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乌克兰隐形人：一人一狗徒步225公里 逃亡马里乌波尔
5月上旬，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记者丹尼尔·博菲（Daniel Boffey）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安全地带见到了一名来自马里乌波尔的男子，伊戈尔·佩丁（Igor Pedin）。他今年61岁，与他一同逃离马里乌波尔的，还有他的狗朱朱（Zhu-Zhu）。
要从围困重重的马里乌波尔离开，谈何容易。佩丁说，他的目标是当一个隐形人，像幽灵一样，背着一小袋生存用品，带着一只9岁的猎犬，穿越“地狱”。他从马里乌波尔出发，进入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军占区，穿越漫漫荒野，到达相对安全的乌军控制城市扎波罗热。
这一路是225公里，他全靠双脚走过。
他目睹了一场欧洲自194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从迎面而来的坦克装甲车和紧张又兴奋的俄罗斯士兵旁边擦身而过；他要小心地避开地雷，带着狗和行李穿过已被炸毁的桥梁——稍有不慎，就会从9米高的桥面上坠落，万劫不复；他经过了一座座还在浓烟中闷烧的房屋，眼看着里面的男男女女流着眼泪，带着那些有关死亡和失去的故事。他们已不再有活下去的指望。
作为一名前船上厨师，佩丁的一生本该与这些故事无关。但是他和他们一样，没有选择。5月，在基辅，当佩丁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承认，自己“装作'隐形人’”的努力也不总是奏效。
的确，这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甚至于有一天，在他经过的一个检查站，一群俄罗斯士兵竟围坐在他身边，听佩丁讲自己的故事。他们把香烟塞进了佩丁的口袋，祝他接下来旅途好运。那是一个安静的傍晚。
“我本有可能不再'隐形’。”佩丁把这话重复说了好几遍。在讲述过程中，他罕见地流泪了，他说自己很幸运。
佩丁回忆，离开马里乌波尔的决定是在4月20日做出的。那时，俄军已经到达了他居住的街区，并且正在“挨家挨户地随意扫射”。
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的必要了：食物和水都只剩很少一点，街上的死者堆积如山。
佩丁仔细打点着他的行李。他选了一个背包，好不容易才把它从70kg减重到50kg。不能再少了。
佩丁和朱朱的第一个目标是，穿越5公里，到达马里乌波尔城郊——不算远，但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
他离开了位于特科琴科-彼得连科街（Tkochenko-Petrenko Street）的家，花了两个小时，跌跌撞撞地穿过密密麻麻的弹坑、扭曲虬结的钢筋，以及尚未引爆的炸弹，才向北走上基普里诺街（Kyprino Street），然后到达了马里乌波尔港口购物中心。
在那里，面色苍白的马里乌波尔人正排起长队，等着领取俄罗斯士兵发放的食物和水。空气里是绝望的味道。他躲在人群中，小心地避开士兵的目光，然后沿着扎波罗热路（Zaporizhzhia Road）走去。
“对他们来说，我看起来不过是个流浪汉，什么都不是。我的家里早就被浓烟笼罩，所以我身上全是尘土，脏极了。
我沿着高速路走出了城市。在那条路的尽头，我转过身，再看了一眼马里乌波尔，然后我告诉自己，这是正确的选择。我说，再见。一声爆炸响起，我转身继续上路。”
他走过一辆辆被烧毁的军车，跟在他身后的除了小狗朱朱，还有永无休止的炮击声。一队装甲车横扫而过，沉重得让他脚下的沥青都在颤抖。他蹲下身子，把吓坏了的朱朱捂进外套里，直到他们开远。“那时我就是一个隐形人。”他回忆道，“我对他们来说算什么？一团灰影。”
佩丁的下一个目标是20公里外的尼克尔斯克镇（Nikolske）。第一座房子进入他视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面很冷。“我在房子外面看到一个男人。他说，'年轻人，你愿意和我一起喝酒吗？今天，我埋葬了我的儿子，让我们一起为他喝一杯。”
15年前，佩丁戒酒了。但是这天，他无法拒绝这份邀请。他喝了两倍伏特加，而他的新朋友倒空了酒瓶。“他告诉我，3月3号，俄罗斯人在马里乌波尔杀害了他16岁的儿子，榴霰弹要了他的命。男人花了数个星期在马里乌波尔寻找儿子的尸体。最终他找到了那座坟墓，俄军说如果他想要带走尸体，就自己用手把他挖出来。他跟我说，'我只想死——我会杀了我自己。’”
第二天早上6点，佩丁在沙发床上醒来。他知道，要去扎波罗热，必须穿过这座小镇。“在我要离开小镇的时候，碰上检查点了：车臣人在把守。他们已经看到我，其中两个人冲我走过来，'你要去哪里？你从哪里来？’他们问我，'你去过过滤营（注：俄军处理乌克兰难民的中心，一些人在经过筛选后可能会被送往俄罗斯）了吗？”
这时一名指挥官出现了，他正用无线电和什么人在说话。“然后就来了一辆面包车，三个大块头从里面走出来，把我装进去。我们开了2公里回到尼克尔斯克，来到两层高的市镇府办公楼。他们早就用钢栅栏把那里围了起来，大约有40人在外面等着，面包车一直开到了大楼门口。”
佩丁把背包丢在外面，把朱朱拴好，然后被带到二楼。“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俄罗斯军官问我要去哪里。我撒了谎。我说我有胃溃疡需要去扎波罗热，我已经付了治疗费了。他们让我脱掉上衣，看有没有纹身（注：分辨是否为乌克兰士兵）。我的肩膀上有一块瘀伤，因为这个，他们认为我背过步枪。他问，'你的纹身呢？……你开始让我觉得有点烦了，也许我应该把你打一顿？’我说：'如你所愿，指挥官。’ 但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四个带电脑的女兵扫描了我的指纹，把我摁在墙上拍了证件照。”
