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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修己进德治人治国之说




《大学》修己进德治人治国之说
 

                

 

孔子所创儒家之说,到孟子发扬并壮之,这期间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弟子曾参和孟子的老师子思,曾子的《大学》和子思的《中庸》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最为重要的作品,并与《论语》、《孟子》一道成为以后儒家所推崇的四书。

 

修己治人之“大学”与“中庸”是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之一,而“修己治人”与“中庸”之道就是《大学》与《中庸》所论述的核心内容。儒家从孔子开山,到孟子将其推到极致顶峰,在这期间儒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对儒家的发展是起到至关重要承上启下的作用。一个是既是孔子的弟子,又是《孝经》、《大学》的作者曾子;一个是孔子之孙、曾子的学生子思、《中庸》的作者。他们将孔子所创建的儒家之学说,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并加以细致的诠释,使得原本零乱的孔子儒家之思想学说得以完善并系统地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孝经》、《大学》、《中庸》也都成为了儒家学说中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大学》、《中庸》更是成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首,并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并列,成为儒家基本的教义指南。由此可见曾子与子思对儒家学说的贡献。

 

曾子,曾参,与父亲曾点同是孔子的弟子,由于亲耳聆听过孔子的教言,深受孔子之儒家学说之熏陶,深谙老师儒家之真谛,其在《孝经》、《大学》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非常的到位,将儒家学说孝悌和修己治人之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子思,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师从曾子。老师那里学到并领悟到孔子之中庸之真谛,并加以完善,推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弟子孟子对儒家的进一步完善和形成所作的贡献,使我们不能不提这两个在儒家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理论过程中,对儒家思想所做的卓越的贡献的智者大家。

 

在儒家的眼里有德之人方为君子,上到天子、诸侯、卿大夫,下到士、庶民皆可修为君子。君子必是有德之人,但是有德之人并不等同君子,有修养道德者并不一定就能成为君子,君子是一切学“大学”之人所追求的目标,如道家的成仙,释家的超度一样,它是儒家极终的目标。

    儒家的终极目标乃《大学》里所谓“八目”:格致、知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从《大学》提出,到汉武独尊儒术开始,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及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时到今日也一直是现代许多中国人所追寻希冀实现的人生目标。

 

有道德修养的人德是向上传扬的,而小人则是卑鄙低下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高尚的德是风,在“德风”来之际,所有小人之“德”(丑陋的恶习)必然臣伏于地。君子是讲信用的,应该是“周而不比”,而应该与小人“比而不周”是有明显区别的;“其言之不怍”,“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有志向的士君子必“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与小人则“未足与议也”,君子应“无所争”但也“必也射”,相互“揖让而升,下而饮”,这才是“其争也君子”,切不可效其“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陋习;虽然“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君子应“泰而不骄”,且勿学“小人骄而不泰”,所以“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礼记》],君子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对待言行则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君子“行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

 

作为君子应该经常反思自己“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贤才不同的人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同的,“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君子对待朋友和兄弟则““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之间“切切偲偲”,兄弟之间“怡怡”如也。应该学习孝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能如“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才能帮助国家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上述只是孔子在《论语》对德之修养之一些看法,乃夫子对所谓君子的个人品德修养,提出的一些自己认为的准则,就是今日看来,其许多语录章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对人之品行之强调之要求,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君子与小人之德是有明显区别“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正因为对修身养德之重要,在孔子门下神受孔子儒家精神之熏陶、并深谙孔子儒家之精髓曾子,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进一步提炼并加以系统地阐述。在其所著的《大学》里,曾子认为“明明德”、“新民”、“至于至善”之儒家最高境界之到达,必须需要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目”的过程,必须经过磨练并经过自我之“内圣”境界之提高,才能似潭水自若之游鱼“外王”境界之实现。

 

《大学》正是一部讲如何“内圣”,如何修德之书。

   《大学》在如何修德之上,将孔子较为抽象含糊的“德”加之修炼,使之更加具体化。由此《大学》能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其中的奥妙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谓大学,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古时有大、小学之分,八岁入小学,学习礼仪;十五岁入大学,学习进德修业治国之大道理。所以有“大学者乃大人之学也。”

 

《大学》通篇十一章,紧紧围绕着“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展开。八目乃丝丝相扣,逐一趋进,知止而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由此而能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 从而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更远更高人生目标之实现。

 

知其止,定其志,静其心,安其境,修其身,虑其周,得其道,方能进,以达家之齐,国之治,从此而乾定天下。这就是《大学》所要讲的宗旨,就是儒家所期望在此一个循环过程,能产生一个贤能的圣人(譬如舜尧,譬如禹汤,譬如文武周公),并在此圣人之手中诞生一个礼乐融融的理想社会。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如何能彰明自己的德性,使他人不断除去旧我而自新,以到达完美至善最高的精神与物质之境界,这是大学之纲领,也是为人救世之纲。“人之初,性本善”,儒家一直强调人之本性是善的,人之内心一直有一种美好光明的德品所在——也就是明德,只是由于外部环境与物质之诱惑所为,使之堕落其中。所以在“明明德”的同时,要求要“亲民”(“亲”,朱熹引程颐之说,“亲”为“新”;《唐诰》有“作新民”,意思相同,乃推己及人,使人革旧换新之意。),再由此推而广之,以到达尽善尽美必由之极致之境——“在止于至善”。此三纲乃儒家推行的所谓“内圣外王”道之根本所在。张居正为皇帝经筵讲解《大学》时说:此乃“有天下之责者,尤当其心也。”,可见《大学》之道,就是讲治国之道。

 

“明明德”乃“内圣”,只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于自身,才能推己及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新民”,由此“至于至善”而达“外王”。《大学》之道,莫过于此焉!

 

三纲八目,是儒家标准之规范,在《大学》里说教显得更多一些。但在释三纲八目时亦多采用《诗》、《书》之彧文为其诠释。如《书》“克明德”、“克明峻德”来释“明明德”,用《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解“新民”之意。《诗》一“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则说一个优秀的君子的德品的“止于至善”之境;《诗》二“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兄宜弟”等,都是讲齐家和睦之意。用经典来阐述大学的学问,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在三纲的实现中,八目是必须的关键,而八目之核心则是修身,此乃为八目之纲,其衔接上下,惯传前后,纲举而目张。所谓举一纲而目自张,这是唯心的想法,将修身绝对化是《大学》中自身也是终身的缺陷。另外任何事物以及知识都是在变化中发展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达到所谓“知之至也“的极致,这也是《大学》中比较主观的论述。当然,这与曾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曾子的认识远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程朱在论述儒家学说,并将其发展的过程中,同样犯了先知先验的唯心主义,更将《大学》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在读古人留下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的观点来客观地加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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