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新论之秦朝灭亡的关键在于缺兵

第二章　 秦朝灭亡的关键在于缺兵


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导致缺兵的主要根源

荡平六国后，新兴的秦朝是否还存在六国余孽的反叛、甚至还面临被六国余孽颠覆的危险？！对于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秦始皇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史料中充满了秦始皇“暴虐贪婪”，“严刑酷罚”等似是而非，终于导致秦亡的文字。但深究之下我们却可以发现，秦亡的关键在于缺兵，而缺兵的根源全在于秦始皇的和平麻痹思想！此说的依据我们可以从他于多次出巡刻石的碑文中——亦是最确切、最真实地反映秦始皇思想的珍贵史料中，清晰地查找出来：欣欣向荣的秦朝之所以夭折，全在于秦始皇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只不过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把这件事给忽略了。
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对全国形势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六块石刻的部份碑文中，准确地反应出来，即：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邹峄山碑）
“皇帝一并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琅玡碑）
“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东观碑）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琅玡碑）
上述碑文中的“兵不复起”，“天下和平”，“永偃戎兵”，“不用兵革”，不是将秦始皇认为“刀枪可以入库”；“战马可以觧鞍”的一个美好世界，已经从此开始的善良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吗？
此外，秦始皇还认为，只要后继之君遵照他订下的制度去做，即：“大义修明，垂于后世，顺承无革。”（梁父碑），“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碑），“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会稽碑），他所追求的“嘉保太平”，而且是“舆舟不倾”永远太平的崇高目标，就全都实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会稽碑”中的“嘉保太平”及“黔首修洁”的蕴意，除表明了他希望国家太平而且是“嘉保太平”的苦心外，还希望“黔首”即全国同胞（或称“人民”）都具有高尚的情操，从而深刻地表露出了他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对社会对人民的朴实而感人的诚挚之情。
正是在上述极其善良，也极其盲目的“天下”已经“和平”，可以“永偃戎兵”；可以“不用兵革”，也能保证“舆舟不倾”的思想指导下，秦之所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失之偏颇

诸位都一定知道，我国近代的一位智者，对治国安邦曾提出过一句极其形象的至理名言，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句话中的“两手”，显然是指“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而“都要硬”的意思，则是突出地说明了对“文武之道”，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实现“文兴社稷，武保太平”的战略目标！
对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就不难发现：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在“文治”方面上的功勋，真可谓；光耀千古，一往无前。这“一手”的成果，有的直到今天——甚至万年之后，都必然如江河奔流，万古不息！这就是奠定了中国文明根基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而“武功”方面，他却做得相当差劲，甚至可以说做得十分糟糕。致使秦国玉碎而亡，也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说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在“武功”方面做得十分差劲，甚至可以说做得十分糟糕呢？这就是笔者现在将要向各位阐述的：秦始皇对巩固政权的措施“失之偏颇”。所谓“失之偏颇”，并非毫无可取，因为秦始皇在“文治”上的所有成果，对巩固政权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这仅是对善良者而言。于政治对手——特别是对妄图颠覆秦朝、全面复辟的六国余孽来说，他们是绝不会以秦始皇在“文治”上的诸多贡献，就放过他的。以此为鉴，可知世上最大的血腥和残酷，莫过于为政权而欲置对方于死地。因为政治斗争——特别是已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政治斗争，是决不能以菩萨心肠幻想不用武力镇压，对手就会放下屠刀的! 秦始皇正是在此一致命问题上，犯下了无可挽回的大错，终于导致了秦朝的早亡。
那么，在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上，秦始皇的偏颇之处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从全国统一后，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对六国余孽虽有杀伤，但却仅是伤其皮毛的三件大事就清楚了。这三件大事是：
第一，收缴散落民间的兵器，回炉铸造为每个高为7.5米左右，重约60余吨的金（铜）人，共12个。对于这件被称之为“销锋铸鐻”即将兵器铸造为艺术品的意义，过去的观点单只认为是秦始皇为了防止人民造反，而采取的措施。尽管从政治上来说，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收缴散落民间的武器，不仅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同时还是促进社会文明进程的需要。据笔者所知，之后的历朝历代，对兵器的管制都十分严格，除军队及官府差役外，一般百姓外出，都不许挎刀携剑（据一位武术家考证：正是由于不许挎刀携剑，既可打狗又可防身的“棍”术，才终于得以发展）。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的英雄或坏人，动 辄拔刀斗狠，仅是为了使作品“好看”而已。诸位如果不信，请详察真实反映生活场景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看看画家张择端以写实手法创作的五百二十四人中，是否有一人挎刀携剑？！
