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听雨【美文欣赏】

 

诗中听雨

文 云淡风轻 编辑 我是一片云

雨是南方很常见的自然现象，不过上升到人文，便有了一种意境。前些年读梁遇春，说到他喜雨，理由大概是可以安心耽在书房里睡觉或看书。这恐怕和大多数年轻人不同，因为他们总希望天空放晴然后结伴到外面去游玩。

我也喜欢去游玩，但有时我也窃窃的喜爱雨减少了人们的活动，而保持着天地间的寂静。我心里大约是有一种嫉妒的，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总是枯闷的，而雨困住了年轻人的脚便总使我幸灾乐祸，窗前的读书便心安理得了，虽然没有芭蕉，但雨总是要听的，击着那些铁檐，窗外那株杨桃，以及铺着坚硬水泥的地面，也自有它的音韵。不过，我不喜爱初春的那种绵绵细雨，加上寒冷，泥泞与肮脏，你不仅听不到雨声，甚至连坐在书桌前的耐性都没有了，希望天放晴；但照我们这里的惯例，天一放晴便多雾，又开始回潮了，一切物件拧得出水来，仿佛万物的一种腐败，书籍保存是很难的。因此，我想雨必须要大，这样才显出它的本色，使我们觉得它可以击穿厚厚的叶子，在地面上钻出密密麻麻的孔洞，连专门在叶子上蛀洞的虫子也自愧不如。这样的雨，总是显得很洒脱，而我，也常常为它的激昂所折服。

记得有一次我和漂泊、黑马诸君在满园春小酌，屁股刚沾板凳，雨就哗啦啦的落了下来，并且越下越大，越下越猛，真是一点兆头也没有。见此情景，我笑着对他们说：“贵人出门遇风雨。看来，今晚我们也该学一下古人，一边喝酒一边听雨了。”漂泊兄大笑，说：“不错，不错，好意境！”而这雨也一直下了两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快要离去时它才停住。说起来这雨也挺怪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很干脆，一点客气也不讲。不过我们倒是愧对了这片景致。不是么，我记得广东的粤曲有一首名曲《雨打芭蕉》，刚好满园春就种有芭蕉，无奈人声嘈杂，此时此刻，哪还有什么雅兴去品酒听雨呢？于是我们人手一副骰盅，竭斯底里地呐喊了起来。毕竟，我们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而翻开中国古典诗词，关于“听雨”的篇章比比皆是，“听雨”也成了我国古典诗词中一个堪称“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在我国古代，很少有诗人不听雨的，有的诗人还似乎一辈子都在听雨。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是个概括：“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也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词的下片有点蹊跷，说是老年听雨，已不关情——不关情处不关心，甚至连滂沱大雨都不会去听或者充耳不闻。韦庄写垂老还听雨，就因为有难以排遣的寂寞：“庭前茅草绿于袍，堂上诗人欲二毛，多病不禁秋寂寞，雨风松竹暮骚骚”（《语松竹》）。

古代诗人听雨也一定很专注，否则怎么会一听就是一整夜：“连云接塞添迢递，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杜牧《雨》）。甚至与怨妇同情，也很容易推想那彻夜的辗转反侧：“玉炉烟，红烛泪，偏对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最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冯延巳《更漏子》）。“听雨”有时也成了诗人彼此倾诉和同情的话题。李商隐曾对朋友倾诉：“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李端的《听夜雨寄卢纶》，则表达了对友人的孤寂的慰情：“暮雨萧条过凤城，霏霏飒飒重还轻。闻居此夜东林宿，听得池荷多少声！”而李商隐那首有名的《夜雨寄北》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真切：“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阙雨霖铃，涵泳了多少愁绪纷纷，就是某些莫名其妙的郁积，也大可借“听雨”来暗示或宣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诗人能把听雨写得这么朦朦胧胧，如李商隐的《楚吟》：“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如杜牧的《齐安郡中偶题》：“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如李清照的《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再如《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当然，李清照的词写“听雨”，更多是“非关病酒，不是悲秋”，但为什么一“听雨”，各种思绪都会涌上心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徐再思《双调·水仙子·夜雨》）？“听雨”这回事，其实也有诗人感到疑惑，如前面的杜牧：“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但还是有诗人悟出了一点什么奥妙：“芭蕉叶上无愁雨，自是多情听断肠”（蒋钧断句）。是也，然而并不全是——固芭蕉无心、听雨有情；然则无愁的事物多矣，为什么诗人于“听雨”偏偏情有独钟？

“听雨”而舒释牢愁，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文艺心理学阐明的“移情”。这移情并不单纯是我对物的“投射”，而是物我相关，犹主客互动；这相关宜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可以类比而推移，要成为“事物当对”才可能“礼尚往来”；蜂蝶之间，马牛之间，是不允许任意“移情”的。至于李商隐、杜牧等古代诗人是否曾经钻研过文艺心理学，并且早已懂得了“移情”的理论，这就要靠有关专家和学者去进一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