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云
▲《1944年的麦场小屋》全文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1期[散文随笔]，责编 许泽红，点击 图片 阅读节选，点击 文末“阅读原文” 即可购买纸刊阅读全文。
2014年10月15日中午，我突然感到无由来有些心慌。我下楼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坐下。风吹着高大的白玉兰树，树上开满了牙白色花朵，阵阵清香传来，沁人心脾。坐了一会儿，我又返回屋子。1时左右，电话铃声响了，我弟弟打来的，他说：“大姐，你赶紧回来吧，咱爸刚刚过世了。”我一下子怔在那里。
待我稍稍缓了口气，便收拾东西，往广州火车南站赶去。我已买到下午4点开往郑州的高铁。
一路上，我心里十分难过，总在回忆父亲。我记忆中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年老体衰的模样。他站在那里，身材挺拔而高大。他奔趱在中原流域的黄河岸边，他脚蹬长筒皮靴，穿着马裤和皮夹克，英姿勃勃。伴随着黄河的涛声，总在迁徙转移的工作环境，培养了他身上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他热爱文学，悄悄写作，老了以后还写了一本《一代名侠闯江湖》的书。我找朋友帮他印刷出来，却没有书号，这让我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
关于父亲，在他们老了以后，我们在试着学会理解。我想起我的同乡梁鸿为父亲写的长篇《梁光正的光》。她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一个生长在农村，却有许多想入非非现代理念的一个男人。在她的一篇创作谈中，她专门写到了父亲的白衬衫。父亲穿着雪白的衬衫，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白衬衫白得耀眼、虚幻。她一直想问的是，父亲的白衬衫是从哪儿来的？她记忆中的家庭为贫困包围，有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障，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往里边填充内容。父亲是怎么能省出一点点的钱，去买这件昂贵的、不实用的白衬衫呢？一个农民，搬砖、扛泥、耕地、打麦，劳动的汗渍，随时可能将它浸成灰扑扑、邹巴巴抹布的模样。可是父亲总是穿着白得晃眼的衬衫，走在田间地头，走在光影之中。
我的父亲何尝不是这样？他皮靴皮裤皮夹克，他已走出农民的队伍，但仍来自农民。我的父亲和梁光正一样，他们有着超越自身环境的独特审美趣味，在夹缝中努力钻出顽强的生命活力之嫩芽。
我母亲常常说：“你爸爸最喜欢穿新衣服，走亲戚，喜欢热闹。喜欢女人。”母亲一辈子都烦他这些，他们也因此常常吵架。上小学时，恰好父亲回家探亲，他参加了一次我的学生家长会。可我觉得他的出场好丢我的面子。他依旧一身皮衣、长靴。可我知道他的皮夹克夜晚被我母亲给我弟弟当铺垫儿，幼小的弟弟夜里尿床，把皮夹克给尿湿了。父亲第二天仍穿着那件带着尿骚味儿的皮夹克给我开家长会。为这件事，我小小年纪已经感到了十分自卑。
母亲一辈子与他都不对付，她对他防范、责备，不给他添新衣服，总让他穿弟弟不穿的旧衣。
父亲一辈子都过得很憋屈，不舒展，他有许多热烈的狂想，但他受限于认知范围和行事环境。他脑子灵活人也聪明，干技术活儿还行；他原本不该从事政治，他没有政治谋略，不知别人怎么想的，也不知如何笼络人。他阴差阳错中做了个小官儿，只知端着架子得意，却不防后背已有冷箭乱枪袭来，他被整得七零八落，不仅丢了乌纱帽，还深陷囹圄。父亲的一生，似乎和中国许多的社会政治生活相关联，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同样经历着国家与民族跌宕起伏的命运。
从广州到郑州六个小时，晚上10时到站，弟弟妹妹开车接我，一个小时以后便回到开封的家。
第二天，院子里搭起了灵棚，响器班子也请来了，不停地在吹奏一些怀念性的歌曲，陆陆续续有前来吊唁的人，我们姐弟三人跪在那里，对吊唁的人磕头谢礼。上午，那些扎的纸人纸马纸电视机等等仿佛人间的各种用品都送来，放在灵棚周围。这是开封的老规矩。开封城保留着非常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婚丧嫁娶时兴大操大办。它甚至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