武器散落民间，必然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严重影响。因此由政府制定法律，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武器，绝对应属秦始皇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的认识，显然是十分肤浅的。这件事还有力地证明了，笔者先前曾向诸位说过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元素，早在秦朝便都已经出现了，是有事实根据的。
在“销锋铸鐻”一事上，另一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秦始皇将收缴的用以杀人的兵器，为什么全都铸造为与这些杀人工具，形成鲜明对比，并极具感情色彩的“十二金人”，而不是别的甚什么！他此举的蕴意何在？他为什么对“人”怀有如此深情？抑或这只是他的随意为之，根本谈不上其中有何深意！对此笔者认为，此一将用于战争的杀人工具，铸造为艺术品“十二金人”的决定，决非秦始皇毫无深蕴的随意之作。而是最具体、最深刻地反应着他厌恶战争，祈求“天下和平”，并已认为“天下”已经“和平”，以至往后可以“兵不复起”（邹峄山碑）；可以“不用兵革”（琅玡碑）；可以“永偃戎兵”（东观碑）的一个说服力极强的实例。以及他认为自此之后——即“灾害灭除”之后，他可以依照“黔首康定，利泽长久。”（邹峄山碑）的总方针建设国家，并希望全体国民均具有较高素养——即“黔首修洁”的生动写照。从而使他开创的秦朝，真正成为一个国势昌盛，文明发达的大秦帝国（可惜秦始皇如此善良、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
关于“十二金人”的命运，笔者现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诸位简述如下——这件事乍然一看似乎与我们现在所要涉及的专题并不挨边，但却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题外话”。因为在这12尊完全可以称之为国宝级的金人身上，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更能使我们对它的被毁深感惋惜！
  高度超过两层楼房，单个重量超过60吨的12尊不惧严寒酷暑，不怕风雨雷电的稀世珍宝；12尊不论朝代如何更替，都应与世长存，并充分体现我国人民聪明才智的，本应传之万世的青铜艺术杰作，为什么一个都未能长存于世留到今天呢？原来它们于秦朝灭亡后，也历经磨难，最后终于被愚昧及贪婪把它们全都销毁了！“十二金人”被销毁的大概情况是：
秦亡时仍完好无损的“十二金人”，被刘邦下令搬移到长乐宫的大夏殿前，直到三百余年后的东汉末期，董卓因改变币制，下令：“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以充铸焉”。据说遭此一劫（将高大的“金人”重新入炉熔化，改铸为小钱后），“十二金人”已大多损毁；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又曾下令，将长安的大量铜质器物迁往洛阳，幸存的两尊“金人”也在搬迁的计划之内。但由于搬运困难，“铜人重不可至”只好作罢；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季龙先是下令将仅剩下的两尊铜人运回邺都，后来又下令将这两尊铜人，运回长安销毁。至此，体积和重量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手工业史上的奇迹和壮举的“十二金人”，就这样被董卓的贪婪，及后世皇帝的愚昧全部销毁了！
不难想象，要铸造每个高约7.5米，重量达60余吨（总重量共为720余吨）的十二个青铜艺术珍品，从收集武器、汇聚运输、建盖工场，模具加工、熔炼浇铸，精心打磨，置于宫廷……每一步的工作量都是相当艰巨上看。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铸造和吊装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十分不易的。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想象的是，如此既十分重要，又十分重大的“十二金人”的形象，也一定经过秦始皇的深思熟虑——以谁为范本铸造！而决非是可以任由工匠处理的。如果这个推论不错，“十二金人”也能能保留至今，我们就一定可以瞻仰到，为秦朝的建立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十二位先贤的风彩。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二金人”的损毁，也是令人痛心的！
道罢秦始皇为巩固政权所经办的第一桩大事，即：收缴散落于民间的兵器，铸造为“十二金人”。以及稀世国宝“十二金人”的悲惨概况。笔者将书归正传，继续讲述秦始皇在巩固政权上，“失之偏颇”的第二、第三方面的如下内容：
第二，在全国修建驰道，并拆除旧六国先前修建的，为自保安全的国中之“国”的一切城廓、关卡等设施。
第三，在政治谣言满天飞，目标直指秦政权的情况下，秦始皇只简单地采取了虚示社会安定、国家强大的出巡，企望以此来震摄政治反对派，确保秦朝长治久安！
平心而论，上述三条措施于巩固国家政权来说，也并非毫无好处。但是面对秦朝立国时间较短，六国余孽还大量存在的实际。特别是在土地和人口均已数倍或十数倍地大于原秦国的情况下，对惟有增强军队实力，才能确保国家安宁这一新课题的考量，以及所应采取的正确措施，秦始皇是重视不够的。
秦始皇在全国统一后，尽管他有将秦朝政权传至万世之心(我们不能苛求他在两千年前就搞民主)，但却忽视了以“武功”卓绝的霹雳手段，来保卫政权安宁。对此，您能说这不是最大的“失之偏颇”吗？事实证明，正是此一致命错误，最终导致了秦朝的早亡。历史经验之沉痛和教训之深刻，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秦始皇自荡平六国，至他驾崩于沙丘的12年间，从未提出过以加强军队建设来保卫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大秦帝国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黑洞”，它能有解开的一天吗？！


三、“面对危机，处治失当”。

