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县是著名的“石雕之乡”，石工人数迄今达12万人（1992年），占劳动力总数近三分之一。这一社会群体的活动，对惠安的社会进程，以及风俗文化衍变，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自古以来，惠安石工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本县，而是遍及整个闽南地区。他们以艰辛的劳动，创造出千古不朽的闽南“石文化”,后来又广泛传播至台湾、东南亚，对当地的建筑工艺、文化风俗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就宋元到现代几个历史阶段惠安石工对闽南石文化的贡献，阐明惠安石工这一群体在闽南社会中独特的位置，且反映他们所相承和拥有的某些文化现象。
一、宋元时期，泉州经济繁荣，促进惠安石工兴起，开创闽南石文化
惠安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县，属泉州府治。宋元二代，泉州经济繁荣，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①”。为适应经济发展，方便商品集散，泉州一带兴建了洛阳桥、安平桥一系列的石建筑工程。这些工程“施工全靠当地工农，费用尽出于当地商民②”。泉州府数县中田土最为瘠薄、辟耕无地的是惠安，因此惠安劳动人民成为工程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吸收中原石文化的精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工程的主要技术力量，因此也寻找到谋生的出路。“手工吃袂空”的观念深入人心。男人须从小学一门匠艺，出外做工。否则，会让人鄙视，学艺便成为惠安民间一种风俗。
为维系家庭与外出谋生者的关系，又蕴生了惠安男女早婚，以及外出工匠每年于清明、中元、除夕定要回家过节等风情习俗。
惠安石匠学艺总在7-15岁开始，多数耽误了上学念书，所以大多工匠技艺纯熟，而文化水平不高。
基于以上原因，惠安石工习惯选择在地域相连、语言相通的闽南各县市就业。千百年来，他们以精绝的技艺，利用当地丰富的石资源，建筑大量石桥、石塔、庙宇、民居；雕琢无数造像、碑碣及其他精美的石雕品，构成海内闻名、风格独特的闽南石文化景观，尤为著称的有：
建于宋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1053-1059)的洛阳桥，长360丈，宽1.5丈;
始建于宋绍定元年，历时22年(1228-1250)建成的泉州开元寺双塔，分别高48米和44米；
泉州清净寺，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以细雕条石垒砌的大门高20米，宽4.5米;
晋江南天寺三尊佛像，高达6米，宋嘉定丙子年(1216)雕镌;
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1138-1151)建造，前后13年，桥长811丈，宽1丈6尺半。
宝盖山顶的姑嫂塔，建于宋绍兴年间(1151-1162)，高20余米；
被瑞典隆德大学摩尼教专家翁拙瑞教授称为“世界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全国仅存的晋江草庵摩尼佛石像，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素有“闽南蓬莱”之称的泉州清源山，于宋元时期留下的大量道教、佛教石雕像、摩崖石刻、石碑而著名。
这些星罗棋布于闽南大地的石雕、石建筑，现在都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是闽南石文化的精华。
还有早年倾毁的、建于宋绍兴年间的惠安洛阳附近的盘光桥，长400余丈；无尾桥，长500余丈；东洋桥，长547丈；泉州南门外的玉澜桥，长1000余丈；惠安獺窟屿桥等等。据统计，泉州府“在1131-1162年间，建造了三十余里的石梁桥”③。可见当时石工所担负的工程的浩繁和艰巨。
当时泉州一带的桥梁工程普遍采用“睡木沉基”、“筏形基础”、“悬臂墩”等工艺技术，都是国内首创或先进的技术。东西塔、姑嫂塔等建筑工程，同样体现出当时石工建筑工艺的高度成就。
