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城 李郅高 刘英杰
中国方技术数，简称方术，包括两个方面：一叫术数，亦称数术，是研究宇宙天地为主的知识体系；二叫方技，是研究人体为主的知识体系。
术数有两种含义：
一指策略、权术，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的“术数”即指权术，后来术数一词又引申为法制、治国之术；
二指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数理来推测社会与人事的变化和发展趋向。这里的“术”，就是方法、技术；“数”，指宇宙及人事的生灭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世事的气数和命运。因此，术数即是“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除天文、历谱外，后世称术数者，一般专指各种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命相、拆字、起课、堪舆、占候等。”(《辞海》术数条)
作为学科的一个类目，术数始于西汉。如《汉书·艺文志》载：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问子侍中奉车都尉欲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汉成帝颁诏书时，已将术数收为书籍的一个大的类别了。刘歆的《七略》，是我国图书目录的最早分类。
《汉书·艺文志》把术数图书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记载书籍有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卷，并界定了术数的学科范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后来，天文和历法各自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从术数中分离出去，到清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术数成为只含有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专门以阴阳五行八卦等来推测人事变化的方术了。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论，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通者姑存其说可也。”这是说，术数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近理”的，大部分则是悠谬不稽的。但他也认为，术数古已有之，要分析对待之。
尽管人们对“术数”褒贬不一，但从中国学术史上看，“术数”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无疑是客观存在的，是被史家所承认的。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记有术数活动的最早材料，是殷墟的甲骨。经考古学家的考证，殷代出土的甲骨，绝大多数的记载着我国文明初期的占卜结果。
对殷代甲骨的考察和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商朝的占卜，无论从甲骨的制取，灼兆的方法，占卜的内容及卜仪的规模，都已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根据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原理，我们可以推断，从我国最早开始的占卜活动，发展到商朝甲骨记载的那样复杂的程度，该是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断定，我国古代的占卜活动，应起始于远古时期蒙昧的原始社会。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原始社会我国传说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和洛书把原始游牧民族经过长期观测的天象，用原始的数字形式记载了下来，为我国古老的术数学提供了“数”的依据。也就是在这个传说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掌握了用天干和地支记日，是术数学框架中的一个有力支柱。
研究出土的商代甲骨已经证明，术数在商代至少存有两种形式，一是卜，一是筮。
卜是用龟甲或兽骨做卜骨，经过钻、凿等加工处理，然后放在火上灼。由专门掌管卜的太卜或卜师，根据灼后的龟甲或兽骨裂出的兆象，判定人事的吉凶。
筮是用蓍草或其他可数物的工具，按照一定的规程数，最后得出一组数字构成为卦。至此这一组数字已经失去记数的意义，而是卜者根据此组数字，即卦，来推测判定人事吉凶变化。
在商朝及商朝以前，人们从事的每一项重大活动，事先都要经过占卜以决定是否进行。卜筮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到了周朝，卜仍然是术数的一种主要方法。解放后出土的西周甲骨，证明了这点。
由“一”和“一一”两种符号构成的八卦产生后，筮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初记载八卦的书，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珍宝——《周易》。
大约与《周易》产生的同时，我国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扩充了卜和筮的内容，为我国术数的发展莫定了牢固墓础。
可以说，我们的先人用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形式——河图、洛书、干支、八卦、阴阳五行，加之人们对星宿、四季等的认识，创建了中国术数这座神秘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期，术数除卜和筮两大类外，又产生了星占、筵箪、相阴阳、占梦、占祲兆、攘择等多种形式。其中星占，与古老的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商周时代，星占是卜的一项内容，后来由于观测的天文资料越来越多，人们可以直接依据天象的变化预言人类生产生活的吉凶，不再借用卜来决疑了。于是，星占便成为一种独立的术数。
术数中著名的三式——太乙、六壬和遁甲，传说都在春秋战国时产生，其中太乙和六壬已有文献的记载。通过对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六壬式盘和太一九宫盘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它们确实最迟产生在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术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以术数名家者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史记·日者列传》)。此外，还出现了形法，即相术。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派把周易的研究拉向了纯义理的方向，以占卜为宗旨的术数家们则走上了改变易卦筮法的道路。汉朝先后出现了《焦氏易林》、《京房易》和《太玄经》三个术数派别。
《焦氏易林》根据一年二十四节气，把八八六十四卦分派到全年，以卦直日，创立了新的筮法。同时它又把每一卦都能变为六十四卦，并给所有的卦都记载了繇辞，使繇辞数量达到四千条之多，成为后世“签书”之祖。
杨雄《太玄经》则依周易的办法，对周易八卦前的古筮法进行探索，创造了以“—”“--”“---”三种基本符号组成的四爻卦。
