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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本文对两汉儒学神话的不同性质进行了评判：西汉之儒者与神话整体上呈现出跟皇权对抗的态势，儒生的革命是西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东汉王朝则真正把儒学建立为国家宗教，故儒学神话跟皇权文化合作亲密。两汉的儒家神学与皇权的关系表现为由对抗走向归依。两汉谶纬的性质也因之不同。
关键词：谶纬；儒生；《春秋》灾异；京氏《易》；帝国神话
No.1
西汉的儒生及其所制谶纬从总体上是反对刘汉皇权政治的，所以西汉的儒学与皇权的关系是离而不是合。
传统儒学大体不语神怪力乱，总是以理性从容的面目出现，可总是不得其用。战国时尚诈力，儒学难以渗透到文化主流中去。秦始皇重法家，儒家更遭打击。而汉初尚黄老，儒生屡遭绌贬，故自战国至于汉初，儒生甚不得意。
儒生靠什么去与主流文化亲近呢？秦汉帝王迷信成风，竞好仙道，或好攻伐，儒生弃故术，而力投帝王之好。秦时儒生竞以封禅说取悦秦始皇，已将自己置于方士地位。而高祖时的儒生往往操攻伐兵战之术以见，如郦食其、陆贾等，可以纵横家视之。陆贾一言诗书，则遭高祖诟骂；叔孙通因着儒服，即遭汉王憎恨，乃变短为楚制衣服，方得高祖喜爱，又“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汉初时儒生多以言鬼神方得近皇帝，他们被任用，多是问鬼神之事，文帝时的贾谊就是如此。汉儒早在谶纬大盛之前已跟鬼神结缘，儒学已开始神学化。
武帝时大尊儒生。董仲舒进儒学，将仁义与王霸刑名之学交杂，又裹上一层神学外衣，这便是神学化的新儒学。董仲舒讲三统循环，讲灾异之变，讲止雨求雨，都是神话与迷信。这些行为使董仲舒成了一个巫师。从此，“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学时代结束了。
儒学之神化是一个把神化了的孔子及其经书同现实的符瑞与谶语相结合的过程，神化孔子和《春秋》是董仲舒竭力奉行的事业。他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春秋繁露·符瑞》）。又说：“《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孔子得天命而作《春秋》，便是孔子本人和《春秋》一书都被神话化了。在他看来，《春秋》是一部充满神性与启示性的圣典，它不仅仅是用于记载往事，而是孔子为汉立下的法典。这些起初是为汉王朝帮忙的言论，后来竟成为动摇汉王朝生存的文化武器。
初看起来，儒生在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获得了胜利，但实质上书生们的牺牲更大。首先，儒生已逐渐改变了身份，武帝所重视的并不是恪守仁道德的原儒，而是史巫方士与儒生融为一体的新儒，书生们须变节以求生存，对他们的心灵打击很大。其次，武帝时也并不全是在重视儒家，武帝后更是如此。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杂王霸道而用之，并不独尊儒术。儒生于是跟王朝形成对立，武帝后逐渐兴起的谶纬学说便逐渐改了性质，成为一种异端文化。
谶纬神学之本质是汉王朝中央统治与异端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西汉时的谶纬及其神话是儒生们用以否定汉武帝时所建立的文化与政权特殊武器。谶纬及其神话向皇权挑战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矛盾。
武帝在世时大展宏图，文治武功均建树卓越，但四处征战，弄得国库空虚，民众也被整得精疲力尽。昭帝继位时八岁，幼子不晓政事，人们对汉家天下失望，于是，一种汉家须让出王位，新天子出于庶民的與论滋长出来，通过神话，这种反叛意识迅速传播开来。曾跟从董仲舒授学的儒者眭弘便以谶语上书皇上，竟要汉庭选贤而禅以帝位。此事本末如此：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眭弘字)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汉书·眭弘传》）
