅动。没有看到出路在哪里。
争议
人物周刊：有读者批评你的小说内容一直在重复，认为你这些年没有进步。
安妮宝贝：首先，所有的小说都是在重复相似的题材和故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就那么几件。题材上我不是幻想类或推理类的作家，需要侧重情节的跌宕起伏，或活泼生辣。我的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内心和精神领域的边界，包括了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时空的关系。这些部分我觉得是在持续探索和深入的。
其次，所有的小说都是有自己的情节部分和试图阐释的哲学核心。我不觉得这些批评触及到核心，这没有试图用平等心和耐心，真正进入一本小说。如果不能通过故事表象抵达一本小说的内涵，因本身经验和感受的有限，关注于情节的细枝末节，拿人物的打扮和身份等话题来一味说事，这很可惜。他们揪着一些皮毛，却触摸不到其中血肉。他们也许读了书，却无法成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互相不能联通，放弃阅读最佳。
人物周刊：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你坚持现在的写作路线，是否觉得有一批老读者渐渐在离开你？
安妮宝贝：一些读者对后期的作品不能接受，觉得难以阅读，无法进入，但他们会认为是他们自己变得成熟了，或觉得作者没有变化。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的论断。有些人也许是随着生活境遇变化，开始更多关注现实层面的事情。而我的作品最近几年的趋向，是更关注内心和哲学层面，也有背离和叛逆时代的倾向，因此彼此认知产生分叉，开始渐行渐远。这种分叉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不可能为一部分人的需求而写。我的确不关注外界和时代，更关注外界和时代之中的个体。如果一个人不太想去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会觉得这一切叙述都是多余，并粗暴而无礼地称之为无病呻吟，其实是一种浅薄的论断。不喜好作品是个人自由，但给予诋毁、谩骂之类，则只是自己恶劣心性的映照，和作品没有关系。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肯定要付出被各种浪潮冲击的代价，但我只能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行。人群从不可能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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