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讲关于“祖宗祭祀”的问题，也就是讨论“祖宗”这个概念的由来。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只有了解“祖宗”一词的意思，才能了解我们文化的根，知道宗族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对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和“战争”。所以，在著名的历史著作《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建立规范的礼仪，稳定社会秩序；“戎”，则是军事，是对外战争，保证国家的安全。所以，“祀”与“戎”分别是对内、对外秩序稳定的保证。
在周朝的时候，祭祀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根据《礼记》记载：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神、先祖；诸侯只能祭祀一方、山川、五神、先祖；大夫祭祀五神；士人只能祭祀先祖。都是每年一次。
而祭祀先祖又是祭祀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制度被称为“宗庙制”，宗庙中所供奉的都是祖宗的牌位。我们先说一下“祖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中国的文化中，“祖”指的是父亲的父亲，那就是爷爷辈的，而“祖父”的父亲叫太祖。“宗”指的是“父亲”，自己被称为“示”，自己的儿子被叫作“小示”。
在宗庙里面，始祖牌位在中间，然后依次向下，左边供奉先祖的儿子，右边供奉孙子，再往下左边是曾孙，右边是玄孙。这种制度也叫“昭穆制度”，也就是说，始祖在中间，儿子辈为“昭”，孙子辈为“穆”，再依次交替向下。
根据周朝制度规定：天子祭祀的先祖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人有“一庙”。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超出七个先祖该怎么办？事实上，始祖是不变的，然后再将第二世祖牌位移除，放在另外的一个叫“祧（tiāo）庙”的地方。每逢特定日期，再将所有先祖牌位都拿出来统一祭祀。
并且祭祀的时候，只有嫡长子能够祭祀始祖，其他的小宗只能祭祀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不能祭祀始祖。这表明嫡长子是宗族中的“主干”，其他小宗是“枝节”。
宗法制度的核心在于辨别出“嫡庶关系”，嫡长子始终是合法的继承人，庶子的爵位逐渐下降，由诸侯变成公卿、士大夫，而周天子的位置始终由嫡长子继承下来。在整个周王朝当中，周天子始终是大宗、嫡长子，各个诸侯在本国领域内是大宗，是嫡长子，但是对于周天子来说，却是小宗。同样道理，公卿相对于本宗来说是大宗，但是相对于诸侯君主来说，却是小宗。
这种宗法制度，明确了周天子的权力来源于始祖，并且只有周天子有祭祀天地的权力，这也表明周王朝的权力是“上天”所赐予的，周天子“受命于天”。各个诸侯或因为军功受封于周天子，或因为与周天子的血缘亲疏关系而守候一方。
宗法制度是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来源，确定了周天子和诸侯以及所有贵族权力的正当性。并且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建构起中国人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将个人、宗族、国家联系到了一起，从士人到卿大夫，再到诸侯、天子，形成了共同的情感纽带。而天子则与先祖、天地有着情感上的关联。
这种宗亲关系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谱系，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整个社会上的关系笼络到一起。这种关系最直接体现在祭祀与礼仪制度，同时暗含着阶层与享受待遇的高低，其实就是分封的土地的大小、甚至是妻妾的多少。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他一出生身份就已经注定，与父母、祖宗发生关联，因为他的个人所有的职位、待遇都是父母与祖宗所赐予的。如果他是卿大夫，那么他需要效忠诸侯的国君，诸侯的国君这一脉是他的大宗，他是小宗。同样道理，作为诸侯，他需要效忠于周天子，因为他的国君位置来源于周天子对他先祖的敕封。每个个体都是这个纽带中的一部分，遵从等级制度，并且也不是独立的，
从天地、祖宗、父母这一条线路下来，然后才形成自己的身份。自身与同阶层的女子通婚，结为夫妻，从而生育后代，又建立起以自身为起点的社会关系。
在这套关系中，嫡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掌握最大的资源，享有最高的地位。其他人享有的待遇，完全取决于和嫡长子的远近亲疏关系，繁衍成一种“树状”的关系图。在这其中，最根基的部分是始祖，然后不断传承到远祖、太祖等等，祖宗是基础，继承祖宗的嫡长子是主干，其他的小宗是枝干，最终一直继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宗法与礼制的秩序。而国家则是由无数个宗族构成。可以说，宗亲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石。
如果把这个社会关系的谱系与基督教的传统对比一下，两者的差异就会一目了然。在基督教的思想中，上帝创造了人，并且上帝指示异性男女结成关系，从而繁衍后代。从这一点看，西方的个体的身份起点，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源，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与他人建立起关系，甚至订立契约。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也会形成一系列亲戚关系，但是在西方的身份认同中，个人的血缘与亲属关系并不是那么重要，很难形成非常庞大的家族关系网。更有意思的是，在英语词语中，亲属关系的区别也并不重要，比如“叔父”“伯父”和“舅舅”是一个词。
这在中国的文化中，这种不加区分的关系是不可思议，因为它是几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关系。如果在大宗中，“伯父”可能是族长，在贵族中，“伯父”可能是诸侯或者卿大夫，而“叔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地位，没有这种继承资格。并且“伯父”“叔父”和“舅舅”更是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族谱系。
同样，还有很多的例子，英语中“哥哥”和“弟弟”也是一个词，这在中国宗族中，两者也有完全不同的地位。
这套宗法制度，对中国的文化与礼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它建立起了个人与祖宗的关系，把个人、宗族与国家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并且形成了严密的礼制与等级制度，明确了社会身份和地位。它更确立了周王朝和其他诸侯的关系，甚至奠定了整个统治阶层的统治合法性，维护了王朝的统一和稳定。
但是，这套以宗亲关系为基础的礼制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大宗”与“小宗”之间存在竞争性的矛盾关系，特别是当小宗的能力和威望超出大宗的时候，必然会挑战大宗的权力。
想象一下，同样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兄长成了诸侯，弟弟成了大夫；可是到了下一代，兄长所生的嫡长子继续是诸侯，弟弟所生的庶子就成了士人；再往下，兄长的孙子还是诸侯，而弟弟的庶出孙子则为平民。同一曾祖父所生，三代以后地位悬殊，这种矛盾根本无法解决。
从深层次来说，宗法制度无法解决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所有的地位权势、土地财富、妻妾多少，都是由出身决定，这在统治者阶层内部暗涌着社会动荡的潮流。
所以，周朝的这套宗法制度，为宗族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后世不断形成庞大的家族。在国家层面上，它也将个人、家庭、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家、国、天下”成为了士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也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但是，它的缺陷也在于并不突出个体的价值，使得个体能力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面发展，所以，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就实行小家庭制，打击了宗法制度。
并且，宗法制的道德观和商业文明中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有一定的冲突。当商业文明兴起，这套宗法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道德伦理关系被商业契约关系替代。只有当现代人面临精神危机，需要探寻精神归宿感的时候，宗族关系才会被重新找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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