一天下来，我们不停地跪地磕头。我发觉，在这种仪式感极强的行为中，时间过得很快，那种无可抑制的哀恸、悲伤会得到缓解，好像熬不过去的也能熬过去。我们已经忘掉了丧父的原意；在迎来送往的民间仪式感中，苦痛在悄悄隐匿。
夜晚降临了，开始唱大戏了，我们请来的响器班子开始他们的表演。灯火通明中，院子里仿佛一个大舞台，亲朋好友给两百元钱就可以点一支歌。其中一个女声演唱者，唱得是哭声颤颤，伤痛欲绝。好像同院的邻居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有共识：人家死了老人，热闹唱戏没什么不合适，就算耽误了你休息又能怎么样。响器班子直到深夜12时才散去。
接着，我们从我家院子出发，有人抬着纸人、纸马等冥品，亲朋好友排成长队开始送灵的仪式。一路走着撒着纸钱，穿过几条马路，走到一个中心街口，开始围拢一起烧冥品和纸钱。我们围着熊熊大火放声大哭。这都是葬礼的一部分。一件丧事被办得热闹非凡，如同过节，这才显出儿女的孝心。这就是开封古城的老规矩。
夜晚，我们依旧在灵棚守灵。灵台点着长明灯，汪汪的香油里边续着长长的棉花捻儿，过一阵子要添油。灵棚里边的地下两边铺着棉垫子，我们跪在那里守夜。夜色沉沉，此时的古城分外静谧，只听得秋虫唧唧。这时候我开始痛苦起来，我在想，老父亲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2014年的5月，我回了一趟开封，与弟弟妹妹商量着怎么安置父亲。父亲已经在妹妹家住了两年。不久前，妹妹在照料他时，自己摔了一跤，犯了心脏病。我硬逼着妹妹到广州，找了一个中医高人给她治病，她的心脏危险才算解除。可妹妹的身体显然不适合再去照顾老父亲了。我弟弟又将父亲接回家。可父亲白天睡，夜晚睡不着，一醒就开始喊我弟弟。我也担心弟弟会被拖垮。这一次，我建议送父亲去住养老院。我们姐弟仨在市内一直寻找，后来弟弟打听到南关有一家不错。于是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养老院就在市区里边，三层楼房崭新，装有电梯，有大房间和小房间，屋子里干净整齐。我们去饭堂看了一下，饭菜花样也很多。我觉得不错，只是要价高一些。我说这些钱我来出。大家达成共识。
国庆节那天我往开封家里打电话，问弟弟送父亲去养老院没有，弟弟说还没有。他有顾虑，古城人有老思想，会说有儿有女的干嘛要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我在电话里告诉弟弟，不要管别人怎么说，送父亲去，有人专门照顾，比在家里对他更有益处。我了解父亲，他一辈子喜欢人多热闹，过集体生活对他没什么不好。父亲从不挑食，胃口也好，养老院饭菜总比家里做得花样要多。再说也有专门的护理、医疗人员照看。弟弟至少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弟弟工作也很忙，他与同学搞了一家银行防盗门安装的公司，业务做得还不错。父亲若是可以安排好，他也省心了。弟弟答应过完节就送父亲去。果然，父亲住进去以后感觉比较适应，7号那天我打妹妹的手机，她正好在养老院看望父亲，妹妹将手机递给父亲接听。我听出父亲声音洪亮，心情也很高兴。他对我说：“我在这家疗养院住得不错，我就准备在这儿住下去了。我可以给大家伙说书，大家都爱听。”我们告诉父亲不是去住养老院，而是去住疗养院，这让他心里好接受一些。果然，父亲对新的大家庭是适应的。从小我就听父亲给我们院子里的小孩讲“三侠五义”、“说岳全书”、“小八义”、“隋唐演义”等等。他肚子里有很多老故事，记性也好，总爱给人讲。我能想象他在这里比憋闷在家里强多了。他说这里的饭食也可口。那天打完电话，我心里十分快乐。想到能将老父妥善安排，不仅少操心也少担忧了。
却是一周以后，父亲因便血而住进医院。弟弟没有将父亲住院的消息告诉我，他怕我担心。
父亲住院期间，查不到什么器质性病变，只是年老体衰，于是给他输了血。他人好像也有力气了，一周过去已无大碍，商量着给他办理出院手续。15日早上，妹妹给他吃了韭菜盒子和稀饭。早餐以后，那天上午他有些迷糊，一直在睡觉。中午时分，妹妹弟弟都在，喊他吃饭，他睁开眼睛，没说话，不一会儿，头歪向一边，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6岁。父亲是身体功能衰竭而殒，临终前很安祥没有痛苦，按老话说，这也是修来的福。我心悸的那天中午，正是他离世时分。他最待见我，他是给我托信儿。我再次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灵堂前的灯火扑闪扑闪，照着父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显得沉重、压抑，却又内心不甘，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夜色过去，天已黎明。我们披麻戴孝，开始为父亲送葬。汽车载着亲友们往开封殡仪馆驰去。一路上我们拉低玻璃往窗外撒纸钱。过了南关，又向南开了一段时间，便到了。
