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宋王明清《玉照新志》据此考证说，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成书于北宋初年吴越国尚存之时。北宋开国皇帝姓赵，因此排第一。而钱氏为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的姓氏，孙氏为末代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姓氏，因此排第二、第三。宋以来钱姓的人，皆自称为吴越王后裔，以示大有来头。
吴越国的文献和文物都很丰富。开国国王钱镠和末代国王钱俶的手迹今有两种流传，一是浙江省博物馆藏钱镠钱俶批牍，字数很少。另一件民间流传的钱镠尺牍，是七行草书，有书法价值。吴越国最知名的文物，应属唐昭宗颁赐吴越王钱镠的免死丹书铁券，原物原藏临海钱氏，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两种钱王手迹从北宋开始，既已著名，历宋元明清四代，题跋累累，观款众多。不过，民间流传的这个手卷以铁券刻本置于钱俶手札之前，全卷又以“钱武肃王铁券图式”为名，都说明丹书铁券从来都是关心的焦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金书铁券”
【二】
吴越国的第一个国王钱镠生于唐末，出身行伍，他的上司义胜军节度使董昌是割据两浙的军阀。钱镠用兵智诈，凭借好运，一路做到了镇海军节度使时，已经看不到上升的空间。不过这时候机会来了。董昌向朝廷请求进封越王未果，便自己称帝，国号“大越罗平”。钱镠兵谏董昌，希望董昌改过，董昌大惧，表示要向唐昭宗谢罪，唐昭宗也同意赦罪了，但早有独立之心的钱镠，哪肯再居人下？他明白，这事不可能善罢甘休，于是上书唐朝廷，请求讨伐。董昌称帝仅一年即被剿灭。钱镠就取旧主而代之，成为新的军阀。
唐昭宗为了表彰钱镠的功绩，赐他免死铁券，券文说他“志奖王室，绩冠诸藩，溢于旗常，流在丹素”，因此怎么表扬他都不过分：
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维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宝富贵，恕卿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维钦哉！
这是说，皇帝发誓，即便长江黄河有一天会断流，泰山华山有一天会小得跟拳头一样大，钱镠及其子孙也会延续富贵，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赦免其子孙三次死罪，如果犯一般的法，也不能治其罪。
铁券一式两份，一份存于唐王朝的档案馆，一份给钱镠家族传世，一旦违法，这两份可以对验。这是唐昭宗与钱镠签署的一份重要合同，凭着它，钱氏家族可将祖先钱镠一时之功劳与钱氏家族千秋万世之罪相抵消，只是死罪有次数限制。虚拟的电子游戏中虚拟游戏角色有若干条命，可能是受此启发。
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金书铁券”之明代木刻拓印本
【三】
免死和铁券本来是两种制度，在钱镠以前都已有很长的历史。先说免死。《左传》记载，逃亡在外的卫蒯聩想让地位低贱的陪臣浑良夫帮他做卫国君，约定说：“茍使我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这是在羽翼未丰时期用赦免三次死罪来请人替他卖命。后来蒯聩果然做了国君即卫后庄公，浑良夫也位至大夫，但庄公的太子想杀掉浑良夫，在一次仪式上就找齐了浑良夫的三个死罪：紫衣、袒裘、带剑，“数其三罪而杀之”。三次赦免就这样一起用完。蒯聩可能是心中愧疚，不久以后还梦到浑良夫向天喊冤。
在战国早中期，中山国是位于燕赵之间的小国，就是出产“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的地方。中山国的相邦司马贾，先后辅佐三代中山国君，其中年幼即位的中山王错，成年以后猜忌老臣司马贾对王位有所不利，便制作一件铁足大鼎，在铭文中，中山王说：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虽有死罪及三世，亡不赦。以明其德，庸其功。吾老贾奔走不听命，寡人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业业，恐陨社稷之光，是以寡人许之，谋虑皆从，克有功智旃。诒死罪之有赦，知为人臣之义也。
这是用赦免司马贾本人死罪及其三代子孙死罪作为条件，交换司马贾对中山王的忠诚。但鼎铭中也委婉表达了“君臣易位”之谋反大罪不在赦死之列。不仅于此，关于司马贾的事迹还刻在一件方壶和一件圆壶上。上述大鼎和两件壶，就是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的“中山三器”，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将这种免死文书刻于宗庙重器上，目的是表现中山王的最大诚意，这与后世的免死铁券作用有些相同。一般认为，铁券制度从西汉初年开始。汉高祖刘邦建国以后，为笼络功臣，就封建诸侯，赐丹书铁券，上面用朱砂写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铁券一式两份，装在金匮石室中，藏在宗庙里。这件事又称“剖符作誓”。立誓的时候，杀白马而歃血为盟。钱镠铁券中所称“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即是从汉初铁券学来的。
