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在县城干活，离施甸一中不远，一路找过去，在楼下喊他。阿爸，阿爸。不记得喊了几声，搅拌机的轰鸣声停歇了，阿爸从一栋盖到一半的红砖楼里走出来，听我说钱用光了，他从兜里翻出钱，一张一张捻出，递给我。不记得拿了多少钱，只记得阿爸转身，朝红砖楼里走去。搅拌机的轰鸣声复又响起，轰隆轰隆轰隆。
阿爸是木匠大师傅。不管多大的师傅，木匠都只能算是夕阳产业了吧？钢筋水泥的房子越来越多，木工活越来越少了。阿爸的活路经常接不上，接不上就乱接些别的活，石匠、泥水匠，都干过。我去找他，往往是在他干木匠时候，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干活，还哼着小曲，很是悠闲自在，到灰头土脸的建筑工地去找他，还是第一次。
这一年我读高一。
再次和阿爸到建筑工地，我已经读大一。
天不亮起床，打着呵欠，很快，困意全无，多少有些兴奋。我和阿爸在昏暗的院子边，洗脸，刷牙，各自推出单车，跨上去，叮铃叮铃打响车铃，拐出还在沉睡的汉村，朝大公路骑行。我不断问阿爸一些问题，阿爸耐心解答着。路两边的作物静默着，绿色还没从黑暗里剥离出来。说话间，向西，向南，再向东，半小时后，来到仁和镇上一处建筑工地。
此时，太阳正慢慢拱出东山，照得西山顶一片红。红慢慢地往下移，再往东移，不一会儿，建筑工地也一片红。散落的红砖，成堆的红砖，砌到一半的红砖墙，在朝暾的映照下，愈发显出红来。周边的水稻、玉米和山药藤，绿叶闪动着柔嫩的光。
我摘下眼镜，擦一擦镜片，又戴上。那年我刚戴上眼镜，是在复旦南区步行街上花一百多块钱配的，镜框比较松，稍微出汗，就会往下滑脱。我不时会下意识地伸手扶一下。
阿爸在二楼砌墙。砌墙看上去很简单，抹一点儿沙灰，搁一块砖头，然后用瓦刀敲一敲。但真做起来，也是很需要技术的。建筑队可不敢把砌墙的重任交给我这戴眼镜的“书生”。那我负责什么呢？负责搬砖。
从一楼搬到二楼，一块红砖重四五斤，每只畚箕里放不了几块。扁担压在肩头，汗水流了满头，走了才两趟，肩上的肉已是又酸又痛，汗水流到眼镜片上，前路一片模糊。和我一起挑砖的，是几个女人，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她们一看就是干惯了这活的，粗手大脚，每趟挑的砖都比我的多，走得还比我轻快。她们纷纷拿我开玩笑，无非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啊，怎么大学生会来搬砖啊，戴着眼镜看不看得清路啊。
她们说到眼镜时，眼镜似乎忽然意识到了我脸上的汗水，立时变得沉重，不可阻遏地往下滑。终于，在我耸起肩蹭脸上的汗水时，头一歪，眼镜掉了，跳跃两下，落在脚后。此时，我正走在一段楼梯的中间。世界，瞬间起了一场大雾。已近中午，目之所见，只是一片耀眼的朦胧的光。近处的红砖、钢筋，都闪着亮光；坝子四周青郁郁的山，山顶湛蓝蓝的天，都在各自的色彩里迸出强烈的音符。我一时踌躇，乱糟糟的逼仄楼梯上，要放下担子，有可能砖头会滑脱，我便一手撑住墙，一手扶扁担，前脚立稳，后脚下伸，勾起眼镜，慢慢抬起，同时腾出扶扁担的手，探下去，手脚并用，终于，手和脚在空中成功会师。幸好眼镜没摔坏，擦一擦镜片，重新戴上，世界复归原位。没人看到我刚才的狼狈样。——后来我写过个短篇小说《初岁》，里面有个戴眼镜杀猪的年轻人。杀猪时戴不戴眼镜呢？这是让他困惑的大问题。写小说时，我并没想到在工地打工的这个细节，是潜藏的记忆流露吧，让现实和虚构，不经意间沟通了“真实”的涓涓细流。
女人们见我许久才上来，又说了些什么，并没丝毫恶意，只是为了调剂无聊的劳作吧。但那时候我实在内向，只顾低头搬砖，很少搭理她们。她们便在自说自话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我在她们的笑声里，扔下砖头，逃也似的下了楼。
楼边装了个滑轮，从楼下拉沙灰上楼。砖垛离和沙灰的地方不远。我站在砖垛边，抬起头看头顶的滑轮，一桶沙灰正摇摇晃晃地往上拉。天真是蓝，装满泥水的沙灰桶摇摇晃晃，不时有几坨沙灰掉下，捎带着灰暗的光芒。我知道，这问题没法问，不用问我也知道答案：如果能多一个滑轮运砖头，还需要我们这些挑砖头的人么？