简短的悼念仪式过后，便是瞻仰遗容。我看到躺在那里的老父亲时，压抑多天的悲哀再也忍不住了，我放声痛哭。从此，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父亲了。我没有父亲了。哀伤一寸寸入骨，疼痛难忍。弟弟在一旁对我说：“大姐，你不能狠哭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可我一直在哭，哭到办完一应手续才止住。哭完以后，我发觉自己的心情变得异常平静。
此刻，我已决定为父亲写一本书。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治黄人，他的身上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还有他的性格与命运，都值得好好挖掘。所有的个人史都与家国史密不可分。
（▲ 艾云与父亲）
我开始准备写父亲。我让弟弟从父亲工作的黄河航运处人事部门调来他的档案，我将主要的页码做了复印。当我坐下来拟定提纲时，我才发现多少年来，我一般不去面对自己的根部形态，对父母、家庭所做的是逃避和逃离。家带给我的总有太多心酸的记忆。我小时候属于比较敏感的孩子，总认为自己是最贫穷、最痛苦、最不幸的人；认为经济贫穷和政治坎坷败坏了家庭和谐生活的基调。直到长大，才知道比我更难过的孩子大有人在。我毕竟生活在城市，父亲每月有固定的薪水寄给我们；即使不多，但我们吃的是城市商品粮，总不至于饿死。而大量生活在农村的人，他们既遭遇城乡差别的歧视，又面临天灾人祸的直接创击，那更是斑斑伤渍。若说伤害，那些成分不好的，所谓五类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所受的伤害更是无以言表。
多少年来，我在逃离中，认为逃得越远自己才越有前途。我记忆中的很多东西，父母的争吵和沮丧，贫穷嘈杂的环境，每次听到坏消息的惊悚，都让我感觉艰于呼吸。我记得母亲和隔壁一个很强势、很霸道的妇女争吵到很激烈时，双方发展到撕扯、打架的地步，我吓呆在那里。可我从此知道要学会自我保护，唯一的办法就是比那人还强硬、还有力量。在我的潜意识里，直到现在，仍然时刻存有危机感，甚至是恐惧。我学会应对危机感和恐惧的办法就是学习积极解决，而不是消极地骗自己去讲什么解脱。
已经逃离了很多年，有些难过的记忆已经逐渐淡薄。在遥远之城，父母的家又成了一个温馨的地方；对于父母，那是一份至亲至善的牵挂。我回忆起父亲曾经来信说：“父母年纪大了，能见面还是多找机会见面吧。”这让我心头收紧。
我回到我的娘家。能感受到温情脉脉的流淌，却又对父母显然没有生出强烈刻骨的爱。而父母除了诚心诚意的慈祥，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疼爱子女。母亲兴冲冲买来一大堆肉和菜，却不知如何烹调烧制，她要等待我动手做成菜肴。北方的母亲只有一份诚心，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操持仍是荒疏和粗糙。我从小吃着母亲做的没有营养仅能裹腹的饭菜。穷人家不会奢谈营养，能吃饱饭已经很不错了，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填坑不用好土。这意思是说，人的吃食不必讲究，能填肚子就行了。我觉得家是如此陌生和遥远，我眼面前的父母他们淳朴善良，生活却是潦草，他们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活，而仅仅是活着。当然，他们可能过惯了没钱的生活；但即使有钱，他们也不知什么叫更好的生活。他们的饭菜极其简单，维持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生活标准上面。即使不再会为柴米油盐发愁，但他们仍是以面食为主，副食多为青菜之类，鸡鸭鱼肉很少吃，久而久之，他们不自觉地忌讳荤腥，也不大会做那些鸡鸭鱼肉的饭菜，他们的肠胃不再消化这些。常常父母啃个干镆喝杯豆浆就算一顿饭了，或者是吃面条，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我看到父母都有过分发胖的趋势，这是他们长期摄取过多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很少去吃蛋白质和肉类的缘故。但他们不懂这些营养学。