刘邦出身微贱，在秦代做泗水亭长，相当于今天县公安局长。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也多数出身低下，也有一些是已经没落的六国贵族的后代。秦代搞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封诸侯，也不大承认贵族制。经历秦代，旧的贵族制业已没落。高祖颁赐丹书铁券之后，当时的功臣诸侯都开始学做贵族，觉得铁券制度可以保证将这份家业传予千秋万代。
不过，汉代的铁券并没有免死和免罪的内容，执券者稍不留神，就会因小事获罪，死得很惨。例如功臣韩信，在高祖二年即获罪，软禁多年之后被处死，并且株连三族。又例如，刘邦杀梁王彭越之后，将彭越剁为肉酱，让功臣品尝，以儆效尤。宋王安石曾作《读汉功臣表》诗说这件事:
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本待山河如带砺，何缘菹醢赐侯王。高祖即位七年之内，就食言自肥，将异姓的诸侯基本剪除干净了（只留了偏远弱小的长沙国吴芮），汉朝变成了刘姓的家天下，此后的主要矛盾都集中在刘氏内部了。所以说，誓言实际是用来违背的，制度也是用来破坏的，铁券不但不是护身符，反而像是监视器。
汉代有所谓“上请”之制，即贵族官僚犯罪，皇帝有权减免处罚。从汉代兴起的门阀世族权贵阶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侥幸在战乱中苟存，世族犯罪可以减免处罚的特权被法律化，称为“八议”，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权贵人物犯罪之后，享有减免的特权。南北朝是中国制度的变革期，无论南朝北朝的统治者，都觉得汉代的铁券制度比较文明，签个合同发个誓，就可以解除君臣的猜忌和不信任，因此颁赐铁券俨然成为华夏皇权的标志，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对于宗室及贵族大臣经常颁赐免死铁券，有些大臣或者向太后、皇帝乞讨铁券作为护身符。当时权贵拥铁券而自重，一时蔚然成风。
至隋唐时代，对功臣颁发铁券已成常态，凡开国功臣（例如秦王李世民、裴寂）、中兴功臣（郭子仪、李光弼）、以及某些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弄臣（例如安禄山）都赐铁券。将功劳折合为免死免罪，使功罪相抵消，是铁券的基本原理。这又有些像电脑游戏的积分制，积分多了，便可以买一个不死的装备。
据记载，钱镠所获的免死铁券，是唐昭宗主动赐予的，并非钱镠上书乞求。其原因，在于唐末藩镇割据，都很轻视中央王朝，唐昭宗想借表扬钱镠的机会，做个样子给其他藩镇看看。
钱镠当然也很明白当时的形势：吴越地区在藩镇中最弱，依靠中央王朝总会有个照应。钱镠告诫他的子孙不要称帝，要依附中原王朝。因此在唐亡以后，吴越国依次归附梁、唐、晋、汉、周，贡奉不绝，因此延续了近百年，至钱俶时纳土归降于北宋太祖赵匡胤，又得优待恩宠。
今人认为吴越国能保境安民，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才开始发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认为，钱氏吴越国虽比其他诸国怯弱，但其统治者奢侈，又要向中原纳贡以换取偷安，从钱镠开始就对人民重加赋敛，“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小官吏完不成任务就得按照亏欠数量接受鞭笞，平民就更不胜其苦了。所以欧阳修认为，钱氏之有国，并非对吴越地区有德惠恩泽，只是乱世所出的英雄，原本都是黥髡盗贩之罪犯，这些人做了王侯以后，用更加残忍暴虐的手段维持了统治。
因为钱俶的纳土归降，宋代对钱氏优待有加，封王赐爵，甚至跟皇室联姻。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宋高宗、明太祖、明成祖、清高宗先后御览铁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钱氏后人历经宋、元、明、清各朝，皆赖此枚铁券而富贵不断，俨然成为了千年贵族，大概仅次于两千多年的孔子世家了。其间铁券有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在此就不必缕叙了。
历代帝王对这枚铁券的兴趣，主要是认识到铁券制度可以维护皇权。钱镠在唐末藩镇割据之际，还能拥戴衰弱的中央王朝，这正是历代皇权所需要树立的榜样。所以，唐虽亡，而铁券依然有效。再者，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都学习历史上有效权术，无论皇权盛衰，甚至在定鼎之前，铁券总能暂时安定人心，从而平衡各方势力。其间微妙，至少有三点：1、将来有功，可以免将来之罪，从而物色效死之徒；2、过去有功，可以免将来之罪，从而安抚一时之心；3、过去有功，虽说可以免当下之罪，但像浑良夫那样一朝而备齐三宗死罪的例子也不少见。生杀予夺之权，全在帝王一人而已。
由此来看这件“钱武肃王铁券图式”，历代文人士大夫对铁券和二王手迹的累累题跋，更可知其焦点是在金书铁券。是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钱俶 草书手简（并铁券图式及宋元明清名贤题跋）
【四】
《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的是古代贵族有犯罪可免肉刑特权。帝王都很重视自己的血脉流传，处罚犯了罪的宗亲，通常都不用宫刑，为此特设机构“宗人府”。从历史来看，免刑和免死，都是贵族的特权。
不过，我们看历史上颁赐铁券的种种事例，多数受赐铁券者不是贵族，而是出身低贱。在世袭的贵族社会里，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的阶梯。从生而自由的角度说，谁都不愿受制于人，但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有功升迁，犯罪贬黜，在任何社会都是共识。在太平的时代，立大功和犯大罪都不容易，乱世才出英雄，庶民才有可能爬向上层。所谓贵族，实际都是早先乱世中的胜利者的后代。这样说来，若没有革命，便没有贵族。取得免刑免死的专利，是成为世代贵族的必要条件。
