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2期 第1~7页
参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采用2001—2015年的几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过程及其构成变化，预测“十三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形态和构成特征，文章认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扩中”还需要“调结构”，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同时，还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倒丁字型向金字塔型演变，并进一步形成最理想的纺锤型社会结构。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小康社会；精准扩中；橄榄型社会结构
李春玲(1963-)，女，云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最早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政策目标。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一再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任务。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也纳入了政府“十三五”规划纲要。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步入中等收入队伍的人数也随之增多。根据世界银行按人均GDP标准分类，我国2012年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又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层面的人均GDP水平提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意味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了快速成长时期。尽管如此，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要成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要使中产收入人群成为社会的主流，还需要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可行的政策扶持。
本文借鉴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分类定义，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采用2001—2015年的几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过程及其构成变化，预测“十三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和划分标准多种多样，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定方法主要采用2种方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绝对标准模式则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在分析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以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成长时，研究者大多采用绝对标准模式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通常是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系，日人均收入(或支出)2美元以下是贫困人口，2~9美元是低收入群体，10~100美元(有些学者提出的是10~50美元、10~60美元、10~80美元等)是中等收入群体，1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这种界定方法最早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提出，后来被广泛加以采用，2007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2007全球经济展望：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治理》)也采用这一标准定义全球中等收入群体。
上述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最大优势是其简便可行、直观易懂，可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很方便进行调整)，并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把日人均收入转换为年收入，并按美元与人民币6.6汇率转换①，年收入24 000~240 000元人民币(下同)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和上限，这一标准比较接近普通民众印象中的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一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小康生活。不过，24 000元的起点线对于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居民来说过低，在这些大城市，24 000元年收入应该算是较低收入水平。针对地区差异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就像最低收入标准和贫困标准一样，但这样做的话，操作起来较为复杂(比如如何确定各地的具体标准)。另外，中等收入群体是全国范畴的概念而不是地方性概念。在国内商品和信息高度流通的情况下，小县城的人所向往的小康生活并不局限于本地的生活水准。此外，从政策目标制定角度考虑，设定全国统一标准而不是地区差异化的标准，也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虽然各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差异，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还是应该全国统一。不过，为了使统一标准能体现各地差异，本文把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划分出高、中、低3个类别：24 000~59 999元(相当于日人均10~25美元)为中低收入群体；60 000~119 999元(相当于日人均25~50美元)为中间收入群体；120 000~240 000元(相当于日人均50~100美元)为中高收入群体。在农村地区、小城镇和小城市，达到中低收入水平就可过上小康生活，但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需要达到中间收入水平才足以维持小康生活，而中低收入者只能接近小康生活。
① 本文未采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指数(PPP)换算，而是按2014年汇率换算。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中国日常生活品物价上涨明显，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民币正在贬值通道中，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转换指数似乎高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特别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费品购买力。
表 1分别列出2001、2007、2010、2012、2014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各年度标准是以2014年收入数据为基数，经过历年物价指数转换计算所得。
二、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
根据上述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项目的全国抽样调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2011、2013、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来估计各年度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描述这一群体的增长情况。这几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都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抽取约100个区/县/旗及约400个村(居)委会，调查了18~69岁居民约6 000~10 000人，各年度样本数分别为6 240、7 139、7 036、10 206、10 243。2001年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当年个人总收入信息，2008、2011、2013、2015年调查则询问了被调查者前一年个人总收入，即2007、2010、2012、2014年个人总收入。文本基于这些调查数据，推算了2001、2007、2010、2012和2014年5个年份18~69岁人口(排除在校学生)的中等收入者比例①(见表 2)。
① 计算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有2种分析单位：家庭和个人。因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中等收入者个体特征并提出针对个体特征的“扩中”策略，所以选择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分析单位。
表 2列出了2001、2007、2010、2012和2014年度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以及其他收入群体比例。数据显示，2001—2014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8.1%上升到47.6%，平均每年增长接近3个百分点，而且越往后增长越快；2012—2014年，中等收入比例增加了9.5个百分点。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快速上升的同时，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比例大幅下降，低收入群体比例从2001年的37%下降到2014年的18.4%，同期较低收入群体比例从54.8%下降到33.3%。与此同时，收入的群体分布形态也有了极大改变，2001年超过90%的成年人口都处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之中，而到2014年接近半数成年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体。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形态
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快速增长的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层级构成形态极不合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都集中于中低收入水平，升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的人很少，而且其比例增长缓慢。图 1显示，2001—2014年，中高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只有微弱上升，从3.7%上升到5.5%；中间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上升也很缓慢，从9.9%上升到20.6%；而中低收入者则一直保持极高比例。总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等级形态是一个典型的倒丁字型，3/4的中等收入者都处于倒丁字的底部，只有5%的中等收入者站在顶部位置，接近20%处于中间位置。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等级形态呈现为金字塔形态，中高收入者占比略超1/10，中间收入者占比略超1/3，中低收入者占比略超半数。全国城镇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等级形态则介于倒丁字与金字塔之间，中低收入者占比约七成，中间收入者占比约两成，中高收入者占比约一成。
中等收入群体的理想形态是纺锤形态，即中间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占绝大多数，其比例高于中低和中高收入者。但是，即使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高的北上广深，其结构形态也未能形成纺锤型。这说明，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不仅需要“扩中”(让更多的人加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需要“调结构”(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北上广深超大城市，调结构尤其重要。按全国标准，约80%的北上广深人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其中半数(约53%)的中等收入者还停留于中低收入阶段，他们的收入水平在这些超大城市里维持小康生活有一定的难度。
对比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及等级形态，可以区分不同地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重点。在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低，绝大多数人口(71.6%)还处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是首要任务，要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在城镇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50%，但是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72%)处于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和调结构应该并举，既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还有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超大城市，绝大多数人口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多数处于中等收入的低端水平，因此“调结构”是工作重点，要让步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过上小康生活。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及其变化
要制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首先需要了解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特征，以及哪些人最可能摆脱低收入状态，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职业是与收入紧密相关的因素，当人们考虑中等收入群体是由什么人构成的时候，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的职业身份是什么。搞清楚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特征，有利于制定“精准扩中”的政策目标和措施。
