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有几何
书法家的不同命运
余清楚
中国书法，是文字的艺术，是艺术的文字。自汉文字诞生的那一天起，书法作为艺术的载体伴随着汉字一路前行，风雨无阻，高潮迭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文字能够像汉字这样，像无声的音乐一样令人陶醉，像无形的绘画一样令人着迷。汉字因书法而彰显，书法因文字而高贵。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名家辈出，精品无数。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位书法家，可能谁都说不清楚。据不完全统计，到清末为止，有墨迹传世的、又能称之为书法家的不足千人。进入信息时代，书法似乎并未受到冷落，人们对书法家及其作品的热爱、追捧、收藏，热情依旧。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的书法家、专业工作者、业余爱好者应该达数十万之众。
我国历来就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儒家学说非常重视道德，重视人品，尤其重视道德与行为的统一，提倡所谓的“德才兼备”。人好，字就好，因人捧字，已是风气；人坏，字就坏，因人废字，自古亦然。西汉文学家杨雄就曾说：“书，心者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唐代书法中有“颜筋柳骨”、“颜肥柳瘦”的说法，其中的“柳”，即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有一回，唐穆宗向柳公权请教书法的最佳用笔法，柳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在历代书法评价中，书品和人品都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书法是人品的外来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所以，古代人很是看重书家的人品，高度追求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我以为，唐太宗之所以极度推尊王羲之，亲自执笔为其立传，评价王羲之的字“飘若浮云，蛟若惊龙”，“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他在仰慕王羲之书品的同时，也敬慕其人品。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和与之几乎同时期的陶渊明一样，他也有自命清高和出世逃避的一面。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王羲之自称“素自无廊庙志”，但被朝廷任命，担任过刺史、右军将军（人们也称他王右军）等职务，他勤于政务，爱民如子，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王羲之到任会稽郡守时，正值当地遭受旱灾，他开仓赈饥救济百姓，多次上书要求减免赋役。因为看不惯自己瞧不起的人做了大官，他毅然辞官，从此寄情山水，醉心书法世界，为后人留下了空前绝后的书法艺术瑰宝。对于东晋王朝来说，只不过失去了一位不安心工作的官员；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则竖立了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艺术丰碑。
再看看颜真卿，他是继“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书法家。其书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广收博取，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他的书迹作品，如菜谱中之红烧肉，肥而不腻，色香味全，百吃不厌，代代相传，对后世影响很大。
颜真卿书品高，人品更高。颜真卿之死，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淮西李希烈叛乱，唐代皇帝德宗想派一位有声望的大臣去劝说李希烈，他听信了与颜真卿有隙的大臣卢杞的话，就派颜真卿去淮西劝降。李希烈是个反复无常、凶狠残暴的人，谁去劝降都凶多吉少，有人好心劝颜真卿以年老体衰为由推辞。颜真卿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大家说：“我已经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有什么可怕的？要是能说服李希烈投降，国家和百姓就可免受更大的灾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去，就是捐躯也在所不惜！”说完，颜真卿只带着一个家童，就向淮西进发了。李希烈既不能使颜真卿屈服，又不肯放他回去，终将他缢杀。我每次读起这段故事，都会禁不住悲伤满怀，潸然泪下。如此大义凛然、道德高尚的书法家，谁能不为之动容、为之景仰呢？
书品如何，大约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对书法作品，特别是名家作品的评判，以及对书法家尤其是知名书法家的评价，都会打上社会认知和道德标准的烙印，所以评判书法作品实际上也是在为人品打分。元代著名学者郝经在《陵川集》中对历朝历代的大书法家多有点评，颇为精到：“斯（指李斯）刻薄寡恩之人，故其书如屈铁琢玉，瘦劲无情，其法精尽，后世不可及。繇（yáo）（指钟繇）沉鸷（zhì）威重人也，故其书劲利方重，如画剑累鼎，斩绝深险······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其书法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貌不可及，为古今第一。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郝经本人也是一位高风亮节之士。他接受了忽必烈“翰林侍读学士”的封诏，置生死于不顾，充任国信大使，于公元1260年4月赴南宋议和。宋丞相贾似道怕败露他公元1259年冬在鄂州前线向蒙方承诺纳币称臣的投降真相，囚禁郝经一行达十六年之久。郝经被后人称为“元代孙武”。
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严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chǔ，构树，落叶乔木开淡绿色花）外。”历史上许多奸臣、贪官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却寥寥无几，就是因人废字、因人品失字品的缘故。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人的墨汁里面，浸入了太多的劣质和奸邪，不值得收藏，这样的作品，既玷污了纯洁的艺术，同时也会玷污美好的心灵。
蔡京，大家都熟悉。《水浒传》把他的奸臣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其书法名声很大，跻身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列。就连狂傲的米芾都说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个书法狂人，素来目中无人，他既然对蔡京有如此评价，说明蔡京的书法确有过人之处，但我以为米芾也难逃溜须拍马之嫌。
