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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15春拍 | 董珊:钱镠铁券杂谈

2017-03-30

【一】


《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宋王明清《玉照新志》据此考证说,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成书于北宋初年吴越国尚存之时。北宋开国皇帝姓赵,因此排第一。而钱氏为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的姓氏,孙氏为末代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姓氏,因此排第二、第三。宋以来钱姓的人,皆自称为吴越王后裔,以示大有来头。


吴越国的文献和文物都很丰富。开国国王钱镠和末代国王钱俶的手迹今有两种流传,一是浙江省博物馆藏钱镠钱俶批牍,字数很少。另一件民间流传的钱镠尺牍,是七行草书,有书法价值。吴越国最知名的文物,应属唐昭宗颁赐吴越王钱镠的免死丹书铁券,原物原藏临海钱氏,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两种钱王手迹从北宋开始,既已著名,历宋元明清四代,题跋累累,观款众多。不过,民间流传的这个手卷以铁券刻本置于钱俶手札之前,全卷又以“钱武肃王铁券图式”为名,都说明丹书铁券从来都是关心的焦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金书铁券”


【二】


吴越国的第一个国王钱镠生于唐末,出身行伍,他的上司义胜军节度使董昌是割据两浙的军阀。钱镠用兵智诈,凭借好运,一路做到了镇海军节度使时,已经看不到上升的空间。不过这时候机会来了。董昌向朝廷请求进封越王未果,便自己称帝,国号“大越罗平”。钱镠兵谏董昌,希望董昌改过,董昌大惧,表示要向唐昭宗谢罪,唐昭宗也同意赦罪了,但早有独立之心的钱镠,哪肯再居人下?他明白,这事不可能善罢甘休,于是上书唐朝廷,请求讨伐。董昌称帝仅一年即被剿灭。钱镠就取旧主而代之,成为新的军阀。


唐昭宗为了表彰钱镠的功绩,赐他免死铁券,券文说他“志奖王室,绩冠诸藩,溢于旗常,流在丹素”,因此怎么表扬他都不过分:

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维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宝富贵,恕卿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维钦哉!


这是说,皇帝发誓,即便长江黄河有一天会断流,泰山华山有一天会小得跟拳头一样大,钱镠及其子孙也会延续富贵,赦免钱镠本人九次死罪,赦免其子孙三次死罪,如果犯一般的法,也不能治其罪。


铁券一式两份,一份存于唐王朝的档案馆,一份给钱镠家族传世,一旦违法,这两份可以对验。这是唐昭宗与钱镠签署的一份重要合同,凭着它,钱氏家族可将祖先钱镠一时之功劳与钱氏家族千秋万世之罪相抵消,只是死罪有次数限制。虚拟的电子游戏中虚拟游戏角色有若干条命,可能是受此启发。


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金书铁券”之明代木刻拓印本


【三】


免死和铁券本来是两种制度,在钱镠以前都已有很长的历史。先说免死。《左传》记载,逃亡在外的卫蒯聩想让地位低贱的陪臣浑良夫帮他做卫国君,约定说:“茍使我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这是在羽翼未丰时期用赦免三次死罪来请人替他卖命。后来蒯聩果然做了国君即卫后庄公,浑良夫也位至大夫,但庄公的太子想杀掉浑良夫,在一次仪式上就找齐了浑良夫的三个死罪:紫衣、袒裘、带剑,“数其三罪而杀之”。三次赦免就这样一起用完。蒯聩可能是心中愧疚,不久以后还梦到浑良夫向天喊冤。


在战国早中期,中山国是位于燕赵之间的小国,就是出产“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的地方。中山国的相邦司马贾,先后辅佐三代中山国君,其中年幼即位的中山王错,成年以后猜忌老臣司马贾对王位有所不利,便制作一件铁足大鼎,在铭文中,中山王说: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虽有死罪及三世,亡不赦。以明其德,庸其功。吾老贾奔走不听命,寡人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业业,恐陨社稷之光,是以寡人许之,谋虑皆从,克有功智旃。诒死罪之有赦,知为人臣之义也。


这是用赦免司马贾本人死罪及其三代子孙死罪作为条件,交换司马贾对中山王的忠诚。但鼎铭中也委婉表达了“君臣易位”之谋反大罪不在赦死之列。不仅于此,关于司马贾的事迹还刻在一件方壶和一件圆壶上。上述大鼎和两件壶,就是197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的“中山三器”,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将这种免死文书刻于宗庙重器上,目的是表现中山王的最大诚意,这与后世的免死铁券作用有些相同。一般认为,铁券制度从西汉初年开始。汉高祖刘邦建国以后,为笼络功臣,就封建诸侯,赐丹书铁券,上面用朱砂写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铁券一式两份,装在金匮石室中,藏在宗庙里。这件事又称“剖符作誓”。立誓的时候,杀白马而歃血为盟。钱镠铁券中所称“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即是从汉初铁券学来的。


