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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在乡村的父母

  


  莫晓鸣,广东雷州市人,先后就读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当过多年的记者、编辑,现居海口,系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海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风中的青春》、《海南青年作家三人选》等作品集;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海南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大学毕业以前,痴迷于写诗,后来从诗歌转向城市小说写作,近几年将写作重心放在散文上。他擅长从自己的生活中捕捉素材和灵感,专注于对城市生活细节和市井人物生存状态的观察和写作,以“城市笔记”的形式,创作了大量读者喜闻乐见的散文,作品散见于《天涯》、《飞天》、《散文百家》、《文艺报》等报刊,由“城市笔记”系列文章结集的散文集《这座城,那些人》待出。


父母生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曾经在一片片的吵闹声里,这些阶梯状排列的孩子迎合着日子的艰辛,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摔打滚爬中,一个个长大成人,然后一个个离家,踉踉跄跄奔向各自命定的栖地。这些年,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他俩日出日落守着老家,守着曾经的岁月和情怀,哪里都不想去。

  我的老家在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我是家中长子,五个孩子中我先离家远居。接下来的日子,两个妹妹出嫁,两个弟弟分别去了湛江和广州。孩子像离弓的箭簇,纷纷射向不同的城市,这无疑是乡村父母望眼欲穿的希冀,尽管从此后,他们满面骄傲,他们也会像积攒硬币一样,将孤寂的日日夜夜积攒在自己的心里。大概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别无选择而又不能两全其美的事。

 
  我居住的城市海口虽然距老家仅有一百多公里,但毕竟路间有琼州海峡横亘,白浪滔天,舟舶误时,我也就不能任意回家。一年之中,我大概回家五六趟。春节和清明是风俗里的隆重节日,肯定要回去,余下的几次,便是哪家亲戚婚嫁了,哪家亲戚乔迁了,我便凭借着去完成这些人情世故上的事情,回家去看父母。我们曾和父母商量过,他俩可以来海口和我一起生活,或者去湛江和二弟一起生活,如今我们都有能力将他俩照顾好,况且有了贴身的照料,我们才会心安。他俩就是不肯,执拗得像两个固执己见的孩子,还你言我语地数落起城市里规矩多,不自由,过个马路都提心吊胆,连隔壁邻居家都不能随便去坐坐;特别不习惯每天都听不到鸡鸣鸭叫,人影和车影却不停地在眼前晃动,让人眼花眼乱……父亲和母亲互相附和着,言之凿凿,我们竟一时无言以对。
这些年,村里人的生活乘风顺水,普遍水涨船高,吃穿不愁,腰杆挺直,粗门大嗓,将过去那些紧瘪瘪的日子全踹进村前溪,任哗哗溪水浪追浪带走。村里有很多人去八公里外的县城买房子,虚虚怯怯地将家安置在高楼大厦里,在张灯结彩中结束自己祖祖辈辈的农民历史。或许父母也暗暗对村里的这股风气动心,我们兄弟几个便和他俩商量:既然不愿意随儿子到远处的城市居住,可以为他俩在县城买一套房,这样,离乡下老家近,随时来去,又能安享城市生活。父亲眼光泛亮,不置可否,母亲却执意不肯。她说,住在这里顺顺利利,风水好,这些年才将你们兄弟一个个送到城里。我哪也不去,就守在这里,也是为你们好。经母亲这么一说,我们便不再劝她,原以为母亲仅是故土难离,陌地难适,想不到她心里还藏着这一层意思。就为这,一个母亲会有足够的偏执和排除千难万难的毅力。


  大约三十年前,家乡闹过一场大水,恣肆的水流将老房子全部冲毁,一块祖传的宅基地因此空了几十年。今年春节,二弟提议秋天一来就在那块地上建一栋楼房,还盘算将相邻的一块空地买过来,这样,建成的楼房就会很大,很舒展。父母听后非常赞同,父亲还主动包揽下找邻居商谈买地的事。大概在他俩的心里,这些客居城市的孩子,有一天终归是要回村里来的,犹如叶落归根,犹如升空的水汽终成落地的雨滴,所以房子一定要建,并且要建得气派醒目,不落人后。


  小时候家里穷,记忆里我总是眼巴巴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有肉吃,有新衣穿,还有压岁钱让我揣在口袋里欢快地蹦蹦跳跳。如今,最盼着过年的是父母。为过年,他俩夏天一到就开始准备——饲养一群小鸡鸭,预备过年时宰杀。临过年的前几天,我们还未踏上归途,父母就预先将我们的房间打扫干净,床单被褥该晒便晒,该洗便洗,那几天恨不得夜空也高悬一轮殷勤的太阳。又担心我们住惯了城市爱干净,每回都将大大小小碗碟搬出厨柜,反复在冷水和热水里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他俩就满怀欢喜地等着,在鞭炮弥漫出的硝烟味里,儿子媳妇孙子会回来,甚至在某天,女儿带着女婿外孙也回来,顿时一家人就会拥拥挤挤,声语喧天。也就是过年那几天,身居异地的儿女才能不约而同回家,一家人才能聚集团圆。


  对于我来说,春节期间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社交日。过村走亲戚,或者上县城会朋友,每天的日程都匆忙紧凑,见缝插针。但是再忙,每天傍晚我都会赶回家,然后陪父母看电视。电视机安置在一楼的堂屋里,长年摊开的一张小折叠床是母亲看电视时专用,而旁边是父亲常坐的一张有两只扶手的木质靠背椅。母亲听不懂普通话,又不识字,看电视只能靠看人揣测剧情;父亲同样听不懂普通话,但父亲有高小文化,他约略能看懂些字幕,能了解剧情的大概。这些年,平时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吵吵闹闹的电视确实能给他俩带来些热闹,增添些聊胜于无的乐趣。


  父亲年逾七十,母亲也六十有余。其实每个晚上,他俩也不怎么看电视。大概是九点钟左右,小床上便会响起母亲轻微的鼾声,而父亲,也会坐在椅子上勾头打瞌睡。若我在家,见此情形,便会叫唤他俩回房睡觉。这时父亲会强打起精神,再盯着屏幕看一会,然后悄悄离开。母亲则说,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睡不着了,听着电视的声音反而睡得踏实。她接着又赖床一会,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出门。

  今年过完春节,我还在老家陪父母过了元宵,我已好几年不在家过这个节了。那天从早晨开始,村里按风俗闹元宵游神,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甚是热闹。这一天,除了三弟一家已远赴广州,家里其他人都在,还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午餐摆了满满三桌,推杯斗酒的声浪甚至将门外的鞭炮声都淹没。


  午宴一过,我便打点行装,水陆兼程返回海口。晚上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两个妹妹和二弟一家在晚饭后也走了,现在她和父亲正看电视。
窗外是漫漫长夜,听后我心里一怔,泪水便漾上眼眶——我们都走了,一屋的热闹顿时变冷清了,留给父母的却是整日整夜的孤寂。大概过不了一个小时,母亲便会在小床上枕着电视声音睡去,父亲也会在椅子上勾着头打起瞌睡。从此后,许许多多个夜晚,家里再没有人在旁边提醒他俩,该关掉电视,该回房间睡觉。

2015年3月
刊登于《海南日报》201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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