据史料，秦始皇的一生除遭荆轲刺杀外，发生在全国统一前的，还有高渐离刺秦。这两桩刺秦虽然都是巨大阴谋的产物，但总还具有面对面的特点，凶手也没能逃脱惩罚。全国统一后发生的张良博浪沙的一击，以及兰池遇“盗”，秦始皇虽曾下令在全国“大索”十天及二十天，结果并未抓到凶手，事情也就算了！此外，秦始皇对以下三则极其恶毒的政治谣言，由于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而处置也是十分不当的：对“今年祖龙死！”，他只以为是“山鬼”胡言；对镌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的“天降陨石”，则是“尽取石旁居人坑之”，及下令将“陨石”销毁；对“东南有天子气”，即司马迁记录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中的，“始皇尝曰：‘东南有天子气’” 。他所采取的对策却是以不辞辛苦的“东游以厌之”……总之，全国统一后，面对穷凶极恶的阴谋刺杀；及隐蔽恶毒，竭力制造“天意如此”以蛊惑民众，目标直指秦始皇的非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政治谣言，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引起他的警惕，但他一次也没有采取最直接、最有效，能充分体现其“武功”的措施，来巩固秦朝政权。继“巩固统一的措施，失之偏颇”后，“面对危机”他的处治也是失当的。这也是秦之早亡，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而难解的亡国之谜。
根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论述，并结合秦朝立国时间较短，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的六国余孽还大量存在，他们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无时无刻不在找寻颠覆秦朝的机遇并准备痛下杀手。而秦始皇却忘记了如何改革兵制，以适应全国统一后的需要；忘记了军队是保卫政权的工具和柱石；忘记了惟有加强军队建设，忘记了在“文治”过硬的基础上，使“武功”也超群盖世，强而有力，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并由此终于导致秦朝早亡，也就不奇怪了！


四，胡亥的无奈及章邯的勇武。

由于大秦帝国亡得太快，太过突兀。究其原因，早先的说法都是：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将刑律修改得十分荒谬、十分残酷，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现在我们以大泽乡根本不在陈胜、吴广本该赴渔阳郡戍边的道路上为据，除指明此事与胡亥无关外。还指出了紧随陈胜、吴广之后，在华夏大地上闹得最凶——即所谓“诸郡苦其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涉”的人，都是六国余孽中的头面人物。然而在这些人物中闹得最凶、也最有计谋的却是旧楚国的王公勋贵，及刘邦、彭越、英布等市井无赖及盗匪头目。甚至连已遭罢黜的闽越王无诸等人，也趁机起事“从诸侯反秦”。然而就在大秦帝国的东土上硝烟四起之时，却不见胡亥在军事上有任何动作！以至大大小小的“义军”首领都能大胆地率队围攻郡县，而郡县又都处于自身难保的窘况之中，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三川郡太守李由（李斯的大儿子），被吴广围攻数月而不见救兵，最后战死荥阳即是最典型的一例。若问胡亥因何不派兵“平叛”？史称一是赵高封锁消息，二是胡亥沉迷于享乐不知实情。可后来当胡亥知道实情以后又能怎样呢？原来偌大的秦国此时却无兵可派！！不少文章每每谈到陈胜、吴广起义后，便以全国如何如何……来造势天下大乱（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闹得最凶的，仅是旧楚土地上的一“国”之乱！）。那么，大秦帝国的兵到哪儿去了呢？对此天大的疑问，已知的情况是：
为对诸候国发动统一战争，秦国曾号称拥有“百万雄师”，这在当时的秦国人口中已经不是小数。荡平六国后，这支“百万雄师”，三十万随蒙恬去了作为统一华夏整体的、抗击匈奴的北方战场，击退匈奴入侵后，就地参加了长城的修建；五十万随屠睢去了百越（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在占领区越来越大，伤亡减员也越来越多的情势下，只用余下不足二十万的兵力来保卫广袤的华夏地域，显然是非常不够的（笔者估计，战国时期七国的总兵力当在三百五十万左右。除用于打仗外，维持政权的内卫兵力不会低于一百五十万）！秦始皇如何解决兵员短缺？史料中没有纪录（当然也不能据此得出秦国再也没有征过兵的结论。但征兵的数量不会很大应该是肯定的，否则的话史料中一定会有纪录，并还会被西汉官史们攻击为“暴政”的证据之一。换位而言，秦始皇如果这样做了，还能有刘邦的戏吗？笔者斗胆惴测：正是由于兵员短缺，而又不愿以大量增兵来保障社会安定，秦始皇才会不顾鞍马劳顿地多次出巡，并把每次出巡的声势都造得很大！在车辆和道路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和现代相比的情况下，他何以要如此地去自讨苦吃？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想以此来显示政权的稳定，从而震慑散落民间的不甘心失去特权的六国贵族！可见对兵力之不足，他心中是有数的。再联系到荡平六国后，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如果秦始皇以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即可弥补兵力不足并使社稷得以安定的话。笔者以为这必将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也是一件善良过头的蠢事！因为不甘心为秦所灭的“六国余孽”，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不乏反秦能量极大及各种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如刘邦、张良、项梁叔侄……这些人是不会被秦始皇的出巡、震慑住的！此外，秦国缺兵的状况，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
面对起义越闹越凶，国内却处于无兵可派的窘况，胡亥也正为此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出人意外的是，很早以前就在皇陵工地上督造陵建，官任少府的章邯却帮了他的大忙。章邯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让胡亥下令大赦天下，由他把建陵的犯官罪民组织起来平息叛乱的建议。没想到长时期来只会吃喝玩乐，并支持赵高沙丘改诏，害死了扶苏及一大批忠良的胡亥，此时却作出了一个，他一生中惟一正确的决定——在这个关系到秦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一听大喜，急忙颁旨大赦天下，并派章邯为主帅率兵平叛！（此时的秦朝连一个能挑起统兵重担的武将都没有。其缺兵少将至如此惨况，若非史有明文谁敢相信）！　　　　　　　　　　　　　　　　　　　　　　　　　　　　　
