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生存都有且仅有两个对子:死亡和他人的生存。
他人的生存构成了我,对死亡的恐惧构成了我。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在一个与他人时时刻刻共存着的世界里存在,即便孤独一人,我们的大脑中依然保存着和他人一同生存的想象。而死亡是每一个人必然的结局,无论想或不想,愿意或是不愿意,聪明或是愚蠢,美丽或是丑陋,给我们的生命一锤定音的一直都是死亡,而面向死亡这一必然结局去生存的方式,那种不得不在世而去死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本质。
因此,萨特告诫我们:我们的显现就是我们的本质,显现从来就没有掩盖本质。我们的本质始终存在于他人的注视中,存在于面向他人的注视和自我的死亡的那种“厌恶”的感受中。这种复杂的感受在加缪那里是“荒谬”,在浪漫派那里是“反讽”,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异化”,而在所有宗教人士的眼中则是“堕落”或是“沉沦”。
每个人从这种浑浊的感受出发选择了不同的路,有的人选择迎接它,有的人则逃避它。毫无疑问的是,迎接它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或是直接地逃避它,或是打着“飞跃”的旗号间接地逃避它,或者是使这个问题中性化,把它消解掉。然而,任何企图逃避它的行为最终都是无力的,或许在经验现实的领域里人们暂时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果毫无例外都是悲惨的。历史的车轮就在这个选择的时刻启动,无论如何选择,都会得到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宗教人士的答案,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人都是失败的。但需要注明的是,人不是面对一个非人性的自然世界的失败,而是面对一个存在着众人的世界的失败。人固然终有一死,但倘若不是知道其他人也会死,无法通过其他人的死亡来间接地拥有死亡的话,这种失败就不会产生,至少不会以如此毫无希望的方式产生。动物同样畏惧死亡,但动物不思考死亡,它们每一次死亡都是第一次,而不像人类可以提前掌握自己和他人的死亡。
爱欲是一切生物固有的执念,而死亡直接破坏了这种爱的愿望,于是理性诞生了。人类整个的历史都是爱与对死亡的畏惧之间的对抗,在世俗环境中就体现为理想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佛教诸家从这个过程的前提入手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想要消除死亡的恐惧,就必须先忘记爱的感觉。破执因而就意味着不再去爱,爱的力量越是强烈,对死亡的恐惧就越是强烈,对他人存在的感受也是类似的:他人的存在潜意识里增强了自我死亡的感觉,爱欲越强,他人带来的死亡经验就越是向自身接近,使个体陷入无限的焦虑。放下屠刀,也就是放下对他人的那种焦虑,方法就是使自己从世界里消失。肉体感觉渐渐消失了,精神的力量于是就被唤起。
然而近代浪漫主义者们不相信这种飞跃,他们相信保留肉体并且持续体会那种强烈的焦虑才是人的命运,勇于承担自己的悲剧命运就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权利,惟有这种自由才是破除枷锁的通道,因为在极度的悲观中,一种强有力的人的精神才能诞生;这个拥有强力意志的超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为了自己的不幸,为了自己宁可受苦,忍受那毫无意义的生命运动而幸福。这种从悲观中诞生的乐观主义才是对人的真正生存本质的迎接,是允许选择沉沦、堕落和异化的自由。
他们说,至少我在自由地选择,这种失败中体现出人的伟大。
他们说,人的伟大只有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才能体现,这个自然就是他人和死亡。于是,伟大的人是贯彻原则始终不会向命运妥协的人,是勇敢地用死亡来创造生命的人。
造反有理,不能仅仅是说说而已,也从来不可能只针对个别人排除在外。
中年动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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