刘邦出身微贱,在秦代做泗水亭长,相当于今天县公安局长。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也多数出身低下,也有一些是已经没落的六国贵族的后代。秦代搞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封诸侯,也不大承认贵族制。经历秦代,旧的贵族制业已没落。高祖颁赐丹书铁券之后,当时的功臣诸侯都开始学做贵族,觉得铁券制度可以保证将这份家业传予千秋万代。


不过,汉代的铁券并没有免死和免罪的内容,执券者稍不留神,就会因小事获罪,死得很惨。例如功臣韩信,在高祖二年即获罪,软禁多年之后被处死,并且株连三族。又例如,刘邦杀梁王彭越之后,将彭越剁为肉酱,让功臣品尝,以儆效尤。宋王安石曾作《读汉功臣表》诗说这件事:


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本待山河如带砺,何缘菹醢赐侯王。高祖即位七年之内,就食言自肥,将异姓的诸侯基本剪除干净了(只留了偏远弱小的长沙国吴芮),汉朝变成了刘姓的家天下,此后的主要矛盾都集中在刘氏内部了。所以说,誓言实际是用来违背的,制度也是用来破坏的,铁券不但不是护身符,反而像是监视器。


汉代有所谓“上请”之制,即贵族官僚犯罪,皇帝有权减免处罚。从汉代兴起的门阀世族权贵阶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侥幸在战乱中苟存,世族犯罪可以减免处罚的特权被法律化,称为“八议”,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权贵人物犯罪之后,享有减免的特权。南北朝是中国制度的变革期,无论南朝北朝的统治者,都觉得汉代的铁券制度比较文明,签个合同发个誓,就可以解除君臣的猜忌和不信任,因此颁赐铁券俨然成为华夏皇权的标志,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对于宗室及贵族大臣经常颁赐免死铁券,有些大臣或者向太后、皇帝乞讨铁券作为护身符。当时权贵拥铁券而自重,一时蔚然成风。


至隋唐时代,对功臣颁发铁券已成常态,凡开国功臣(例如秦王李世民、裴寂)、中兴功臣(郭子仪、李光弼)、以及某些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弄臣(例如安禄山)都赐铁券。将功劳折合为免死免罪,使功罪相抵消,是铁券的基本原理。这又有些像电脑游戏的积分制,积分多了,便可以买一个不死的装备。


据记载,钱镠所获的免死铁券,是唐昭宗主动赐予的,并非钱镠上书乞求。其原因,在于唐末藩镇割据,都很轻视中央王朝,唐昭宗想借表扬钱镠的机会,做个样子给其他藩镇看看。


钱镠当然也很明白当时的形势:吴越地区在藩镇中最弱,依靠中央王朝总会有个照应。钱镠告诫他的子孙不要称帝,要依附中原王朝。因此在唐亡以后,吴越国依次归附梁、唐、晋、汉、周,贡奉不绝,因此延续了近百年,至钱俶时纳土归降于北宋太祖赵匡胤,又得优待恩宠。

今人认为吴越国能保境安民,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才开始发达。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认为,钱氏吴越国虽比其他诸国怯弱,但其统治者奢侈,又要向中原纳贡以换取偷安,从钱镠开始就对人民重加赋敛,“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小官吏完不成任务就得按照亏欠数量接受鞭笞,平民就更不胜其苦了。所以欧阳修认为,钱氏之有国,并非对吴越地区有德惠恩泽,只是乱世所出的英雄,原本都是黥髡盗贩之罪犯,这些人做了王侯以后,用更加残忍暴虐的手段维持了统治。


因为钱俶的纳土归降,宋代对钱氏优待有加,封王赐爵,甚至跟皇室联姻。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宋高宗、明太祖、明成祖、清高宗先后御览铁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钱氏后人历经宋、元、明、清各朝,皆赖此枚铁券而富贵不断,俨然成为了千年贵族,大概仅次于两千多年的孔子世家了。其间铁券有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在此就不必缕叙了。


历代帝王对这枚铁券的兴趣,主要是认识到铁券制度可以维护皇权。钱镠在唐末藩镇割据之际,还能拥戴衰弱的中央王朝,这正是历代皇权所需要树立的榜样。所以,唐虽亡,而铁券依然有效。再者,宋、元、明、清各朝,统治者都学习历史上有效权术,无论皇权盛衰,甚至在定鼎之前,铁券总能暂时安定人心,从而平衡各方势力。其间微妙,至少有三点:1、将来有功,可以免将来之罪,从而物色效死之徒;2、过去有功,可以免将来之罪,从而安抚一时之心;3、过去有功,虽说可以免当下之罪,但像浑良夫那样一朝而备齐三宗死罪的例子也不少见。生杀予夺之权,全在帝王一人而已。


由此来看这件“钱武肃王铁券图式”,历代文人士大夫对铁券和二王手迹的累累题跋,更可知其焦点是在金书铁券。是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钱俶 草书手简(并铁券图式及宋元明清名贤题跋)