这大石自立与僵柳复生的神话借助《春秋》之意，便焕发出强大的文化能量，直接成为瓦解汉家皇权的神学舆论，因而很自然要遭到迫害。顾颉刚先生称眭弘是“一个民众革命思潮中的牺牲者”（《古史辩》第五册），肯定了他的革命性。然而，这场民众革命实际上是书生革命。眭弘是个读书人，企图以谶纬推倒汉家天下，书生革命是场文化革命。
宣帝即位后，竭力抵制儒生们煽起的倒汉风潮。首先是诉诸武力，有反抗汉统者即杀戮之。如夏侯胜反对给武帝立庙便下狱遇害。同时，宣帝也作文化抵抗。尊武帝庙为世宗庙，且巡幸郡国四十九处皆立庙，目的要维护武帝这个汉家文化的代表的权威。宣帝谨奉传统的祀典，定期礼神于甘泉泰、河东后土祠和雍五。宣帝是武帝政治与宗教的忠实继承者，在他在位期间，不知有多少次“凤凰祥瑞降集”，每次“凤凰”降集，总是要下诏，先是自吹一通政治清明得天瑞，然后下令不得探巢取卵，弹射飞鸟，以免坏了凤凰祥瑞。又修兴太一、五帝、后土祠，或封赏吏民，救济贫困，以得天瑞的喜讯布告天下。这种频繁地发布祥瑞意在消除谶纬的负面影响，证明汉王朝是得天正统的。
元帝在位时，国势日弱，而豪强渐起。老天也不帮忙，“灾异并臻，连年不息”（《汉书·元帝纪》）。与宣帝下诏言瑞报喜不同，元帝的诏书总是语调阴冷地报告灾难。他勤奋地到甘泉泰、河东后土祠及雍五去祭神，然大厦将倾，儒者又落井下石，皇家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起来。京房治《易》，言阴阳灾变，定《易纬》之基调。复又以《春秋》灾异说攻之。京房对着元帝问：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春秋》所记灾难尽备。陛下视为治邪？乱邪？（《汉书·京房传》）
京房不因眭弘牺牲而畏惧，继续作“泰山石立”“僵柳复生”的文章，不同的是，他是以《易》推论之：“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立于泽，小人。”（《汉书·五行志》）又云：“枯杨生，枯木复生，人君亡子。”据《春秋》，汉已乱极当亡，据《周易》，则“庶士为天下雄”。似乎一场大革命即将到来，威胁着统治地位的存在。只因为儒生是口头革命派，所以才没马上弄出大事来。
这种文化打击并不逊于武装斗争，它不诉诸武力而最终达到了搞垮汉王朝的目的。这场文化斗争可谓有条不紊。儒生们先是以《春秋》灾异、《易》之阴阳为本以解大石自立与僵柳复生神话，抛出了改朝换代的舆论，其“庶士为天下雄”的谶语是民众革命的根据。然而，在统治者政治文化尚未腐朽败坏前，这种文化革命尚不能成功，首先还要进一步破坏汉王朝的文化。汉武帝是汉王朝形象的代表，他在位时期所建立的文化，是汉王朝文化的基础，尤其是甘泉泰，河东后土祠，泰山明堂和雍五，这是武帝确立的皇家宗教圣地，几乎代表了汉王朝文化的根基。这些天神加上历代汉皇祖神，构成了皇家宗教的最基本的成份。元帝、成帝时，儒生们先是刮起了捣毁祖庙的风潮，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儒生匡衡，他把汉家祖庙毁去大半，其根据说是不合古礼，可究竟古礼如何也不可得而知，总之，是毁庙制弄得都城和郡县的汉先祖庙大幅度减少，从而削弱汉皇在民间的影响力，其目的是倒汉。
在毁祖庙的同时，捣毁神庙的运动也展开了。匡衡、张谭等人不是不信神，而是要以自己的神话去击溃武帝时的神学秩序。成帝时，匡衡、张谭上奏曰：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饷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汉书·郊祀志》）
这就是说要把原来的圣地拆了。此论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博士师丹及众儒与将军五十余人附和，成帝只好同意。匡衡又以尚质为由，尽去原甘泉泰紫坛纹饰，泰坛周围的五帝坛、群神坛、雍五皆不修，而建南北郊兆。匡衡再奏罢郡县四百七十五所神祠，罢雍一百八十八旧祠，以及高祖、文帝、武帝时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神庙，汉家的旧的神灵体系摧毁殆尽。
