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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紫徒为衣,跟随长安十二时辰了解大唐服色制度

以下文字可能有穿凿附会,过分解读之嫌,请诸君权做笑谈,莫要斟酌。

时隔三年,《长安十二时辰2》立项开拍,笔者遂翻出第一部鸳梦重温。当年观感不错,虽然也有些许遗憾,但不妨碍本剧是近年来少有的尽量还原大唐风貌的诚意之作。二刷依旧常看常新,从本篇开始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选几个有意思的点聊聊,温故而知新。

本篇是该系列的终篇,有兴趣的小伙伴可点击阅读系列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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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说说大唐的服色礼制

礼一直以来是封建王朝维持社会等级、政治秩序,调整人际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准则。董仲舒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礼具备鲜明的阶级性与差别性,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历代吉、丧、军、嘉、宾等礼,都按照当事人的品级而定,衣食器物都有繁琐的规定,不可僭越。以服饰“辨贵贱、明尊卑”,体现身份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

北朝以后,颜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分方法,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

唐代的男装颜色,与职官制度关系密切。中央主要机构“三省六部”沿袭隋制,服装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部分,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官员服饰制度体系。自上而下共分九品,不同品级的官员在服色、配饰、礼仪等方面的差异也以法律的形式制度化了。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

初唐武德四年(621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贞观四年(630年)和上元元年(674年)两次下诏,颁布服色并佩饰的规定。

《唐会要·章服品第》记载:“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带九銙;九品服浅青,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

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窖藏文物(蹀躞玉带)

唐代经过多次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略应与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关系密切。

紫色居首。紫是间色,在中国传统的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汉代刘熙《释名》曰:“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韩非子》曾记载“齐桓公好紫服”的故事,因为齐桓公喜好服紫衣,“一国尽服紫”,导致当时紫绢价格是素绢的数倍以上。《论语》曰:“恶紫之夺朱也。”虽然流行,却不正统。

推罗紫Tyrian purple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产于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城邦的一种骨螺。据说几千枚螺才能提炼出几克染料,价值超越黄金。古希腊、埃及、巴比伦都以紫色为尊贵的象征。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

魏晋以后,粟特胡商活动频繁。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流行。到隋代,紫色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同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概念得以体现。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或许受到传入的西方观念影响。

袍服唐俑

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紫草醌难溶于水,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色素,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管子》:“昔莱人善染。练茈(紫)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在汉晋绶带中,除了皇族、诸侯相国的各种赤黄(纁)绶和绿绶外,紫绶几乎是其余官员绶中最高者。

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明代或许是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冲突的关系,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十二》里着紫袍的主要有三位,靖安令秘书监贺知章、监门卫大将军高力士以及右相李林甫都是官居三品的朝中大员。

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吉色、贵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

汉代以来,多用红花作为染料。其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红花染出的绯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旧唐书》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于是绯和紫,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等级最高的两种服色。

历代壁画人物

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贞观十道中九道均有种植。加上苏方木等新染材的引进,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

《十二》里着绯色袍服的头一个就是四品的太子右卫率姚汝能,年纪轻轻着大红袍在一群老头子里也显得好不耀眼。再有就是京兆尹韩朝宗以及太子府宦官李静忠。另外,右相家里常年聚集着一批红袍高官,以至于后面还会出现,李林甫一人掌管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颗衙印,三司会审形同虚设的闹剧。

青(蓝)、绿色属于相对平贱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品种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悠久。《礼记》“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

从先秦至今,青(蓝)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有“青绿民所常服”,《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汉族地区唯一保留下来的传统染色技术也只有蓝染。

而绿色,也是地位较低的间色,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靠后的位置。“绿袍”、“青衫”也常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或自谦词。普通妇女以及位卑奴婢也穿着青碧。《新唐书》称晚唐“诸部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所以“青衣”还成为婢女侍童和寒素妇女的代称。