(一)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
图 2比较了2001年与2015年①各类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不论在2001年还是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都是工人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而且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提升，工人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还不断上升，工人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24.7%上升到2015年的38.1%，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的比例从19.5%上升到23.8%。由于大多数的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是蓝领或半蓝领从业者，因此当前中等收入群体中的蓝领从业者多于白领从业者。其中，中低收入群体中的蓝领从业者约占2/3，中间收入群体中蓝领从业者约占半数，中高收入群体中蓝领从业者约占1/3(参见表 3)。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状况说明，中等收入群体与通常意义上的、由白领职业人群所构成的中产阶层不是一回事。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白领从业者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很高，以收入指标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以职业身份定义的中产阶层高度重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指的是相同的一批人。但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人员构成有很大不同。中国劳动就业人群中蓝领从业者占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大量的蓝领从业者由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以白领从业者为主的中产阶层比例受制于职业结构的局限不会增长很快。
① 2015年调查数据调查的年收入是2014年的，但职业信息是2015年的，因此图 2显示的是2015年的职业构成。
(二) 从多元化到层级化
除了工人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之外，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两个职业人群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略超过1/4，他们也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主要白领从业者。2001年与2015年相比较，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白领从业者有一个明显变化。2001年的中等收入群体，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占有相当比例，但到2015年许多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移出中等收入群体进入高收入群体行列，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白领从业者大多是中下层白领，大多数高层白领(即所谓的金领人员)已经进入高收入群体。
表 3显示，2001年与2015年相比较，中等收入群体内部高、中、低层的职业构成也有所变化。2001年中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企业主，其次是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和经理人员；2015年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和经理人员的比例变化不大，但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企业主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2001年在中间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经理人员，其次是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2015年工人和办事人员取代经理人员和企业主成为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最明显的变化是工人比例大幅上升而经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
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变化也导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及较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变化。2001年高收入群体中企业主一支独大，2015年高收入群体的构成较为多元化，除了企业主之外，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占有一定比例。2001年和2015年低收入群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但较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则变化很大。2001年较低收入群体占比最高的是工人，但由于大量农民脱离贫困状态由低收入群体进入较低收入群体，2015年农民取代工人成为较低收入群体的最大构成部分；2001年有部分白领从业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处于较低收入群体，但到2015年还留在较低收入群体的白领人员已经很少了。
综合比较2001年与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可以归纳出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主要变化趋势：从多元化到层级化。2001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和工人都占有相当比例，其职业构成显得相当混杂。在之后的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过程中，大量的蓝领工人加入其中，而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移出，使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趋于集中化。移入的蓝领工人大多是技术或半技术工人，移出的经理人员大多是中高层企业管理人员(金领阶层)。因此，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3部分人组成：中高层蓝领(技术工人)、中低层白领(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和小业主(包括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与此同时，这3部分人在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形成层级分化，蓝领工人和办事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下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层，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虽然较为均衡地分布于各层次，但小企业主多集中于中上层，而普通的个体经营者多集中于中下层。
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层级化发展趋势，给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思路提出了启示：想要推动“扩中”，就要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的人加入中等收入群体；想要“调结构”，就要提升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更多地加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层，从而使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上、中、下层比例分布更加合理。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参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估算了2001—2014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状况，数据表明，这14年期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幅提高，从8.1%上升到47.6%，平均每年增长接近3个百分点。不过，尽管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增长很快，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约74%)仅仅是刚刚跨过中等收入基准线，处于中等收入的较低水平，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上层的人数还很少，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结构很不合理。这说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扩中”还需要“调结构”，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同时，还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倒丁字型向金字塔型演变，并进一步形成最理想的纺锤型社会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及等级形态在城市和农村存在明显差异，针对这些差异，各类地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重点也应不同。在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低，绝大多数人口(71.6%)还处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是首要任务，要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在城镇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50%，但是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72%)处于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和“调结构”应该并举，既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还要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超大城市，绝大多数人口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处于中等收入的低端水平，因此调结构是工作重点，要让步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过上小康生活。
目前阶段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3部分人组成：中高层蓝领(技术工人)、中低层白领(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和小业主(包括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这3部分人在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形成层级分化，蓝领工人和办事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下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层，小企业主多集中于中上层，而普通的个体经营者多集中于中下层。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特征为制定“精准扩中”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扩中”的重点在于提升蓝领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而“调结构”的重点则需提升中低层白领人员的收入水平。在绝大部分白领人员已经加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就需要更多的普通工农劳动者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上升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结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层白领的收入水平，要让更多的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中低层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由中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间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
国家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果把小康社会目标落实到人民生活层面，把中等收入水平作为小康生活的前提条件，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多数人过上小康生活，即需要至少超过半数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根据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50%应该问题不大。“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增长较前一个时期有所放缓，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增速也会放缓，但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5%~6%左右，中等收入者比例将会继续提升。保守估计“十三五”期间，中等收入者比例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例可达约54%。这也意味着超过半数人口过上了小康生活，可以作为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如何使达到低水平小康生活的中低收入者更进一步，迈入中间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过上中等或较高水平的小康生活仍然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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