文书重于口头，铁券重于纸素，错金重于墨书。镂刻在金石上的免死合同，可以让帝王表示出更大的诚意，因此免死铁券往往作为一种皇权的策略。
汉代以来，凡是中原国族的统治者，多数发迹于草莽之间；而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尚存所谓野蛮贵族。贱者之所以需要铁券，是为了避免富贵一世而亡；蛮族实行铁券制度，有一些出于接受华夏文明的考虑。
免死铁券所代表的信誓，其根本出发点是神授皇权的宗教。领导者在用人之际，总要许诺以某些好处，生死是人之大欲，即便本人卖命，也希望泽遗后世子孙，否则有谁会卖命呢？用功过相抵的合同来保证生命权，当是最大的好处了。
不过，历史上总有些极端事例。在帝王的方面，是毁约，不承认免死特权；在人臣的方面，是不接受铁券。毁约的例子很常见，历代帝王的秉性，大都与中山狼相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赐功臣铁券，后来功臣犯罪，铁券并不能护身。不接受铁券的例子，如唐德宗怀疑李怀光叛乱，于是遣使下诏赐铁券，免三死，谁知李怀光见铁券大为恼火，将铁券掷地，说：“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于是赐铁券非但没有安抚，却最终促成了李怀光反叛。
唐代学者吕温曾作《功臣恕死议》（《吕衡州集》卷十），谈到免死之事，本质是“弃信”与“废刑”：昔卫蒯瞶以窃国之诈，盟其陪臣，服冕乘轩，三死无与。近代惑者，因为口号，于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诸古训，其异端欤！稽诸时事，其乱本欤！何者？有国之柄，莫大乎刑赏，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讨有罪，不可以不刑。盖刑者，圣王所以佐道徳而齐天下者也，功济乎物，不可以不赏，赏劝乎功，不可以不信。盖信者，圣人所以一号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则恕死之典，弃信而废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乱之后，非尽能贤，或有起屠贩、垄畆、行阵之间，乘帝王应天顺人之势，用力无几，遂贪天功。超腾风云，各得变化，挟劳怙宠，崛强自负，贪冒无厌，见利忘义。是宜崇威峻法，大为之防，而反丹书鐡券，许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乱而十犯上，孰不以暴为无伤乎？且人君之言，如涣汗不反，既与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驭，有黥韩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诛，是弃信也。若恣行凶险，隳突宪纲，或奸锋将发，衅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诛，是废刑也。向者才得其尘涓之劳，萤烛之助，而信弃刑废，将焉用之？是贤而有功，惊宠惧满，自居无过之地，何恕死为？使愚而有功，小人徼幸，又告以无死，是増骄而启奸，适所谓赏之祸也。虽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贤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贰，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终，非所以待之以诚而尽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盗，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许其慕生廉耻，自固名节，非所以道之以徳，而劝小人之善也。以为明君之处劳臣也，安之以爵禄，拘之以纪律，名之以好恶，耸之以祸福，使得迁善远罪，保勋全名，剖符传庆，与国终始，恩斯勤斯，是亦极矣，柰何挠权乱法，以罪宠人？坠信赏必罚之典，亏昭德塞违之道，恐非哲王经邦轨物之制也。
吕温指出，无罪恕死之事，对于忠臣来说，是怀疑好人会变坏，对于奸佞来说，是怀疑贱人本无廉耻，会变得更坏。这都是推定人性本恶。铁券所反映的人性原理，即是战国大儒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
近代以来，因为世界性的战争与革命运动，贵族特权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政治革命中所结盟的团体，在革命时代，其内部成员免不了有私下立誓，约定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如何。至革命成功，盟友变为新贵，誓言转化为免死免罪等种种特权。法律既倡导平等，新贵表面上也以庶民自居，并不敢声张特权，但在寡头政治的覆翼下，这些特权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重读钱镠铁券的历史，还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 吴越钱王墨珍 5月17日（星期日） 下午 6:30 北厅
【中国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
预展：2015年5月13——15日
拍卖：2015年5月16——18日
展拍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