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称为“先生”的女子

那段逼仄的岁月，左边是试卷，右边是高墙，一张桌子除了细细的胳膊，就只剩下习题。日子索然无味，没有好情绪，没有张望。

读到杨绛的《风》，“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大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

今天，时间带我逃脱了束缚，文字治愈了年轻的慌张。

今天，杨绛在北京去世。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作品。

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也由她翻译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捧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

“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

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以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老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压迫，没有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

——杨绛

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

只是，钱瑗和钱钟书都相继去世。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197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中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快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惑，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平静的生活。”

很羡慕那个从前。

写文章，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去西方寻找不一样的感悟，然后回归东方故土。一生沉浮未能改变质朴的眼。

那时他们以文字为信仰，同时在其他地方做着普通的事，写文章又做饭。

一如林徽因，写字，研究中国建筑史。

一如杨绛，写字，从事各样的工作，唯一不改的是，她是钱钟书的杨绛。

杨绛离去，仿佛又一个可以聊天的人走了。

虽然，我们未曾面对面。

杨绛说：

我们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

——《我们仨》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们仨》

在大的时代里，个人如同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干校六记》

如果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散文集》

一颗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

——《阴》

今天，大家称杨绛为“杨绛先生”。他们说，您一走，中国再无女性可以被称为“先生”。

先生是称呼，字面的意思表示: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以此外延为对有一定地位、学识、资格的人可以称为先生。古汉语'先生'一词是对有学问者的尊称，并非所有人都可称为先生，现时日语、韩语和越南语仍然保留这种用法。

我却想说，你走后，命运的波澜，人生的曼妙，我自此一人守护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谢谢你送给我一片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