京房接受了《焦氏易林》的以卦直日法，并融汇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学说，发展和创立了纳甲、飞伏、世应等一整套专门术语。成为后来以钱代蓍的火珠林法的源头。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谶书、杯珓和灵棋经等多种术数形式。从汉到唐，筮法的最大改革，是以钱代蓍。以钱代蓍，成卦简单方便，很快得到了推广。以钱代蓍法最早起于何时，现不可考，但最迟不过唐初。
唐宋以后，术数的发展有两个方面比较显著：
一是星命学，也称禄命学，或八字批命法。星命，在先秦即有了发端，唐朝李虚中作《命书》三卷，后为宋代徐子平等人发展，成为我国颇有影响的术数活动。它是以人的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八个字排成四柱，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推断人的命运。
二是签书，也就是抽签。这种活动起初多在庙宇里进行。和佛教的偈语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又演化为街头术士的黄雀抽签等形式。测字也是在这个期间产生的。
中国术数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的生命力很短，一闪即逝；有的随着典籍的亡佚而失传；有的则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目前，在江湖术士中仍然流传的术数典籍有：《卜筮正宗》、《增删卜易》、《断易大全》(筮法)；《六壬金口诀》(六壬)；《渊海子评》、《命理探源》(八字批命)；《麻衣神相》、《柳庄相法》(相术)；《推背图》(谶书)等。这些书籍，是江湖术士或民间从事各种术数活动的主要依据。此外，也有抽签、堪舆(看阴阳宅)与扶乩等术数形式。
术数，无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异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部分。术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乃至今日社会，主要是为迷信活动所利用和服务，其中有着大量的糟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术数与我国原始宗教先民对自然与社会运动的幼稚认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包含着大量的民俗民风的材料。因此，我们认为，对待这样一种民族文化遗产，应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遗产一样，要正视，要重视，要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以严肃的科学研究，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从中国历史上一笔勾销了事。
事实上，无论我们对术数怎样坚决地执著地封禁，社会上和民间的术数活动都从未停止过。近年，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人民社会生活的繁荣与丰富，民间的术数活动也出现了盛行的势头，过去一直被封禁的术数书籍在一些以此为业的术士之间秘密流传——这些“千金不卖”的密本，成了他们的专营品；这些秘本，几经辗转传抄，舛错极多，歪曲了术数典籍的原貌，消弱了原著的数理性、推断性，加重了它的神秘性和迷信性——他们就是靠这些秘本，或公开或隐秘地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术数活动。特别在当前，更出现了大量以算命、看相、预测人生等为内容的粗浅层次的、不严肃的、公开宣扬迷信的出版物，这是一个应当充分予以重视的动向。
信命和算命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因此，要彻底消除这类迷信活动并非易事。行政的禁止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发生作用，但一有时机，这种迷信活动又会死灰复燃，沉滓泛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将对中国术数学的科学研究与民间的迷信的术数活动严格地区分开来，抓紧做好中国术数学名著的整理、校勘、注释、解析类书籍的出版面世工作，并且切实保证这类书籍的严肃性和学术性。同时，应组织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进行研究，写出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以揭露社会上利用术数进行的迷信活动，引导人们对术数进行正确的研究。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唤。
中国术数典籍浩如烟海。中国术数学的包容量极其博大，涉及面极其广泛。在历史上，中国术数为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哲学、军事学、医学和历法等都曾发生过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作用。有的术数典籍本身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或哲学的名著。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术数中有大量的神秘主义和迷信的内容。因此，中国术数的学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或小或大；它所包藏的对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启示、有裨益的东西或少或多，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探索的。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术数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它们的本质、终极目的，就是预测。那么，人需要不需预知自己的未来？人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人怎样才能正确地预知自己的未来？在批判和剔除术数中的迷信和神秘成分后，今人能不能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一门崭新的、现代的、先进的、科学的人类预测学？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预知未来既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和欲望，又是人类社会向科学提出的合理要求。
中国的术数学，惟其称为“术数”，原理依据是，人为自然界天与地作用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人、天、地及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术数手段，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
神，当然是不存在的。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树立起一个统一的，能够创造世界的“神”来。术数里提到的神，是多元的、多种多样的，最终都是为术者服务的，是对“数”迷惑不解的产物。
那么，“数”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数”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是点？是线？是力？是波？是场？是联系？是规律？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揭示中国术数学奥妙的中心问题。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对术数学的认真研究和探索，终有一天，会揭开其中的奥秘，获得科学的发现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