他从自称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内政部”获得了一份证件，然后被宣布可以自由离开。他带上了狗和包，再次出发前往检查点。
“车臣人说，他们会让下一辆车把我带到罗兹夫卡（Rozivka，下一个村庄）。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他们也很无聊，一边跟我说话，还给我香烟。看来没有司机来带我走了，所以我说，伙计们，我自己走过去吧。一个人说，'不，（送你过去）是我的指责。’他指了指自己的枪。”
一个小时后，一辆黑色小货车停了下来，车臣人要求司机载佩丁一程。车里还有司机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孩子们年龄大概在18岁和20岁。“他们把我带到了罗兹夫卡，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路上，我留心到田野里有大型挖掘机在挖洞，还有许多十字架。我敢说，一定有很多坟场。”
抵达罗兹夫卡后，佩丁沿着列宁娜街（Lenina Street）走出镇子，来到另一个检查点。他拿着新证件，轻松通过了检查，继续前行。当他来到下一个村庄维尔日纳(Verzhyna）时，天色又是一片漆黑。“忽然间，我被手电筒的光晃瞎了。六个士兵咆哮着冲我走过来，我举起了手。他们让我把上衣脱掉，还把我的包掏空了。我非常、非常冷。他们让我跟上他们，然后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指挥部，以前那是社区文化中心。”
佩丁得到了一些汤和牛肉罐头，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它角落里摆了张钢板床。他们告诉佩丁，如果第二天早上之前他妄图离开，就会被击毙；不过早上之后就可以走了。
早上，他悄悄地从熟睡的士兵身边走过，离开时还对执勤的士兵点了点头。那天晚上8点，他在步行了14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另一个检查点，再次接受搜查。士兵们指定了一座废弃的小屋让他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又要上路。
“我看到一个60多岁的大个子。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马里乌波尔，他听了就让妻子拿食物给我：一袋面包，一些洋葱、炸猪肉、黄瓜。他们坚持要给我的。之后我就走了。”
这时候，佩丁已经筋疲力尽。但是，等待他的是整个旅途中最大的障碍——前方，必经之路上的公路桥已经被炸毁，30米高的陡坡直坠下方铁轨。“在人面前你可以蒙混过关，但你没办法骗过一座被毁的桥。”唯一的希望是，这座桥的两根金属框架还在——比较窄的一根在脚下，比较宽的一根与肩齐平。佩丁把狗和背包栓在一起，然后自己试着走了过去……似乎没问题。他返回另一端，把背包运过去；最后再把狗牵上，让狗走在较高的那根横梁上，自己走在下面。“（过了桥）我就大喊了一句，'我们做到了。’”
过了桥，就快到下一个检查点了。士兵们让他说出自己的同伴在哪里。“我说我只有我的狗，然后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过桥的。”
士兵们允许佩丁在一辆无线电发射车的后备箱过夜，一辆已被乌军炮弹击中的车。现在天又黑下来，对于这群百无聊赖的俄罗斯士兵来说，佩丁的故事正是他们最需要的消遣。5个人围在他身边，听他一路的冒险故事，还有他到底如何冒死过桥。“有个人想和我保持联系，他说，战后我应该去找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佩丁睡在椅子上，朱朱披着他的外套。第二天一早，他被告知不能通过公路前往扎波罗热了，要么返回，要么向南前往托克马克（Tokmak）。佩丁选择往托克马克走，可是眼前横亘着两座山包。
“狗儿走不动了。我不得不先背着包翻过一座山，再回去接它，把它抬上来。我看着它说，“如果你不走，我们都会死，你必须往前走。它于是跟着我翻过了下一座山。
山那边是一个叫做塔拉西夫卡（Tarasivka）的小村，我从窗户里看到一个人，我就叫住他，给了他一些士兵们分我的香烟——我甚至还有薄荷烟呢。他说，要去扎波罗热只能走小路，越过一座水坝，然后沿着'走私者之路’走。”
佩丁循迹走去，但在翻过大坝之后，他遭遇了一个十字路口——没有任何路标提示接下来的方向。这时候，好运再次眷顾了他。
“一辆卡车出现了，我大叫出声，我说，'我来自马里乌波尔’，车门开了。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翻山越岭走过蜿蜒的路。如果是我自己，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怎么走。我们一路无言，在检查点，那个人对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民兵只说了两个字就被放行了。”
佩丁看到前方飘着一面乌克兰国旗。乌军在检查文件，逐一让人通过。“司机把我放在扎波罗热市中心的一个帐篷旁边。旅途中，他什么也没说，但给了我1000格里夫纳（约合280人民币），然后说，祝你好运。其实他都明白——有什么好说的？”
佩丁下车，走进帐篷，那里面坐满了志愿者。一位女士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安静了下来，说，是的。
“她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来自马里乌波尔。’她尖叫起来：'马里乌波尔！’”佩丁笑着回忆道，“她冲所有人喊道，这个人是从马里乌波尔一路步行过来的——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我想，那是我的荣耀时刻。”
（编辑：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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