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咸丰皇帝临死之时，为了儿皇帝（六岁）皇权的延续，留下了“八大臣辅政”和两宫太后盖印的政权框架。在这个政权框架中，基于封建社会普众性的女人受歧视地位，咸丰皇帝是根本不会考虑到给予两位太后任何政治权力的。况且，八位辅政大臣又是名正言顺的皇族亲贵。
但在这样的权力框架中，咸丰皇帝排挤了他的异母（父皇妃所生）亲弟弟恭亲王奕?的权力（这是咸丰皇帝本人与恭亲王之间矛盾的遗案）。而这位恭亲王，在“名正言顺”王道传统观念中，权力名号又显然比那八位辅政亲贵要高出一筹。无数晚清史学者揭示：这是咸丰皇帝临死所建立的权力框架的一个纰漏。 正是这个纰漏，在与八大臣的权力决定权争夺相处的过程中，被两位皇太后捕捉到了。这两位太后（主要是西太后慈禧）便联合恭亲王，一举发动政变，推翻了先皇留下的“八大王辅政”制度（三位主要亲贵人头落地，和遍及性的“树倒猢狲散”），实施“垂帘听政”制度。这便是载入史册的晚清辛酉政变事件。 随即，两太后又按王朝名义上的传统，把皇族中“名正言顺”的咸丰皇帝大弟恭亲王奕?推上了“议政王”地位，给予尽其可以想象的一切利禄。而志得意满的恭亲王没有料到，他从一开始就只成为了慈禧太后在皇权博弈中的一颗棋子。此时的晚清，正步上世界时代列强殖民侵略的一个衰微阶段，但皇权内部，仍历史惯性地斗得欢呢（有地位才有作为）。
慈禧太后第二次发动政变，是在她唯一儿子同治皇帝病死的1875年。这是一次无法撼动她权力地位即太后地位的政变。同治皇帝死去，因为没有兄弟（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成为了清末悬案之一），按“名正言顺”王道传统，应在父亲兄弟的子嗣中找一位最年长的兄弟继承皇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法无以数计次实践的惯例。也就是说，皇位应该落在咸丰皇帝大弟恭亲王的长子头上（史料记载，恭亲王也表露过这个想法）。这种家族性的继承权、话语权，在封建中国的家族发展史上，已经普遍性地成为了一种民俗。换句话说，慈禧太后选定的咸丰皇帝二弟（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的四岁儿子，在同族堂长兄还在世的时候，是不具备名正言顺的继承权和话语权的（如在皇家祭祀、节令礼仪等活动中）。即便在一个普通家族，这也是一种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 但是，权力争夺这个东西，很大逆不道地使传统中的“名不正言不顺”成为了“名正言顺”。而光绪皇帝名义上的“名正言顺”，其实只为慈禧太后更接近皇位、控制皇权的“名正言顺”，再垫起了一个台阶。她是光绪皇帝的姨妈，也是光绪皇帝的伯母，更是她指定的光绪的“皇阿爸”（史料记载，慈禧的胞妹即光绪的亲生母亲此后只在唯一一次进宫的时候含泪远远地望见了小光绪）。而光绪皇帝实际上“名不正言不顺”（皇族成员内心不服）获得的皇位，为其后慈禧剥夺其权力，预埋了对光绪来说很可悲的伏笔。
这种权力争夺现象，至少具有两层意义。一，历史上真正反传统、颠覆传统的，往往是皇族或者当朝亲贵。他们既是传统的积极倡导者，更是传统的竭力破坏者。在他们眼里，古旧传统没有什么精华与糟粕之分，只有唯一目的，就是能够为我所用（比如历史上非常小众化的太后“垂帘”）。传统成为这类人手中的工具，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现象。二，人们常说“家中无是非”。在这样的皇族、贵族家庭中，同样也在不自觉地遵循着这条普世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朝代或说“家国”的代表者，皇家又是以什么样的东西（制度）来治理和操控它的朝代的呢？在君主们（包括封建士大夫）奢谈是非、立场、礼仪、道德伦理的时候，这类人找到了一个他们自以为颠扑不破的东西，独尊的权力巅峰。
慈禧太后的第三次政变便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她囚禁光绪皇帝，成就了光绪皇帝“傀儡”称号的历史印记。在慈禧一生为了至尊权力的博弈中，恭亲王、光绪皇帝，以及无数晚清的功臣名僚（包括晚清著名的所谓“清流派”），只成为了她一路走去、过河被它拆掉的一座座小木桥（“木桥”们徒劳了），权力被她攥得很紧。如果把很多东西比作沙子也许不尽合适，但把权力这个东西比作沙子，却是现实人类世界最为贴切的一种比喻（中国传统“舍得”思想，用于权力体系也是最贴切的；但传统官僚阶级从未具有能打破历史局限性的、获取全社会共同进步的自我牺牲精神），因为中国历史上无数大王朝小王朝的循环更替，已经为攥紧权力如攥紧沙子一般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在古旧中国，“名正言顺”有地位才能有作为的权力争夺，为王朝循环作了历史性的铁案注解。慈禧太后撒手西天（死于1908年，她的第四次政变应该是“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一碗塌喇”毒死了光绪皇帝、另立三岁溥仪为皇帝）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权力便风雨飘摇、处于历史注定的覆辙性“政息”的前夜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