【四】


《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的是古代贵族有犯罪可免肉刑特权。帝王都很重视自己的血脉流传,处罚犯了罪的宗亲,通常都不用宫刑,为此特设机构“宗人府”。从历史来看,免刑和免死,都是贵族的特权。


不过,我们看历史上颁赐铁券的种种事例,多数受赐铁券者不是贵族,而是出身低贱。在世袭的贵族社会里,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的阶梯。从生而自由的角度说,谁都不愿受制于人,但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有功升迁,犯罪贬黜,在任何社会都是共识。在太平的时代,立大功和犯大罪都不容易,乱世才出英雄,庶民才有可能爬向上层。所谓贵族,实际都是早先乱世中的胜利者的后代。这样说来,若没有革命,便没有贵族。取得免刑免死的专利,是成为世代贵族的必要条件。


文书重于口头,铁券重于纸素,错金重于墨书。镂刻在金石上的免死合同,可以让帝王表示出更大的诚意,因此免死铁券往往作为一种皇权的策略。


汉代以来,凡是中原国族的统治者,多数发迹于草莽之间;而异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尚存所谓野蛮贵族。贱者之所以需要铁券,是为了避免富贵一世而亡;蛮族实行铁券制度,有一些出于接受华夏文明的考虑。


免死铁券所代表的信誓,其根本出发点是神授皇权的宗教。领导者在用人之际,总要许诺以某些好处,生死是人之大欲,即便本人卖命,也希望泽遗后世子孙,否则有谁会卖命呢?用功过相抵的合同来保证生命权,当是最大的好处了。


不过,历史上总有些极端事例。在帝王的方面,是毁约,不承认免死特权;在人臣的方面,是不接受铁券。毁约的例子很常见,历代帝王的秉性,大都与中山狼相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赐功臣铁券,后来功臣犯罪,铁券并不能护身。不接受铁券的例子,如唐德宗怀疑李怀光叛乱,于是遣使下诏赐铁券,免三死,谁知李怀光见铁券大为恼火,将铁券掷地,说:“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于是赐铁券非但没有安抚,却最终促成了李怀光反叛。


唐代学者吕温曾作《功臣恕死议》(《吕衡州集》卷十),谈到免死之事,本质是“弃信”与“废刑”:昔卫蒯瞶以窃国之诈,盟其陪臣,服冕乘轩,三死无与。近代惑者,因为口号,于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诸古训,其异端欤!稽诸时事,其乱本欤!何者?有国之柄,莫大乎刑赏,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讨有罪,不可以不刑。盖刑者,圣王所以佐道徳而齐天下者也,功济乎物,不可以不赏,赏劝乎功,不可以不信。盖信者,圣人所以一号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则恕死之典,弃信而废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乱之后,非尽能贤,或有起屠贩、垄畆、行阵之间,乘帝王应天顺人之势,用力无几,遂贪天功。超腾风云,各得变化,挟劳怙宠,崛强自负,贪冒无厌,见利忘义。是宜崇威峻法,大为之防,而反丹书鐡券,许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乱而十犯上,孰不以暴为无伤乎?且人君之言,如涣汗不反,既与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驭,有黥韩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诛,是弃信也。若恣行凶险,隳突宪纲,或奸锋将发,衅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诛,是废刑也。向者才得其尘涓之劳,萤烛之助,而信弃刑废,将焉用之?是贤而有功,惊宠惧满,自居无过之地,何恕死为?使愚而有功,小人徼幸,又告以无死,是増骄而启奸,适所谓赏之祸也。虽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贤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贰,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终,非所以待之以诚而尽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盗,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许其慕生廉耻,自固名节,非所以道之以徳,而劝小人之善也。以为明君之处劳臣也,安之以爵禄,拘之以纪律,名之以好恶,耸之以祸福,使得迁善远罪,保勋全名,剖符传庆,与国终始,恩斯勤斯,是亦极矣,柰何挠权乱法,以罪宠人?坠信赏必罚之典,亏昭德塞违之道,恐非哲王经邦轨物之制也。


吕温指出,无罪恕死之事,对于忠臣来说,是怀疑好人会变坏,对于奸佞来说,是怀疑贱人本无廉耻,会变得更坏。这都是推定人性本恶。铁券所反映的人性原理,即是战国大儒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


近代以来,因为世界性的战争与革命运动,贵族特权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政治革命中所结盟的团体,在革命时代,其内部成员免不了有私下立誓,约定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如何。至革命成功,盟友变为新贵,誓言转化为免死免罪等种种特权。法律既倡导平等,新贵表面上也以庶民自居,并不敢声张特权,但在寡头政治的覆翼下,这些特权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重读钱镠铁券的历史,还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 吴越钱王墨珍 5月17日(星期日) 下午 6:30 北厅


【中国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

预展:2015年5月13——15日

拍卖:2015年5月16——18日

展拍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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