按说少府章邯不仅官卑职小，所管的事只是为皇家修葺园陵、营建宫室。在昔日老虎（武将）成堆的时候，他这只猴子，只轮得到爬在树上不敢下来的份。现在山中已无老虎，他这只猴子不但可以从树上下来，而且还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起了平叛主帅的重任！更令人瞠目的是，章邯率领着这支由犯官罪民拼凑起来的官军，居然首战就打垮了已拥有数十万“义军”，上万辆战车的陈胜、吴广，收回了大片失地；以后又杀死了“叛军”中剽悍神勇、威望极高的项梁，并逼得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他在巨鹿决战……结果因赵高仍在朝中作乱，军粮供应不上，章邯反被包围后，带着一群逃剩的饿兵投降了项羽，至此秦国就再也无兵可派了！此事突出地说明了，秦朝的缺兵少将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前汉演义》的作者，蔡东藩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根基，慧眼独具地早在八十余年前，便在该书的第十七回，即：“破釜沉舟奋身杀敌，损兵折将畏罪乞降”的回末评述中，对此事作了精彩而极有见地的如下评述：
“项羽之救巨鹿，为秦史上第一大战，秦楚兴亡之关键，实本于此。盖章邯为秦之骁将，邯不败，即秦不亡。且山东各国，无敢敌邯，独羽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拔山扛鼎之大力，一往直前，九战皆捷，虏王离，杀苏角，焚涉间，卒能使善征之章邯一蹶不振何其勇也！然使秦国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愚，则邯犹不至降楚，或尚能反攻为守，亦未可知，天意已疾秦久矣，故特使赵高以乱其中，复生项羽以挠其外，章邯一去而秦无人，安得不亡！谁谓冥冥中无主宰乎？”
上文中除“天意疾秦久矣”及“谁谓冥冥中无主宰乎”外，已将秦亡的三要素，即“故特使赵高以乱其中，复生项羽以挠其外”，“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愚，则章邯犹不至降楚……盖章邯为秦之骁将，邯不败，即秦不亡”。其中还特别提到了：“……章邯一去而秦无人，安得不亡！”已把缺兵的情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总之，没有机动兵力及时平息叛乱，应该是秦国早亡的根本原因！那种动辄就把秦朝的亡国之因，说成是“暴政”的必然结果，并为此杜撰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论”，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即：公式）化了！　

五、答友人的几点诘问

笔者的上述观点，即“缺兵亡秦论”形成后，友人曾诘言：向项羽投降的是秦军的主力，而不是由章邯组织的以修建骊山陵为主的，被胡亥的大赦令解脱了的骊山徒。此说的理由：一是进咸阳时项羽有人马40万（其中尚不包括被项羽在巨鹿坑杀的20万）；二是刘邦有人马10万。如果不是秦军主力，哪来那么多人马！并从而得出了“秦国之亡并不在于缺兵。而是失道寡助，将士临阵起义”终于导致亡国的结论。
持上述观点的友人还指出，笔者引用蔡东藩先生的“评语”，来作为认定“缺兵亡秦论”的第一大家之言，也是不当的！他认为：“要说朝中无人领兵尚有道理。文章牵强的要说秦的灭亡在于缺兵，还找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创作为支持的依据，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写写小说也就罢了，要横空放言说有新发现，我看还是慎重点”。对此他还提出了：从九原沿驰道返回咸阳，骑兵一天一夜也就赶到了。
为了对到底是“缺兵亡秦”还是“暴政亡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将从回答友人为否定“缺兵亡秦论”所提的几个问题入手。因为澄清了这些问题，不仅对诸位，更对今后开展的秦史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第一，        关于坑杀降卒。按司马迁的记录，在战国末年的战争中，
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后，曾坑杀了40万赵国降兵；项羽在巨鹿之战后，也坑杀了20万秦朝的降兵。这两件“大事”，二千余年来不仅被史家认定，更经文艺作品广泛渲染，几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笔者却认定这两件“大事”都是假的！诸位可以心算一下，如果每坑埋100人，白起坑杀40万赵军，他就得挖4000个这样的大坑；项羽坑杀20万“秦军主力”，他也得挖2000个这样的大坑。此外，我们从考古报道中都已经看到，三千年前的屍骨尚有存世至今的遗骸，难道二千多年前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坑杀，就不会留给后世一些蛛丝马迹？可自此后的二千余年中，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到当代，我们什么时候听说在长平、在巨鹿，发现了白起或项羽坑杀降卒的成百上千个大坑的罪证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司马迁的纪录有误吗！
　　第二、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的，项羽进咸阳有40万人马；刘邦进咸阳有10万人马。从而得出是“秦军的主力投降了他们”后，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人马的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一点只要从除了章邯外，秦朝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就可以看出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假定秦军若真有主力的话，率队的将军是谁？秦朝若真有主力，还轮得到“工头”章邯率队出征？从这两个问题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此时的秦军，是根本没有什么主力的。前年（04年）中央10台在暑假期间播放的《千年史话》中，针对陈胜、吴广“起义”后，出现的“天下云集，四方会应”，而秦朝却毫无军事行动的实际，也提出了“秦朝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呢？”的问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却是，章邯率队平叛的全过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着完整的记录。鉴于章邯挂帅出征是不争的事实，友人的“要说朝中无人领兵，尚有一定道理……”言下之意是说此时的秦朝仅是“缺将”并不“缺兵”。这种看法显然是说不通的。