蔡京作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口碑甚恶。有上疏称：“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宋徽宗赵佶对蔡京宠信有加，20多年里，四次罢免，又四次起用。北宋之亡，蔡京要负很大的责任。正是由于宋徽宗宠信蔡京及童贯、高俅之徒，才有了“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蔡京80岁戴罪充军。一路上，百姓不卖给他一汤一饭，被活活饿死，罪有应得。
尽管蔡京书法有大成就，但因人识字，人们从他的书法中能品味出一股奸邪之气，往往“得而唾弃之”。北宋书法界“苏黄米蔡”四大名家，其中之“蔡”，原指蔡京，后人因恶其奸邪，祸国殃民，易以蔡襄之名（当然蔡襄的字也很有名）。
宋朝还有个人，名气不在蔡京之下，他就是秦桧。有人说，没有秦桧，就没有“宋体”印刷字，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也不会那么出名。但因为他陷害并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坚持投降主张，成为南宋高宗一朝有名的奸相，这毁了他一生名声，也废了他的一手好字。
秦桧是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颇有造诣，为宋徽宗所宠爱，被破格任用为御史台左司谏。据说，在处理公文时，秦桧发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文字体不一，很不规范，便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徽宗的字，在仿照徽宗“瘦金体”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字体，工整划一，简便易学。这种字体逐渐演变为印刷用的“宋体”。时至今日，宋体仍然是应用最广的字体，它为汉字的普及、传播立了大功。“瘦金体”、“宋体”一脉相承，有人说“宋体”就是“瘦金体”的印刷体。其实，“宋体”应该称为“秦体”，但因为秦桧是奸臣，后人才把这种字体叫做“宋体”，这也算因人废字。
另有一个典型例子，即是严嵩。严嵩自幼聪颖好学，5岁在严氏祠启蒙，9岁入县学，10岁县试拔擢超群，19岁中举，25岁殿试中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严嵩的诗文堪称一流，当时，嘉靖皇帝迷长生不老之术，喜以“青词”（祭神的文书）向上天祈福。而严嵩善于起草青词，讨得嘉靖欢心，遂取得内阁首辅之位，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严嵩写得一手好字，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匾额是他的手书。在山东曲阜圣人阙里，孔府门额上两个流金溢彩的正书大字“圣府”，其笔力雄健刚劲、凝重高雅，为后世书家所重，也是严嵩的作品。什刹海、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清代京城有个顺天府乡试的贡院，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至公堂”三个大字，但谁写的他都不满意，他自己也写了数遍，还是不如意。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让奸臣的字仍然高高悬挂。
严嵩的书迹中，“六必居”这三个字最具代表性，数百年来一直让后人争论不休。“六必居”是嘉靖年间开设的一家著名酱园的店名，位于北京前门，严嵩应店主之请题写了匾额，这块匾的书体，堂堂正正，字体丰润，笔力强健，堪称精品。不过，由于严嵩题额时并未署上自己的大名（当时匾额，多不署自己的名字），有人便否认这是严嵩所写——因为坏人写不出这么好的题匾。据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伙计家中，找到了几张旧房契，最早的一张是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的，于是，认定“六必居”并非严嵩所写。有人认为“六必居”是康熙以后才开设的。还有的说是由清乾隆年间的“陈升号”演变而来，“六必居”三字，是后来的事，与严嵩无关。实际上，书法界大都认为“六必居”三字是严嵩手书无疑，因人废字，即为一例。
写好字，做好人
在近代书画艺术界，还有一种奇怪的“董其昌现象”。或许是世风日下，或许是社会进步，人们在捧董其昌字画的时候，似乎把他的劣行给忘了。
在明代，董其昌是因字画致富的典型。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有钱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他拥有良田万顷、豪宅千间、游船百艘、妻妾无数，可谓富甲一方。同时，他在贪婪、横暴、无耻方面也越来越大显其能。董其昌已年过花甲，竟然派儿子带了人强抢民女给他做小妾。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行径，激起了民愤，以至于发生了一场群众自发的针对董其昌的抄家运动，将董家数百间雕梁画栋、朱栏曲槛的亭台楼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董其昌吓得要死，惶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直到事件完全平息半年后才敢回家。毛祥麟在《墨馀录》中特别指出：“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康熙、乾隆都以董的字为宗法。清代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也许是对其人品的否定，后世也有人对董其昌的书法提出批评。其中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康有为在《广艺双楫》中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在当代，书品与人品严重脱节者当数胡长清。他的书法还是有一定功底的，他如果阳光做人，干净做官，认真写字，他的字，也许仍在南昌的大街小巷熠熠闪光。但他似乎有些“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自从当了江西省副省长，到处题词写字，江西大小商家争先恐后登门求字，他便以字索金，敛财数百万。胡长清曾说，他最崇拜的书法家就是发明宋体字的南宋丞相秦桧了。这秦桧是随便能学的吗？不出问题才怪呢。据说，他在监狱里，还在痴人说梦般地提要求：“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当胡长清锒铛入狱后，南昌出现了奇怪的“铲字热”，当年不惜重金求字的众多商家，又不辞辛苦，连夜将胡长清的题字一一铲去，演绎了一段有趣的“黑色幽默”。
躬逢盛世，盛世兴书。古人云：“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写字也是如此。既要刻苦研习，孜孜不倦，又要谦虚谨慎，诚惶诚恐，更莫轻言成名成家。如今习书者众，以卖字为生者众，其中领导干部写字题字者亦众。惟盼在努力研习书品时，千万不要忘记修身立信，修炼人品，修正人生，写好字，做好人。有史为鉴。
（载《环球人物》2010年第6期。注音和注解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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