时间像是陷在了沙灰里，极其艰难地挪动着。肩上的皮肤撕裂了一般，手伸进衣服里摸一摸，抽出来看，并没有血。即便没破皮，酸痛仍然越来越难以忍受。
一天，竟然可以这么漫长。
这才是我到工地的第一天。
不记得午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吃了些什么，只记得饭后几乎没有休息，又开始了下午的劳作。阳光更加猛烈，肩膀的疼痛趋于麻木，脚步的挪动也趋于麻木。女人们对我调笑的热情，似乎也减了许多。只一个上午，她们已然习惯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跌跌撞撞默默无语地跻身她们中间。我内心的焦灼却与时俱增。我又开始想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这样的劳作有多少意义呢？是的，不久以后会有一座新房立在这儿。可是新房也会旧，会坍塌。可是如果连这样的劳作都没有意义，什么样的劳作又有意义呢？……胡思乱想了一圈，想起自己正在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是不会做这样的工作的。不由得有些庆幸，转而又想，阿爸他们呢？五六个蹲在脚手架上打砖的男人，拿砖头，抹沙灰，放砖头，举手投足，犹如机器；那些女人们呢？她们对我的调笑或许让她们单调的劳作多了一抹异样的色彩吧，也让工地短暂地有了一份快活的空气，可现在她们沉默了，沉默地挑着扁担，上楼下楼，下楼上楼。扁担也一样地重压着她们的肩头，她们的脸上也流淌着汗水，她们的脚步偶尔也如我一般趔趄。
苦熬的并非我一人。我的内心里弥散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近乎悲伤的情绪。
这时，黄昏来临了。
天是怎样黑下来的？不知是谁喊，收工了，收工了！更多的人喊，收工了收工了！男人们跳下脚手架，掏出烟点上；女人们扔下扁担，一屁股坐在红砖堆上。我卸下最后几块砖头，挑着空空的畚箕朝楼下走。
西山坡顶，漫天云霞，缓卷慢舒。
田野里的水稻、玉米、山药藤，静滞在浓稠的绿色里。
我们坐拢在工棚里的一盏灯下。白炽灯不时呲啦呲啦响，是因为电流不稳吧？小飞虫们奋不顾身撞上去，叮一声，灯泡微微晃动。饭菜端上来了，一大一小两只铁盆，大盆里装满水煮青菜，小盆里装满白切五花肉。铁盆中间，还有两只碗，盛着一模一样的调料，酱油辣椒和小葱。搛肉，搛菜，蘸一蘸调料，塞进嘴里，再扒一大口米饭。从来不知道米饭这么香，从来不知道白切五花肉这么香，从来也不知道水煮青菜这么香。我很少吃肥肉，这晚却连续吃了几大块。男人女人们，吃到半饱了，方才舒缓了动作，轻松地谈笑，灯光下看，每一张脸都格外生动。就在这一瞬间，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亲人似的感觉。
我当时就知道，这会是我这辈子记忆极为长久的一顿饭。
太阳早已落山，坝子四面亮起灯火。我和阿爸一前一后骑着单车，穿过蚊子织成的罗网，蚊子嗡嗡着，一次次朝脖子上脸上发起冲锋，哪怕戴着眼镜，哪怕眯了眼睛，仍然有两三只蚊子射进眼中。又酸又涩又疼，恍若巨石突然压迫到眼球。我下意识地伸手一揉，眼镜朝上一抬，单车龙头猛地一摆。眼中一股热流，裹挟了蚊子的尸体冲决而出。
阿爸告诉我，我一天的工钱是十二块钱。他的呢？记得是二十块钱。
这一夜，梦里我都感到浑身酸痛。迷迷糊糊，听到楼下开门声，刷牙声，泼水声。我知道，是新的一天了。隐约听到妈说，不喊阿辉了？阿爸说，让他多睡会儿吧。我想要挣扎着起床，然而浑身酸痛，动弹不得。我仄身在现实和梦境的缝隙，听到阿爸推出单车，出了大门，叮铃叮铃打响车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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