　　第三、关于“从九原返回咸阳的骑兵，沿驰道一天一夜也就赶到了”。骑兵沿驰道从九原（今之内蒙包头）返回咸阳，一天一夜能否跑完850公里以上的路程？跑完之后人、马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可以先不去管。现在要说的是不论正史（即《史记》）或野史中，都从未有胡亥调兵平叛（哪怕是调九原之兵）的任何记录，以及九原部队自动前来平叛的任何蛛丝马迹！由此可知九原部队能赶来是一回事，实际上并未“赶来”，则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提到九原部队，笔者至今仍在痛惜不已地关注着以下问题，即：扶苏、蒙恬遇害后，这支先是跟随秦始皇荡平群雄，以后又对保卫边疆、驱逐匈奴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后来就参加了修建长城、戍边屯垦的英雄部队，最后却在历史上失去了他们的踪影！为什么会是这样？此一千古之谜，还能有解开的一天吗？
第四，针对笔者所论，秦亡乃系“六国余孽反叛复辟”的观点。友人曾诘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以铁腕手段，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12万户，以防止他们煽动故旧伺机反叛。并强调指出：“在二千多年前，12万户（平均每“国”2万户）已经不算少了！在迁徙了这么多六国富豪后，旧六国中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以秦为敌的‘余孽’呢？”并从而得出了看似极具情理的以下结论：“把在旧六国土地上发生的反秦起义，称作是‘六国余孽’趁机暴乱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对此，笔者只须将于探究中吃惊地发现的问题——即：所谓“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以铁腕手段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12万户”一事，很可能又是一桩经不起推敲的误记的依据，向诸位奉告如下，情况就完全清楚了！笔者此说之最直观的依据就是：
1，如果每户“六国富豪”平均按5人计算。迁徙12万户“六国富豪”，将使咸阳一下子猛增60万人口；如果每户平均按8人计算，迁徙的人口总数，将达到近百万之多！而咸阳城是在130多年前，由秦孝公主持建造的。
不难想象，咸阳初建时，秦孝公一定会从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咸阳的规模建造得大一些。可是经过130多年的发展，至秦始皇荡平六国时，即使还有空地可安置一些移民，也应该是不会太多了。怎么可能还有巨大的空间，一下子安置百万以上的新增人员住进去呢？更何况安置这些“六国富豪”所需要的12万套房子，难道也是以前就建好了的 ! 一百多万人每天都需要的粮食，也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因此，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录的：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曾向咸阳迁徙六国富豪12万户一事，是不可信的！
2，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荡平六国后，秦始皇到底向咸阳迁徙了多少六国富豪？抑或这件事就根本没做！致使大量六国余孽藏身民间，后来都成了亡秦的先锋和干将。笔者对此的看法是：这件事秦始皇根本没做 ! 例如：五世为相的张良家，韩国灭亡时，他家尚有“家僮”三百余人。按理这本该是强令迁徙的既富又豪的六国勋贵之一。可如此富豪世家不仅未迁徙，而张良仇秦恨秦，与秦不共戴天的疯狂劲，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记述得十分清楚的。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紧随陈胜、吴广之后起兵的四个造反王——即自立为燕王的韩广；自立为赵王的武臣；自立为齐王的田儋；自立为魏王的魏咎，以及数代均为楚国大将的项羽家……全都可以归入必须搬迁的富豪之例。更何况即使不按平均每国迁二万户，而是按每国迁二十户（即司马迁所论的千分之一）计算，上述诸多人家都属于必迁户。可谁家都没有被迁徙！从而也证明了所谓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后，向咸阳迁徙了六国富豪一事，是经不起推敲的。
3，对于秦始皇并未迁徙“六国富豪”的证据，我们还可以从全国统一9年后，秦始皇才将扩建咸阳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即咸阳城又经历了9年的发展后，其规模方显不适应需要一事中，理性地分析出来。即：若非司马迁记录的“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有误，在迁徙了富豪十二万户之后。又过了9年，才出现咸阳已不适应需要的问题，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友人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荡平六国后秦始皇曾以铁腕手段，“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为据，诘言“秦亡乃系六国余孽反叛复辟”不妥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司马迁设下的前提极不真实，从而导致结论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对蔡东藩先生的哀思和缅怀。鉴于对蔡东藩先生及其在秦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多少年来都几乎无人关注。现特将蔡东藩先生的简况介绍如下，以作笔者对蔡东潘先生的哀思及缅怀之挚情！
　　蔡东藩先生，名成，字椿寿，号东藩。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卒于一九四五年，终年六十八岁。蔡东藩先生于清光绪十七年（十四岁）考中秀才。清朝末年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奉调为江西省以知县候补，月余后称病返归故里。辛亥革命后，经好友介绍，到上海会文堂新纪书局任编辑。其后又返归故里，依约定为会文堂编写《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前后历时10年，共成书11部……总共六百多万字。真可谓创作极丰，硕果累累！