根据造桥石料可知，当时采石工人已成功地掌握了根据岩石走向层理，开凿一定规格孔径，用铁锤、钢錾分劈条石的整套采石工艺。这套工艺技术至今还在沿用着。
在封建时代，劳动人民，包括有造诣的民间艺术大师的创造都被统治者视为“厮役之务④”如洛阳桥、安平桥上历代碑碣，镌刻着有功于造桥的人名数以千计，而真正筑桥出力的石工有幸镌在碑文末尾的，却不多见。然而，众多不朽的古迹及人民群众的口碑，却不容置辩地证实着惠安石工的劳绩。
二、石雕工艺在明代进一步发展，石文化开始向海外传播
明代是惠安石工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据资料记载，在这个时候，惠安石工不仅在惠安境内开设了不少石雕作坊，而且也在福州等地开设有石店。当时惠安石工不仅拓广了活动范围，工艺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从留存的石雕品可清楚地看出：明代石雕型与较为浑朴、线条比较简陋粗糙的宋代石雕相比，就显得较为精美，线条优雅流畅，造型生动逼真。
明朝期间，为防御倭夷入寇，闽南沿海建筑了多处城寨，其中有惠安石工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于洪武20年(1387)建成的永宁鳌城，周长895丈，高2丈4尺，五大城门上各置城楼一座。因当年建城的惠安石工聚居在城北石山边采石、雕石，人称其处“师厝”，现在转称为“西厝”,已成一大村落了。
永宁卫所下御福全、崇武等5所。福全城“周围650丈，宽1丈3尺，高2丈1尺，窝铺16，为门4，建楼其上。⑤”据说福全蒋氏与崇武峰前蒋氏同宗，即源于石工来建城时缔结的甥舅关系。
崇武城“周围737丈，城基1丈5尺，城高2丈1尺……外甃以石，内岔土。⑥”和永宁、福全等城筑构方式一样，但它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屹立至今，是研究惠安石工历史的珍贵文物。
闽南一带传统的房屋体式称为“皇宫起”或“双燕归脊”的“五间张”大厝。根据民间口碑相传和分布范围，证实这种体式的民居，最先起源于惠安,明时由惠安工匠推广到晋江、南安等地这种屋式，采用石料雕成大门柱、上下门斗，外墙三分之一基部用细琢石板密缝垒砌，上叠砖墙；厅前安装石砼；天井及大门外平铺石埕。雕琢及安装条石的工艺叫“平直线”。自明代起已形成建筑业中一门传统的石工工艺。
明代，闽南已有许多劳动人民移居南洋谋生，其中当然不乏惠安石工。据1590年菲律宾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给腓立二世的信中写道:华侨中有“很优良的工匠”,“勤劳和精明………能够用斫成的石坎，廉价地建筑很优美的房屋。⑦”可见早在明代，闽南石文化已在海外广泛传播了。
三、清代至民初，闽南石文化广泛传播到台湾、东南亚成为“海洋文化”的一组成部分
清初，顺治年间“迁界”,闽南“滨海寺庙民居悉遭兵毁。⑧”直到康熙35年后，社会安定，闽南地区经济得到恢复，沿海百姓大兴土木，重建家园，惠安石工当时创作许多精美的石雕品，大多存留至今，安海龙山寺，就是当年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品。
光绪五年(1880)，龙山寺重修,“殿堂门庑，钟鼓楼亭，士尽卸平，重新起盖，易木柱以石柱，拆土墙为砖墙，山门之处，左右壁堵皆用青石雕成……⑨”石雕工作量在总工程中占的比例最大。
重修后的龙山寺，山门前壁堵浮雕“二十四孝”图像，人物造型高不过三四寸，形象皆栩栩如生。窗户用整块青石雕刻八条纠结的夔龙，余处镂空作窗格，造型典雅。庙中廊柱镌刻清代书法家真、草、隶、篆四体书法。赖巧匠的功力，古人的墨宝形神俱备，千古留存。
最负盛名的是中殿前廊的一对石柱，上雕“鳞爪鲜明劲锐，矫逸欲腾”的两条立体盘龙，分别捧出一石鼓、一石磬，敲击时分别发出鼓及磬的音色。相传当年雕琢这对石柱，费工甚巨，庙方以一斗白银兑换石工一斗石屑。
自此，龙山寺海内外驰名，新加坡、台湾等地纷纷依样建造，仅台湾就有龙山寺达49座。这些寺庙的龙柱、石雕都是采用闽南的青草石和花岗石，由惠安工匠雕镌后运去的。
闽台本是一家，不仅寺庙，台湾的民居体式也多仿照闽南，鹿港、安平等地，建有不少“双燕归脊”“五间张”大厝。当时，不少惠安石匠赴台做工，且有一部分定居下来。70多年前，崇武峰前村到过台湾的石工有20多人，其中一位名匠叫蒋金辉，在台湾雕刻出四堵“百鸟图”,精巧奇绝，名扬海峡两岸。