（▲后排右为艾云的父亲、左为艾云的六大爷；
前排为右为艾云的妹妹、左为艾云。）
若干年前，我还对父母的爱有要求；如今想来，我早已长大成人，本该对他们照料与孝敬才是。
多少年来，我所做的是逃离，并执拗地认为逃离得越彻底越可能改变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18岁那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别人以为很苦，可我却认为是终于挣脱家庭的一种解放，心情愉快。我从那一排排的民房和三进大杂院的住处逃离，似乎想甩掉古城那不雅的世风。天哪！我的七朝古都开封，居然被我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地方。
多少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想要弥补自己的良心债了。2004年我接父母来广州住了将近一年。相处的这段时间，近距离接触，我观察他们，同时一点点切近自身。我一直在想，我身上流动的究竟是什么颜色的血液？我有意识让他们讲讲家族历史。他们争着说，有时还会吵起来。我母亲常说，我和你爸爸是两个阶级的人。我父亲成分是贫农，我母亲成分高。但我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谐还不仅仅是因为成分，而是因为性情。作为女人，我母亲总觉得我父亲对不住她。她对我父亲一直都有意见。
他们说，我会做笔记，那时我对血缘和遗传的奥秘很感兴趣，记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也从中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父系一族里，爷爷曾经是秀才，一辈子当私塾先生，后来三大爷继承了他的这份职业。我父亲兄弟姐妹十六个，七男九女。男丁学习读书，女儿们却受传统影响没有读书。而我那些如花似玉的姑姑们，日后都嫁了家道殷实的好人家。那些姑父也都相貌堂堂。那时即使是北方的乡下农民，也都有不俗的长相。粗茶淡饭和适度劳作，使他们直到晚年都有笔直腰板。可能过去的人，少吃药，多劳作，再加上生活节奏没那么快，他们一直都显得结实清俊。不像现在的男人，吃得好穿得好反倒相貌平平，甚至显出大腹便便的臃肿。但家道殷实的姑父们，日后肯定会遭厄运。我父亲家族的男人也都是身材高大，皮肤白净；他们容长脸，双眼皮，长得都很周正。他们的骨骼显得粗实健壮，脚踝不是细瘦纤弱的那种，而是显得浑圆；脚掌手掌都肥厚有肉，不见筋筋拽拽的松皮。从遗传学上说，这种肌肤和筋骨，一般都属于生命力充盈丰沛的那种，这是北方艰辛苦痛中的遗传。北方有那么多的风刀雨剑、兵燹厮杀，没有顽强的生命力早就被淘汰了，能留下的必然是些强悍有力者。而母亲家族，心性没那么宽远爽朗；但他们勤劳能干，只会苦作，成为地主。在时代的大变局中，遭受清算。
我记下了他们的讲述，总想有朝一日写成一本书。
我开始反省关于根部形态、出身、遗传、血缘等问题，也在追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对比较西化的理论有浓厚兴趣。我的家族和我生活的那座古城，并不具备接受西方文化的条件，那些人们更多是宗族的、东方的，带着旧时代与传统的种种痕迹。我在民间长大，熟谙胡同和街道的人与事，那里的生活带着琐屑，三教九流有着不明就里的恍惚命运。原本我若动笔，本该写写家族与古城，但我却一直与之暌隔，去从事着反差极大的精神活动。
现在，我逐渐展开写作，开始清理起自己贫贱的出身和平民的背景。我在一章章写家族，写父亲和母亲。写那些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这是些芥微如尘者，一阵风就可能将他们吹跑。通过记忆与书写，却可以留下他们的气息、味道和形象。发表在《花城》2019年第1期的《1944年的麦场小屋》是我写的第一章，我将慢慢地、不带功利目的地去书写后边的章节。
20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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