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朝开始一直写到民国年间，共写了二千二百六十六年中，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大事。更为可贵的是，蔡东藩先生不仅据史料铺演小说，还在编写的过程中，以自己学史、研史的心得，以回末评史的方式，抒发自己对史料的看法。笔者在前一节中所引用的，藩东藩先生对秦亡之因的看法，即是蔡东藩先生八十余年前，发表在《前汉演义》第十七回末中的一段极有见地的评史佳话。亦是极精彩、极扼要的评述秦亡之因的一家之言！
蔡东藩先生在上述评语中，明确地指出了“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庸，则章邯犹不至降楚”。把秦朝最后的败亡之因已说得十分清楚了。怎么能把笔者所引用的蔡东藩先生的独到的见解，说成是：“文章牵强的要说秦的灭亡在于缺兵，还找了一个小说家的文学创作为支持的依据，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写写小说也就罢了。要横空放言说有新发现，我看还是慎重点”。对此，须要说明的是：我们从蔡东藩先生的生平中已经知道，蔡东藩先生首先是一位学者，否则的话怎能连续写出历史跨度长达二千余年的11部，风行海内而不竭的宏篇巨著，然后才是一位小说家。他写的小说连同回末评语，与一般标示着“历史小说”的作品相比，不论创作的严肃性，或是独到的文词功力，后者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蔡东藩先生所创作的众多历史题材的小说，及其学术观点极强的回末评述，首开了我国学术性历史小说的先河，不论其在史学探佚及文学创新上的地位，都是必须肯定的。
第六、对蔡东藩先生提出的，有关秦亡的三要素，即：“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庸，则章邯犹不至降楚”的进一步分析。在秦二世的昏庸无能，以及章邯最后还是投降了项羽这两件大事已为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笔者针对蔡东藩先生对秦之所亡，将“赵高的奸佞”放在第一位的情况，特向诸位阐述如下：
据史料，赵高的父亲（名不详），原系在秦昭王发动的晋阳之役中，被俘入秦的赵国宫室大臣，后因立功免罪被录用为隐官。（隐官一职的地位，高的也只不过仅为自由人，低的比一般庶民还低）。
赵高虽然出生在隐官人家，而他却身体健壮，聪明好学。但由于家庭地位低下并于阉割后才得以进入后宫，而这更激起了他的反抗和报复情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仇恨中，他十四岁左右便入后宫作了一名洒水扫地，掸灰除尘的厮役。比赵高可能只大两岁的秦王嬴政，见赵高性格倔强，办事稳妥，于是便暗地里将赵高收在身边。后来还发现这个并不合群，与别人很少往来，但却极有心计的赵高，自幼还随其父学习过刑狱之法，字也写得很好，便对赵高给予了格外的关照。而聪明过人的赵高也知道自己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只要自己尽量将秦王交待的事办好，那他日后就是秦王的心腹。一旦秦王将来亲掌朝政，他飞黄腾达的日子也就到了！总之，赵高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懂得了向上钻营，这应该是他“成功”的决窍之一。此外还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赵高生于秦国，但其父原是赵国的宫室大臣。被俘入秦并散失了宫室大臣的特权后，他对赵高日后所形成的仇秦恨秦心理，应该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正是由于赵高既聪明伶利，心思也特快特灵，因而在秦始皇身边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虽有许多大臣建议秦始皇早除赵高，甚至在犯罪当斩的情况下，秦始皇因爱其才，仍然赦免了他！而秦始皇至死都未能明白，秦亡的掘墓人就是这个他十分宠信的赵高！
道罢赵高的上述背景情况，笔者特录述以下三事，作为蔡东藩先生所论：“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的证明：
第一，沙丘政变，篡改遗诏，随后还害死了公子扶苏，及三代有大功于秦的蒙氏兄弟的主谋，就是赵高。
第二，杀戮有功于秦的众多文武、及胡亥的众多哥姐；并指鹿为马又在望夷宫害死了胡亥的凶手也是赵高。
第三，巨鹿战况危急时，章邯曾派副将司马欣回朝催粮。结果赵高不仅不让司马欣向胡亥禀报实况，反而派人要杀害司马欣。吓得司马欣连夜从小路逃回巨鹿后，转而劝章邯投降项羽的还是赵高。
在以上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和第二件都已是广为人知的“旧话”，对其中的第一件，笔者还将在以后的专题，即：“秦始皇的蹊跷之死”中进一步阐述外。现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第三件，即：迫使章邯投降项羽，是赵高犯下的又一滔天大罪！
关于章邯降项的过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情况是：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巨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自往救巨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使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赵高使人追捕，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于急出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候。”
司马迁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话，说了些什么事呢？
第一，指明了时间是在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头。
第二，章邯在打垮了陈胜、吴广的进攻后，率兵在巨鹿与项梁展开激战，并杀死了骠悍神勇的项梁。
第三，项羽得知项梁被杀，率兵由彭城北上(西北)，与正在围攻巨鹿的章邯展开激战。
第四，就在这一年，赵高被胡亥封为丞相，赵高作假陷害李斯，以残酷的“腰斩”之刑，把李斯杀害了。
第五，在项羽采取烧绝粮道的情况下，章邯连败数阵。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胡亥（也许是赵高假借胡亥之名）派人前往巨鹿责问章邯。章邯派长使司马欣入朝汇报情况，并请求调拨粮草稳定军心，继续与项羽决战。
第六，司马欣到咸阳后，赵高多方阻拦，既不让司马欣直接向胡亥汇报战况，又不相信司马欣向他讲述的前线因缺粮，情况已十分危急。
第七，之后司马欣还发觉赵高有意要杀害他，于是便从小路逃跑了。