由于东南亚华侨及台湾民众的需求，民国初年，许多惠安石工前往厦门开设石店厦门南普陀、日光岩等名胜许多题刻，都是那时雕凿的。当时规模较大、工人在20人以上的石店有马轮、王金福、苏红跳、杨喜、黄炳煌、姚建水等十几家；规模较小的有数十家。石店都设在港口附近，主要向台湾、三宝垅、泗水、滨塘、仰光等地出口石柱、门窗、墓料等石雕品。东南亚各地就是这样来购运石料，建筑了许多具有闽南风格的建筑物。如菲律宾王彬街的“亲善门”、“王彬北桥”等牌楼；新加坡的“普陀寺”普觉寺”等名刹，都是由惠安石工雕刻石料建成。新加坡华侨回忆:“(1839—1841年)建‘天福宫’的材料，包括龙柱、石雕、琉璃瓦都由泉州运来”;“当时帆船从中国载砖头、石柱、石碑、竹器……南来。⑩”闽南石文化输出对东南亚等地的建筑艺术、文化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终于融汇成为“海洋文化”的一部份。
闽南有众多的华侨，他们热心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惠安石工适应华侨的需要，建造一幢幢典雅大方或富丽堂皇的第宅、祠堂、陵园，成为维系祖国与海外游子感情的坚韧纽带。
晋江池店村有两座侨宅石雕很富有特色。一座于民国初年建成，门廊壁堵用青石雕刻精美细膩的书画、戏文。两厢砖墙上安装三尺见方的一对彩灯造型的青石窗,窗棂上雕满立体的珍禽异兽、鱼虾水卒，形象奇特生动，其细微部位如龙须、虾足，细比铁线，蚌壳薄处，不足一分。
另一座稍后建成的，由惠安峰上名匠李洪波主持石雕工程。除门廊处是传统的石雕品外，又在门墙砖壁上下横腰、雀替处装嵌影雕青石，上刻梅兰菊竹、花鸟鱼虫，俱极清丽。特别是一对方窗，用整块青石凿成、磨光，窗格过沿，都雕琢出2分高3分宽的“重线返框”(起线)。棱角方正，光滑如鉴。
当时凭原始的工具，千锤万击，琢磨出这样完美精致的工艺品，实在不简单。无怪乎石工自豪地在门墙上雕下“形容克肖景物如生，物虽人造巧夺天工”的横幅。村人介绍，陈嘉庚先生修造集美“鳌园”之前，曾三临池店，参观这两座第宅。
晋江丙洲一座1924年建的侨厝，两座楼房比比相依，楼前各矗立6支5米多高的白石圆柱，下垫青石雕花柱础。柱上及门廊外镌刻名家书写的楹联及古代词章，笔划纤丝分明。上腰线装二幅青石浮雕，一幅为崇武石工黄怀炎师傅(现年75岁)作品，长5尺，高1尺3寸的透镂“张飞断桥”，用了250工天完成。他还用50多工天雕刻一个莲花状的门乳，主人极喜爱，舍不得安装，至今珍藏家中。
根据黄怀炎师傅回忆，当年参加工场的石雕工人120多人，分属李妈八、李峰、李金莲和苏岭宣四位师傅带领。石雕工艺分打巧(线条雕刻)、镂摘(立体浮雕)、平直线(方石雕琢和垒砌)、尖黑白(影雕)等工种。各工种又有不同的规格，如平直线就有四线、粗打、一遍齐、二遍齐、过水磨几种打法。众多石工各有所长，配合协调，经过一年多努力，工程才告完成。
四、解放后，惠安石工变革旧习俗，创建新业绩，改革开放更使他们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解放以来，时代变革引起惠安石工风俗习惯多方面的变化过去，惠安石工乡土观念较强,，世代多在闽南一带就业。解放后，惠安石工人数日益增多，迄今已达12万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西藏的拉萨体育馆等全国有名的建筑物，都留下他们的艺术佳作。
尊重师道是惠安石工一种传统美德，但他们并不墨守成规。60年代，鉴于木材紧缺，对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他们经过多方面实验，创造条石垒墙，石板盖顶的全新的构筑方式。同时采用石雕门顶窗、窗头窗、圆拱门、多棱门柱、方柱、节柱各种式样新颖的构件，并选用青石、白石、花红石等各种材料，结合传统的石刻门匾、楹联，组成一种坚固、美观、风格独特的闽南民居新体式。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构筑方式，迅速流行于富有花岗石资源的闽南城乡。到目前，惠安、晋江、石狮、南安等地新体式石屋占民居总数80%以上。石工也因此确立了本行业的发展优势：新式房屋石料费占工程造价40%，石雕工价占工程造价20%以上，工程单位面积造价越高，石雕工价比例越大。
