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核心

 

 

 

 

孔子之创建所谓儒家之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学说核心，虽然在今天看到的许多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在《论语》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以及论述，但是儒家的核心学说的形成基本是在孔子之后，经过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其后的程朱等加以总结而成的。

 

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纲五常，以及所谓的八德，在孔孟之时这些都还没有被提炼到一个高度上来，虽然在《论语》以及《孝经》、《大学》、《中庸》、《孟子》论述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系统归纳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除了三纲外，还有就是也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五常，儒家经典中所谓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还有经常提及的所谓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如“温、良、恭、俭、让”等等。虽然儒家讲究的是个人自我的修道，讲究的是八目的过程，以致能达到忘我古圣贤尧舜的境界——“平天下”，这是儒家要求修道之人所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如同道家的成仙以及释家的磐陧升华当然对个人是如此的要求，其根本的目的是要达到其乐融融一种完美的社会。

 

　　儒家所要求个人修身的德品非常的多，“德”“仁”所蕴涵的东西太多，上述的许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在其范畴之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的品德亦在此范围之内，譬如人要“言之不怍”、“泰而不骄”、“贫而无谄”、“勇而不惧”等等，都是属于一个人的德品之要素。

 

 

“德”

 

“内圣”乃“立德”，《孝经》有：“夫孝，德之本也。”，从此可知，三纲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悌、忠、温、良、恭、俭、让等皆为德之所涵，德“正”且“德立”，一个人（当然更多的是指统治者或一定地位的人）商能“外王”，即达到“利用、厚生、维和”境界而建功立业，从而此达到中国古代哲学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内含圣人之德，外举帝王之业，成圣王之事，如唐尧虞舜，或夏禹商汤。儒家以此为人之最高境界，而鼓吹而呐喊，由此影响着中国的哲学也就是必然。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个人的喜好，形成了中国哲学里特有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以致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其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这种哲学观点正逐渐地在影响着世界。

 

德，向来是古代圣贤所推崇的，古代的哲学思想里虽然在春秋之前很少有士、儒来加以阐释，其实德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的位子之高，是无上的，仁、义、忠、信、孝、悌、廉等皆是属于德的范畴之内，德品是一个圣贤的“圣王”所必须具备，不具备的“德”，才虽高，亦属于昏君，夏桀商纣，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材料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君主，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无“德”，所以失国，所以家亡，后人对之的总结冠以桀纣以示其凶恶残暴的国君。

 

立身修成德，就会拥有了一切，自然就会达到“内圣”，也就自然必然“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之实现，“内圣”是就成一切之本，也就是德修成到最高之境界也。诚如丘所云：“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有德“的地位的。

 

德是儒家要求一个人实现“内圣”“外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君子之道有四：“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此德品是一个人经过不断修炼才能拥有的，是君子所必须拥有的。儒家《大学》中的“三纲”“八目”，都是围绕着“德”来阐释。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为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三纲，首先要彰显人的德性；对于八目，初了先要建立探究世界本原和学习知识的目的外（就是所谓“格物、致知”），还必须“意诚、心正、身修”，这是一个人德性建立的必须，只有这样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被称为“内圣”，是一个人对自己严格要求修炼磨砺自己，是实现儒家所期许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外王”理想的基础。而德，则是儒家认为将“内圣”“外王”衔接在一起的粘和剂，虽然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的人不一定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儒家认为，有了“内圣”基础的人，就一定能达到“外王”的境界，昔日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之文武，莫不如此。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讲解《大学》说到唐尧周文，解释到：“《尧典》中说‘人皆有这大德，被私欲狭小了，惟尧能明之，至于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为唐之圣君。’”，又云“周公作书告康叔‘人皆有德，但为气禀物状所蔽，以致昏味不明，惟文王能明之，无一毫之昏味，所以为周之圣君。’”[《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陈生玺、上海辞书出版社]，由此可见儒家所推荐和崇拜的圣贤都是所谓能“明明德”，能“亲民”，能“至于至善”的人，在“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的“内圣”之基础之上，从而到达“齐家、治国、平天下”“外王”于天地之间理想之境界。

 