第八，赵高得知司马欣逃去，便立即派兵追赶。结果追之不及，司马欣终于重又回到了巨鹿前线。
第九，司马欣见到章邯就说：赵高现在朝中独揽大权，将军有功也要被杀，无功也要被杀，还不如投降项羽……
第十，在项羽的不断猛攻下，章邯终于率领着一帮逃剩了的饿兵，投降了项羽……
综上可知：自陈胜、吴广“起义”以来，由秦朝的中央政府惟一组织的，并已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平叛行动，就这样失败了！这难道还不能说赵高是亡秦的“奸佞”吗？！
以上笔者不嫌累赘地将司马迁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仅以150多字就反映了自项羽参战，至章邯投降全过程的文章，顺序从十个方面向诸位进行了阐述。之所以如此，目的全在于以较完整的过程，向诸位展示蔡东藩先生对秦之所亡的独到见解，及精辟而简练的直指事物本质的评述。决非天马行空，“挥洒自如”地乱写，更非横空放言，“无根无据”地胡说！“然使秦无赵高之奸佞，二世之昏愚，则邯不至降楚……章邯一去而秦无人，安得不亡！”对于具有如此远见卓识的睿智评述，把它当作小说的虚构之言来看，显然是不妥的。
此外，须要再向诸位进一步说明的是，赵高的为祸并非只在这一件事上。秦之所亡与秦始皇一直宠信赵高，一直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让他掌握了一定的实权，从而为秦亡种下了祸根。这一方面说明了秦始皇识人有误，因而铸下了大错。另一方面也说明野心极大的赵高，还有着一套极强的能蒙蔽秦始皇的变色本领。他的这套本领并非只是如李莲英对慈禧那样全是阿谀奉承。他不但字写得特好，在秦始皇用以向全国推广的文字范本中，除李斯写的一篇《仓颉篇》外，赵高也写了一篇《爰爱篇》。此外赵高还熟悉刑法狱讼，可见口才也一定不错。所以秦始皇还让他当了胡亥的太傅（皇子的老师）。对于这样一个一方面是聪明能干，善于学习，出类拔萃的才子；另一方面却又是极端的地位低下，在饱受白眼后，只能以阉宦之身进入后宫，从而在他心中埋下了深刻仇恨的人，更加上他家原是赵国的官宦，其父自被俘入秦后，难免于有意无意间，对他流露出思念往昔的——甚至是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赵高是秦亡的“掘墓”人，应该是没错的，只不过他“掘墓”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以极特殊的方式，总是在极关键的时候从内部猛下杀手，最后终于为自己也为赵国向秦始皇报了大仇！这不仅在我国的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章邯率领的决非秦军“主力”，而是被特赦后的“骊山徒”。至于秦军此时的“主力”何在？如果真有，为什么秦朝的中央政府一直没有组织过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这些都只有等待跋涉于秦史的诸君，来解开此谜了！
   
六、缺兵的几个直接证明

如果说，秦始皇于全国统一后所经历的两次遇刺，虽经他下令在全国“大索”但并未抓到凶手，尚不足以说明秦国缺兵外。发生在以“严刑酷罚”著称于世的秦国中的以下怪事，不知将如何解释？！
1、项羽的叔父项梁因争讼杀人后，带着姪儿项羽由下相（今江苏宿迁西）逃往吴中（今江苏苏州）避祸。这个杀人犯逃到会稽后，并不是隐姓埋名地藏于社会底层，而是抛头露面于上流社会。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说法：是因为会稽的贤士大夫们的才智都在项梁之下，凡有涉及民生的大事及建盖楼堂庙宇，婚庆丧葬……都常由项梁来办。项梁暗中还以兵法的原理，来管束追随他的宾客子弟，俨然成了当地的黑帮首领，连会稽郡守也只得对他另眼相看，根本不敢动他!若不因缺兵无奈，会稽郡守能对他这样客气吗？
2、水寇彭越、英布，一个在山东的微山湖边为盗，一个在江西的鄱阳湖畔劫财。英布曾犯法被黥面后，判处在骊山陵服刑。结果他却带着一帮人逃离骊山，回到了远在二千余里之外的鄱阳湖边!在交通工具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若不缺兵他们能成群结队地远逃千里之外吗？　　　
3、泗水长亭刘邦私纵囚犯后，也未受到立案追捕。若不因缺兵无奈，沛县长官敢如此听之任之吗？
除以上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实例外，发生在陈胜、吴广“起义”后的缺兵实例，更是多不胜数……择其要者，即有以下数桩：
第一、陈胜、吴广“起义”后，三川郡太守李由(李斯的大儿子)被吴广围攻数月而不见救兵，最后战死荥阳。郡守尚且如此，各县更是自身难保!
第二、若不缺兵，所谓“诸郡苦其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涉”的大大小小的“义军”团伙，怎么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形成“风云集会”的燎原之势，而谁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
第三、若不缺兵，除章邯率领大赦后的骊山徒平叛外，秦国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从未组织过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
第四、在众多因缺兵导致秦亡的实例中，司马迁惟独对刘邦之所以未被立案追捕的原因作了说明。但就是此一“说明”，不仅证明了秦国确实缺兵(三川郡及沛县的兵力情况，就是整个秦国的缩影)，还暴露出司马迁为讨好刘姓君王，在为他带来终身荣誉的《史记》中，为刘邦编写了绝非史实的三个故事，以证明他是真龙天子。为刘邦登基称帝的合法性，制造了三个最关键的理论依据。这三个纪录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中的故事是：
1、刘邦私纵囚犯后，躲藏在芒、砀山中。他于又一次醉酒并杀死了一条挡道的大蛇后（此事也可能有假），跟随他的十余人突然发现有一老年妇女在路边哭泣，便上前询问原因。司马迁对此的原话是：“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为何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挡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勿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2，刘邦漂泊不定地藏身芒、砀山中，其妻吕氏为其送饭，每次都能找到。刘邦对此感到奇怪，问她原因何在？吕氏说：你住的地方，天上常有云气，看着云气来找，都能找到你。即：“吕后以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之后，司马迁更将此“云气”煞费苦心地描述为秦始皇也听到了“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从而再次出巡东南“以魇之”。   
3，司马迁写刘邦有“帝王之气”还不仅于此，早在刘邦出生的时候，就写得十分神怪，即：