解放前，除惠安外，闽南各县开采的石山数量有限。60年代由于水利建设和民房建筑的需要，各县组织当地青年向惠安师傅学习石工技术。按照旧的学习惯例，惠安工人自小学徒，三年才能出师，当学徒时要烧饭做杂工，服从差遣，听任呵责，几乎每个工人都受过这段磨难。但在新社会，石工师傅摈弃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狭隘观念，尽心尽意地将技艺传授给当地学员。如老石工黄怀炎，在晋江带出徒弟70多人，徒孙则难以计数。晋江金井镇，解放前只有埕边、茂下二处石场，目前发展到200多场，靠开山采石营生的本地石工达1000人以上。假如没有惠安石工培养造就这支技术队伍，各地的水利工程、道路设施及栉比鱗次的住宅建筑是难以办到的。
自古以来，惠安石工都只凭手中一锤一鏨，四出揽工，吃苦耐劳，为社会做出奉献而经济收入却极为菲薄。造洛阳桥时，“每日桥工工钱约四五十文,仅够买糙米5斤⑪”。民国初年间，一个技术熟练的石雕工每日工钱才8角。所以历来石工中流传一首歌谣“日头炎爆爆，石头硬确确，饮糜漖漉漉，菜脯咸笃笃”。这就是旧时石工生活的写照。解放后，石工生活有所提高，现在技术熟练的石工每日工资在20元左右，许多工人能够积攒一些钱，建造自己的房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惠安石工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许多石工采取集体、合股、联营、个体种种形式，开办石雕厂、石材厂，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走上致富之路。仅只崇武一镇，石雕石材厂达235家，全年产值超亿元，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近二分之一。为国家创汇7000万元。
现在的石雕厂普遍使用切石机、磨石机等现代化机械。传统的石雕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产生新的飞跃，既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及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石工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和吸收。同时，社会上一批学习机电、美工等专业知识的青年也加入了石工行列，使石工群体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商品经济促进着石雕工艺的发展，惠安石工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除生产石狮子、石灯笼、石桌椅、石壶等传统产品外，还设计、生产西方特色的人体雕像，影雕头像等工艺品，种类达百余种，产品畅销欧美、日本……，为世界各地输送灿烂的中华民俗文化。
纵观历史，惠安石工缘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而兴起，创造了闽南石文化，进而在明清时期国势昌隆之时将石文化远播东南亚，为当地民族文化演进作出重要贡献。解放以来，推陈出新，石雕工艺发到新的阶段。事实说明了:时代进步，科学文化随之发展演进；社会变革，风俗民情随之改移变迁。当今正值我国空前开放的变革时代，惠安石工正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全力发展传统的闽南石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及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
①《马可·波罗游记》
②金大钧《桥梁史话》
③金大钧《桥梁史话》
④《旧唐书》
⑤《晋江县志》
⑥《惠安县志》
⑦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
⑧龙山寺《碑记》
⑨龙山寺《碑记》
⑩《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
⑪金大钧《桥梁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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