匡衡也如京房一样，是打着儒典《周易》的旗帜来破坏汉皇家神统的。他的那套“少阳”“泰阴”之论，即是《易纬》诸书之根本。如《易纬稽览图》：“降阳见南，迎阴见北”。《易河图数》：“东方南方，生长之方，故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古微书》卷十六，《纬书集成》本）《易纬》实际上就是匡衡这些人弄出来的。可见纬书是儒者干预国家祀典的工具。
匡衡改革祀典，也遭多方面的反对，“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汉宗室刘向维护旧礼，言：“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并引《易大传》言“诬神者殃及三世”，成帝悔恨不已（《汉书·郊祀志》）。此时成帝已无大权，想恢复旧祠而无门，后因无嗣故，便令皇太后诏有司，称武帝所兴之神。如泰、后土祠及原雍五曾降福汉世，福流至今，今皇帝宽仁孝服，无有大愆，然无子嗣，思其咎错，乃徒南北郊，有违先帝之制，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这样找到一个借口，甘泉泰、汾阴后土祠及雍五、陈宝祠等都恢复起来，成帝亲自去祭祀，于是，一场宗教神学复辟了。皇家以回复旧观来表达对儒生议论的回敬。
成帝晚年好鬼神，聚集了一大批巫者方士于朝廷。成帝本人好色好酒，且亲近小人，又外戚专权，江山已危在旦夕。虽其恢复神，然不见生育。这时，儒者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这时的儒生对皇家的对抗呈现了新特点，除了一如既往地托“阴阳灾异”攻击皇朝外，儒生与外戚的联合是导致西汉王朝迅速走向覆灭的重要因素。西汉末年，王氏成了势力显赫的外戚集团，儒者先是攻击外戚专权的黑暗，既而见皇朝已不足恃，转而依附王氏，成了推倒汉皇室的主攻手。
谷永既精《京氏易》，又善说《春秋》灾异。《汉书》本传言谷永“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覆，专攻上身与后宮而已”。建始三年冬，地震日食同时发生，谷永对成帝说：“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屡失中与？内宠太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汉书·谷永传》）。可谓单刀直入，毫不客气。成帝召诸方正对策，谷永深为不满，指责成帝“背可惧之大异”“废承天之至言”“欲末杀灾异”。跟皇帝针锋相对。
时外戚王凤为大将军，专权，谷永对皇帝已失信心，转而附王凤，阴欲自托，故又在皇帝面前竭力称说“不可归咎诸舅”云云。王凤遂擢谷永为光禄大夫，谷永奏书感激涕零，表示愿作死士以报恩施，儒生与外戚遂结为同盟。儒生欲掌管天下无此权力，外戚有力篡权而又师出无名。两者结盟后，一个造舆论，一个去实施，在瓦解西汉统治者的过程中，二者配合默契。外戚王氏自王凤起，势力日大，王家计出五大司马：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王莽。他们要篡权，可总是在皇家祀典上作文章。
成帝以无子嗣故复汉祭祀旧仪，可儒生们认为，所谓甘泉泰及河东汾阴后土祠这些武帝建立起来的代表神实际上是“违阴阳之宜”的建筑，必予撤销，坚持取缔泰和后土祠，实行南北郊礼。杜邺说大司马王商“复还长安南北郊”。南北郊是匡衡等主张建立起的新的神范。成帝至死无子，于是，泰、后土祠得废，而南北郊恢复。哀帝继位又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废南北郊。汉皇跟儒生与外戚就神礼仪问题展开了拉锯战，说明这是件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
三年后，哀帝崩，平帝立。王莽再奏泰不合古制，欲恢复南北郊。这次王莽的发言有了根据，因为他发现了一部《周礼》。此书据说是周公所作，后来失传，秦汉以来好长时间没有露面，所以祀神礼制都没法跟《周礼》相合。王莽说道：
谨尊《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吴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汉书·郊祀志》）