有德之人不一定能修炼成“外王”之形，但是儒家认为无“内圣”之“德”则是根本无法达到“外王”之境界。德是一切之本原，所以儒家非常强调德之“修身”，修成了德，就拥有了一切，内圣外王，修身养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有德者之本钱。正如丘所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认为德的力量是巨大的，特别是对管理国家，他说“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怎么样才能有德呢？孔子认为人必须“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才能“德不孤，必有邻。”，然而，德之修养并非一时一日之而能练就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之人鲜少，而“巧言乱德”之人众多，佞谄小人横行博当权者一笑而欺蒙世道，使得孔子也不得不感叹：“知德者鲜矣”。不过按照孔子儒家之说，能成就所谓“内圣”“外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孔子对修身养德之期许，对“内圣”“外王”的期待，太过于理想化了。

 

岁月迢望，星汉斗移。两千多年过去了，按夫子之观点，可称圣人的依旧是尧、虞、禹、汤、周文、周武等寥寥可数几人，孔子之后，又几许人敢称或达到儒家之所谓圣人呢？

 

　　德之修，难哉！无怪乎连孔子亦不禁感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惑之多，诱之众，“德”之难修，但是只要意诚、心正、修身，且持之以恒为之，“内圣外王“这一境界还是可以达到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正是由于孔子的这种精神，使之对“德”、“仁”的孜孜以求的精神，使其有得六艺者七十二人，而门下弟子三千，遍布齐鲁。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三鼎之一的儒家学说，亦开中国教育、哲学思想、著作之先河，其“德”、“仁”之学说，迄今仍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孔子之学说亦将影响着整个世界。

 

 

“仁”

 

“仁”占据着孔子儒家哲学思想中非常高崇的地位，是其理想社会最为完美的一种人性品格，几乎近于神与圣的地位。在孔子的眼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亦只有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创立礼乐典制的周公等寥寥可数的几位圣人。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仁”的品德是最高尚的，不成“仁“的人，是无法体会“仁“的一切含义所在。仁以同情心为其根本，以是爱人为其实质，是一个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

 

盍为仁乎？《说文》释为“亲也”。古文献中对仁的诠释很多，《春初•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礼记•经解》云“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儒行》云“温良者，仁之本也。”，韩非子在《解老》中谓“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礼记•丧服四制》中说“仁者，可以观其爱焉”。仁，可谓亲、爱，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爱惜、呵护之亲情也。给仁赋于中国哲学思想中极高历史地位的是儒家创始者的孔子，在其主要言行的《论语》中，仁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对仁的阐释讲解也是最多的，于是“仁”成为了孔子儒家学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盍为仁乎？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之特殊。然“仁”毕竟是人为载体，群人之间相互亲仁，“仁“才能通达，自然天下也就能通达归一。要成就自己的仁就必须如孔子所云“仁者先难而后获”，必须“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样才“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之仁，仅仅“克、伐、怨、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刚、毅、木、讷”，而具有了这些美德，亦才所谓能“近仁”，“狂狷之人”不通过修身品德之载体，是无法到达“仁”之彼岸的。

 

仁匪一日能成，正如孔子所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没有多年的修行养性，没有多年的积累行善，仁难在一人心中成就。没有“仁”就没有一切，孔子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何乐？” 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仁”占据的地位。

 

如何才能成就自己的“仁”呢？又该如何待”仁”近“仁”呢？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就”仁“，成为一个”仁“人，就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这里孔子所谓的礼，都是当时已经不合适宜的周礼，这里当然是包括所有的礼，如行政司法礼仪祭祀乐佾舞井田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所谓的礼归纳为一切符合适宜的道德规范来解释）。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礼”和“仁”是密切相关的，“人为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对“礼”“仁”的关系的一种解释。

 

孔子之《论语》中对仁之论述不少，在《论语•阳货》对问仁的子张说：“能行五行者于天下为仁矣。”何谓五者之，孔子回答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欣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孔子之仁，虽很难给出一个非常明确地答案，但是经过孔子对“仁”的一番论述，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对孔子的所谓“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仁”之所谓，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人之德之所求，对仁义道德之所求，建立在个人角度上的“仁”与“德”，在许多地方是相同的，还是个人修养为主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这与西方的对社会而言的道德哲学体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仁”与好学之个人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并非君子人人都能达到成“仁”的要求，孔子也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可见有德之君子也并非人人都成达到成“仁”的彼岸的。仁是一个极致的高点，无一世之积累修行是很难达到如此的境界的。

 

