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徐凯文： 人心、人性，远比这个世界任何事物复杂

文 | 徐凯文

（临床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精神科主治医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

来源 | 《我在北大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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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 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

”

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疯狂的人，我在监狱研究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恶的人，疯癫或文明，罪恶或善良，这种一般划定可能太过简单了……

而心理学给我最美好的是对人、人性的理解和洞察，无论是善、恶，还是病。

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语境让我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理解后有包容，包容然后有力量！

恶，并非因为强大

我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研究，他们（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恶的人了。但是我对恶的看法包括对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人有恶是因为他软弱、自卑，而不是因为强大。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些创伤、自卑和软弱的部分的话，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做的，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课题。反社会人格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没人性。比如，我现在给你一把刀，让你去捅人，你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你是下不了手的，对吧？因为你捅了人，他痛苦、他流血，你自己也会害怕、痛苦。让你下不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共情能力。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就单单想这些事情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

那反社会是什么呢？反社会就是他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这种内疚、痛苦、不忍心，他反而很爽。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当时在北京10所监狱里面调查3000多个犯人，从3000多个犯人当中最后选出来三十几个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而且是程度最严重的，给他们做心理矫治。

当时有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做访谈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他一看就符合一般罪犯的“样子”，五大三粗，文化很低，攻击性特别强。我跟他做第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就跟我吹嘘，其实我当时已经见过很多种犯人了，杀人犯都见过，但是他让我特别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吹嘘说他抢劫了6次判了22年，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抢了200多次只被抓到6次，判了22年，实际上我抢了200多次。”也就是说他炫耀他的罪行，大多数人都是恨不得少说一点，他一定要多说一点。更重要的是他说他是怎么抢劫的，他骑车在二环上兜风，然后在兜风的过程中他觉得今天不爽，看到路上有人在走着，不管男女老幼他就把车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上去一脚把人踹倒。他不是去要钱包，而是直接把人踹倒。被踹倒以后，人家一看他孔武有力，看到他手里拿着刀，谁敢反抗？没人敢反抗的。但是他不急着抢劫，他告诉我：“我一定要先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我要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是血，我看到血才舒服。”他喜欢听人哀嚎。然后他就把钱包拿走了，再去抢第二个，他靠这个刺激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暴虐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反社会的核心不是因为他有犯罪行为，而是他要故意造成陌生人的痛苦。而他从小是被别人打大的，所以用他的话来讲，小时候被别人打，长大以后打别人，他的这种恶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习得的结果。我大概给他做了两个多月的心理治疗，我重点的方向就是让他能够恢复共情能力，就是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甚至能够说出他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这是人特别重要的人性，是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的关键。

2009年年初的时候，我回去过年，当时住在九华山庄。大年初一的时候起来，在那个九华山庄里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固定电话打过来的，这个电话是他打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监狱里手机是不能带进去的，我要在监狱里打电话都打不了，得到监狱外面打。所以我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越狱了吧？大年初一越狱了，而且这么危险的一个犯人，所以我当时也没敢主动多问。然后他马上给我解释说这个监狱里面人性化管理，大年初一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给家里人打亲情电话，他说他爸妈的电话都没打先给我打电话了，想给我拜年。我要说的就是，其实通过这两个月，他和我建立了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我有信任和认可。整个干预做完他变化蛮大，他送了我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很特别。他用木头雕了一个骷髅，骷髅里面拿一根红绳穿过去，它那个眼睛的空洞里面是红色的，看上去特别狰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叫投射，投射出心里的恶。骷髅木雕翻过来看，背面是平的，是一个佛字，是刻上去的。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觉得其实我从来没跟他谈善恶的话题，我跟他讨论的问题只是想想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方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善恶是什么，他也想做好人，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才是错的。

善与中国文化语境

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比较多地关注人性恶的一面，或者说有病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人性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三十几个犯人组织起来做干预，他们确实可以说都是重型暴力罪犯，但让我想起《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他们背后都有自己悲惨的故事，他们内心当中善良还是有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三十几个犯人是从3000个暴力罪犯当中选出来的最暴力和最没有共情能力的，有些人犯罪是因为谋生，有些人犯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他们真的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团体，做团体就要“破冰”。“破冰”的意思就是我跟你不认识我怎么跟你熟悉起来，破冰有一个非常简单、常用的方式，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写下自己三个优点。让监狱里的犯人来说说自己的优点是特别难的事情，他们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人否定的。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犯人竟然都写下了共同的优点，第一条大家可能想得到——仗义，第二个共同优点真让人想不到——孝顺。他们闯那么大祸，杀人越货，父母都被人戳脊梁骨，小脚老太太要坐很远的公交车跑到荒郊野外来看他们，孝顺什么啊？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孝顺。

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他们自己希望自己是孝顺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孝顺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很大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这个社会更顺畅地运转，要做一些不是那么真的事情，说一些不是那么真的话，要考虑别人的自尊，要考虑人性当中弱的那一面，但是人本质上的一些东西还是完全一样的，哪怕是最极致的人他还是有那样一些品质的，有一种共鸣。这就是东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看问题的视角很不一样。总的来说西方的心理学还是认为人性是恶的，尤其像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晚年，亲人遭遇战争和死亡，当时希特勒很快就要吞并奥地利，作为犹太人在劫难逃，最后他是在一位希腊公主的帮助下逃亡到英国，他有五个姐妹，四个进了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

中国圣贤讲人性是什么呢？无论是最早的尧舜的十六字心传，还是儒家讲的“在明明德”，讲仁，或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但西方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比如说弗洛伊德说的“超我”。一般来说超我的原则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道德原则或者良知的原则，他认为先是本我产生，然后再产生自我，自我遵循社会规则后产生超我。但是他没法解释的就是这些社会规则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讲道德。那中国文化一直认为这个东西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它是不学而知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的天性。

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来讲，现代人的焦虑、困惑、愤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林建华校长到我们中心来调查的时候也说要改造北大校园环境，让这个环境使人更快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