皇帝没话说只好同意。后王莽又奏立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自此，由匡衡发起的宗教整顿已经完成，武帝时建立起来的神统已悉数颠覆。汉皇家神坛的这场变故实际意味着汉王朝的灭亡。
王莽幼孤贫，受《礼经》，博学，可谓儒生出身。作为外戚，他跟儒生刘歆联手，较之谷永与王凤联盟，王莽与刘歆的联盟对刘家天下的打击更为致命。刘歆帮王莽“典文章”，后为“国师”。他们进一步以谶纬神话造舆论，直接威胁并逐渐夺取了西汉王朝的皇位。
到王莽时，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庶民将为天子的预言已满天飞，王莽又大造符命，天下归于王氏已大势所趋。平帝死后，王莽选了一个只有两岁的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符命使人们都推王莽如周公行摄皇帝之事，王莽已实为皇帝。刘氏见王莽这般作为，知没安好心，遂起兵讨之，然刘家江山大势已去，几番兵变均告破产。
儒生竞附王莽。有儒生名哀章者好为大言，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为汉高祖，书意王莽为真天子，把王莽朝廷的班子都排好了。王莽遂称帝，改正朔，易服色，上黄，定天下号为新（《汉书·王莽传》）。西汉天下就在符命打击下灭亡了。看起来好象是灭于新莽，实际上王莽是在儒生长期文化打击下才抬起了这枚胜果的。西汉的儒生是革命者，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掘墓人。王莽的上台全靠了儒生帮忙。
哀章所上书颇有意思：他尊高祖为赤帝，王莽为黄帝。可是，汉武帝时已将汉之帝德改成了黄统，新朝还行黄统干什么呢？这时我们便明白了王莽等竭力否定武帝神灵系统的用心，只要把武帝的所作所为说成不合制度，那么王莽的黄统就有办法解释了。王莽和儒生们精心炮制出汉赤统、新黄统的理论，把古史与神话重新排比了一阵。与哀章的上书相应，刘歆的《世经》追本溯源，为王莽的上台大造神学舆论。
《世经》采用五行相生学说，以为从太昊木德始，木生火，炎帝继之，继炎帝者为黄帝土德，继黄帝者为少昊金德，继少昊者为颛顼水德，这是一个轮转。然后从帝喾、唐帝、虞帝、伯禹、成汤再来一个轮转。周武王再从木德始，秦不算，汉高祖继周为火德。这样，汉与新就是火生土，所以王莽行的是土德，是黄统，便是黄帝。（《汉书·律历志》）
汉火新土固然重要，唐火虞土则更为关键，它是王莽簒权最根本的神话依据。当时传汉为尧后，王莽则称虞舜后，这样一来，汉传位予新便只是尧舜禅让故事的重演。王莽说：“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禅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汉书·王莽传》）。这里指的是哀章所上铜匮之书，其来路是有根有据的。王莽是以儒家的禅让神话在为自己上台自吹自擂。
《春秋》一书也为王莽夺权帮了忙。王莽说：“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汉书王莽传》）。这就是纬书所谓孔子《春秋》为汉立法，鲁运至哀而尽，汉运也至哀而亡，新代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书》之禅让，《春秋》之气数，都恰到好处地配合着符命成为王莽得国的工具。儒家的神话在政治生活中第一次显示出巨大威力。
客观地说，王莽得天下在当时也是众望所归。其败主要在于经济措施不当。新莽不全是被农民起义摧垮的，其劲敌更多的应是刘氏旧族和其他豪族势力。王莽靠赤帝传策得国，起初也尊汉高祖庙为文祖庙，但不久便派武士去毁了高庙，并将其改为兵营(《汉书王莽传》)。王莽此举意欲破坏高庙神性，扫荡刘氏的神灵保障。谶纬神话帮王莽得了天下，结果，反对派也以谶纬来对抗新莽，两边的帮手都是儒生，于是，儒者便自然成了两种人要么倒汉，要么护汉。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02期
图片来源：网络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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