“其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住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长亭，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以上笔者不嫌累赘地原文摘抄了，司马迁关于刘邦未受追捕的三段煞遇苦心的奇文——其一被他斩杀的白蛇是“白帝”，他是“赤帝”，是真龙天子；是其母在“雷电晦冥”时，与“蛟龙交合后产下的龙种”；其二、他躲在大山中，其妻为他送饭每次都能找到他，是看见他躲藏的地方，天上有祥云显现。这种“祥云”就是秦始皇听说的“天子气”；其三、他喝醉后，酒店老板常见他头顶上有云龙出现……由于有刘邦在座，酒店的生意就特好。至年底时，两家酒店就把刘邦打的欠条全给撕了（由此可见刘邦的“德性”！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刘邦俨然是一位黑帮老大）。在这里本来是纪史的《史记》，却被司马迁写成了《封神榜》似的刘邦演义!但不管怎么写，刘邦私纵囚犯而没有受到立案追捕，却是掩盖不住的事实。　　
陈胜、吴广“起义”后，不少郡县(特别是在旧楚国)都趁机“起义”响应。沛县的情况是：
“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招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这段记录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的文字，生动地说明了如不缺兵，仅有“数十百人”的刘邦，怎么会把沛县令吓得赶紧关闭城门？如不缺兵，沛县令怎么会前不派兵追捕，此时又被吓得不敢出击？（笔者先前曾说过：三川郡及沛县缺兵的情况，以及各郡县均难以自保的情况，就是整个秦朝缺兵的缩影）。
此外，下述三个事实，还可以作为缺兵的铁证：
第一，据查证芒山和砀山，两山相距虽仅四公里左右。但从沛县去芒、砀山的距离却在80公里以上!如此远距离送饭，而且是只要看着天上的“云气”就能找到刘邦，这可能吗？
第二，刘邦初入芒、砀山时，身边仅有“徙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后来出山至沛县时“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在这期间不打家动舍，拦路抢劫，他们吃什么？!
第三，如果司马迁仅“隐讳”刘邦为盗的事实，后人自当谅解。然而从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为美化刘邦所用的：“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而把秦始皇（通过尉缭）说成是：“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言词来看，其为刘邦所立的“传”，不就应照了笔者的友人所说的：“……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它强有力的修饰作用令人叹为观止，文字通过其所具有的纪述、表达、解释和解构的能力，充分展现了它无穷的修饰威力和魅力。它的威力可以使真实的事件变得模糊，变得不那么真实，甚至是虚伪的；也可以使虚伪的、没有意义的事件变得有意义和价值……”的话，犹如一面光洁的镜子，把司马迁为取宠刘姓君王，竭力美化刘邦的意图全照出来了！
此外，司马迁除把刘邦的出生写得十分怪异，将其美化为龙种外，另一玄奥之处，即是写其“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黑子即黑痣）！
一个人，股部长一颗、两颗痣不足为奇，长到三五颗已罕见！刘邦怎么可能一下子在股部长有七十二“黑子”呢？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其“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一定有着良苦用心！
为解开数词“七十二”的寓意之迷，笔者专此除冥思苦想外，尚请教了包括熟知周易原理的专家。结果除认为：人的股部密集地长着“七十二黑子”不可能外，都猜不透司马迁到底寓意何指？
鉴于数词“七十二”，除司马迁用于对刘邦“股痣”的描述外，文学作品或现实生活中也多次出现，如：
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有七十二贤人；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水浒传中有七十二地煞；
全圆三百六十度，可分为七十二等分（每等分五度）；
五十年代还有以《七十二客房》命名的电影……
突然！一个司马迁是否有意将刘邦描写为除是龙种外，还是一个集中了七十二贤人优点的圣人的想法，蓦然跃了上笔者的心头！这样一来，刘邦既是真龙天子，又是世之圣人！如此虚实皆备，以汉代秦不就更是上应天命，顺理成章了吗？
总之，纵观秦未的“天下大乱”，在一个“严刑酷罚”的国家体制中，若不因实力不济而无可奈何，肩负封疆守土之责的郡守和县令，对发生在眼底下的上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是绝对不敢无动于衷的!由于郡县自身难保，国家又没有机动兵力及时平息叛乱，这才是秦朝早亡的根本原因!那种动辄就把秦朝的亡国之因，说成是“暴政”的必然结果，是把复杂的事物公式化、简单化了。此外，有的专著把章邯率领的，由大赦后的犯官罪民拼凑起来的平叛大军，说成是
“秦军主力”，并以此证明秦国并不缺兵的观点，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再者，哪种把秦朝之亡，说成是推行法家理论的必然结果，而儒家理论却可以“长治久安”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西汉的儒学大师攻击秦始皇“法令繁惨，刑罚暴酷”却举不出实例（秦始皇连一个大臣都没有杀过）。被诸多专著用以证明秦始皇残暴的“茅焦放颜谏秦王”一事，也是假的。（此问题笔者将在第六章——即“首屈的一指的法制皇帝”中论述）。相反秦始皇以“事皆决于法”的理念为指导办事的实例，我们却可以举出许多！他不仅亲自参与“作制明法”，而且还带头执法。从不为没有军功的众多公子，或后宫嫔妃及外戚牟取好处。怎么还能说秦亡是推行法家理论的必然结果呢！至于儒家理论却可以“长治久安”的观点。笔者认为，只要联系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二千年而无质的飞跃，就一目了然了！二千余年中尽管也出现过“盛世”，却从未出现过一位类似于秦始皇的，具有非凡创新意识——即具有“科学发展观”的从本质上促进社会发展的君王，就十　分清楚了。
居于上述认识，所谓“儒家理论”却可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观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还能是“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