　　

“孝、悌”

 

孝的本义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说文》所定义“孝，善事父母者。”。对孝的具体解释我们可以看 古文献对孝的诠释。《贾子道术》曰“子爱利亲谓之孝。”，《礼记•祭义》说“慈惠爱亲为孝。协时肇享为孝、五宗安之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对孝，孔子的解释是“无违“，什么是”无违”？孔子在回答孟懿子时说，所谓“无违”就是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不仅仅是要孝养父母，而且需要“敬”，否则孔子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悌，古语谓“弟爱兄谓之悌”。本意如《说文》所言乃“善兄弟也”，到了后来渐渐变成了“孝悌之义。”与“孝”的意思渐渐接近了，孝为敬重孝顺父母，而悌则是敬爱呵护兄弟姐妹。在古代特别是宗亲制度的实行，嫡亲之间、嫡庶之间，以及兄弟之间由于利益的关系，相互争夺王位家长的关系，使得兄弟之间关系的紧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之前，兄弟之间争夺的激烈，以致孔子对“悌”如此的关注。虽然“悌。”出现在《论语》中不多，但他的本意基本上是“孝”的延续，是孔子尊老爱幼“敬孝”的一个方面。

 

儒家之典《孝经•开宗明义》里孔子问曾参，古代先王们都有一种最完美的品行与道德它“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你怎么是什么吗？曾参诚恐站起来说，愚钝的学生那里知道呀？孔子和蔼地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虽然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各有其孝道可循，但是“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无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经•庶人》]

 

    天子的所谓“孝”，要“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爱者，不感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则“在上不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和其民人”。大夫则要“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则“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庶民则“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所以说“自天子至于庶民，孝无终始。”孝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位的不同大家孝的方式不同而已，而“孝”的内涵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必须做的事情。如果“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在听罢老师的教导后，曾参感叹道“甚哉，孝之大也”。而孔子则继续讲解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阵之以德义，而民兴起；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孝经•三才》]“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孝经•五刑》]，“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移俗，莫善于岳；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孝经•广扬名》]

 

孔子之孝，并非是愚忠之孝。儒家之本孝，被后来之统治者，以及为统治者皇帝所服务的所谓儒家学者所篡改。对于孝忠，孔子回答曾参：“…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其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孝经•谏争》]

 

可见孔子和儒家当初之所谓“孝”对愚忠不讲究原则的“孝”是明确反对的，对有损于“失天下”、“失其国”、“失其家”、“离其明”、“陷于不义”之节，“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以，儒家和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并不是后来经过后人以及皇家授意出笼的所谓盲目服从的三纲。从《孝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孔子的基本原意。对君主一味地屈从，对父母一味地顺从，对兄弟无为地谦让，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孝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是反对一味迁就无仁义且丧失道德的所谓的“孝”。

 

孔子对丧亲之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当然这些和曾参的交谈都是熟悉周礼的孔子所发表自己的看法：“孝子之丧亲也，哭不亻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椿衣衾而举之，阵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继嗣，以时思之。生时爱敬，死时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孝经•丧亲》]

 

　　观孔子之孝，乃德之根本。无孝既无德，无德之无仁义。孝并非无意思之愚蠢之效忠，天子无德之当不为所为，诸侯、大夫之无德当谏，虽儒生之懦且微贱，然必为德义所为，父之过，子则忠言必进。孝不光是在平时孝敬父母、关爱兄弟、友爱亲人；不光是在丧事上着丧服、行哀礼、不食甘、不听乐、三年尽孝；不光是备棺椁、择宅兆、阵簠簋、春秋祭。虽然这些都是人尽孝之本，但是只是这是“孝”里的“事亲”。在尽孝敬“事亲”之时，则应该能直谏君臣父之过，这就是所谓的“事君”，如果事业有所成就能“立身”之，则才是真正的所谓孝达到“孝”的境界也。

 

孝悌之义在中国古代就一直存在，经过孔子的发扬，以及其后儒家弟子的不断光大和完善，孝悌的大意开始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如三年带孝的孝礼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甚至影响到周边各国。孝悌也成为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人之行莫大于孝”的思想经过以后特别是宋朱理学的挖掘，使其地位逐渐占据儒家哲学思想的前位。孝悌所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致今日在许多地方我们都能在神州各地遗留的古迹中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