《十二》里着绿青袍的有八品主事徐斌、大理寺平事元载以及七品殿中侍御史吉温。再有就是靖安司里从各部抽调的吏员们,一眼看去青绿一片。不怪南北衙府兵过来夺权的时候,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也有技术上的深层原因。在自然植物中,能够成为染材的黄色素来源最为丰富。栀子、荩草、黄栌、柘木、地黄、桑皮、郁金、姜黄等都可充当。此外,其染取技术也比较容易,大多黄色染材都是直接型染料,也可通过不同媒染剂得到不同色调的黄色系。所以黄色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

而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就是最廉价的白素,是成本最低的“颜色”。黄与白自然就成为了隋唐服色等级的末端色彩。唐代文献中,多次颁发的服制中提到“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还有“丈夫通服黄白”、“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等记载。古时有“黄衣选人”的说法,自先秦以来,“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或低等小吏。

这就不怪乎《十二》里右相李林甫接到高力士传旨玄宗让他着白衣赴宴花萼相辉楼时,有多惊恐又错愕了。这几乎就相当于褫夺所有权力与地位,这让位极人臣且一直以服色自矜的右相怎能不大惊失色。

既然黄是末等颜色之一,皇帝为何穿黄袍?此为误会。彼时,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服色。另外根据“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初唐官员“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与庶人无异”,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据《唐会要·舆服》记载,高宗时曾有一次“禁黄令”,起因是某次“洛阳尉着黄衣夜行,为部人所殴”。高宗闻后“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着黄”,禁止官员朝参着黄。

为取方便的关系,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隋书》有“今之戎服,皆可尚黄”,《旧唐书》所称:“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

唐代沿袭隋旧习,帝王常服继续使用黄色,但帝王的“黄”,其实和庶民之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也并非后世一般概念中的明黄色,而是色泽略深,黄中偏赤的“赭黄”、“赤黄”。《隋书》和两唐书多次提到的,“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初唐“因隋旧制”,皇帝也“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黄”,赭黄常常又写作“柘黄”、“皇帝柘黄袍衫”,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这在《步辇图》中有很明显的体现,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则穿着浅淡的白袍。

唐 阎立本 《步辇图》

这种赭黄袍,开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只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而已。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陈述天子服饰制度,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仅在最后加一小注:“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带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常。”不过正是因为这个“遂以为常”,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

《十二》里玄宗在上元春筵时,开始身着的就是柘黄袍。只是开席后对太子和群臣一顿听讼申斥后才脱去黄袍。以至于萧规等蚍蜉登上花萼相辉楼后,一时间竟不能辨认谁是天子。毕竟彼时,玄宗既没有佩戴朝天冠也没穿柘黄袍,好巧还跟一众大臣一样披着白衣,其实是可以苟一波的。

五代和凝 《宫词》中有“紫燎光销大驾归,御楼初见赭黄衣”,《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杜甫在《戏作花卿歌》“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欧阳玄《陈抟睡图》“ 陈桥一夜柘袍黄,天下都无鼾睡床。”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

几百年来,赭(柘)黄作为帝王服的概念根深蒂固,其色相范围也日渐扩大。不仅赭黄,整个黄色系的地位都在转变和升级。明代直接定皇帝常服为“袍黄色”,皇太子以下常服“袍赤色”。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士庶服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洪武三年又“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开始全面禁黄,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

明光宗 身着黄十二团十二章绣衮龙袍

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柘木条中提及“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天启五年,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新作赭黄五爪龙袍”,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

有趣的是,模仿唐制的日本,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日本纪略》记载,平安时代弘仁九年(818年),嵯峨天皇颁布新诏,“仪式衣服皆依唐法”。弘仁十一年(820年),以刚刚归国的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制定天皇元正受朝用衮冕,大小诸会用“黄栌染衣”。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可见彼时唐代天子的常服色当与此相去不远,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的专用色。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衮冕,将“黄栌染御袍”升级为即位礼服束带装束,便成为现代日本天皇最隆重的礼服了。

黄栌染御袍束带装束、明治天皇御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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