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汪曾祺生于1920年3月5日，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多年后，汪曾祺在《七十书怀》中写道：“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
汪家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也算书香门第，且家道颇丰。祖父汪嘉勋中过拔贡，是个儒商，到汪曾祺出生时，家中已有良田千亩，商铺数间。父亲汪菊生生于重阳，故名菊生，字淡如。他多才多艺，丝竹管弦、金石书画、手工技艺均有涉猎。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父的名言。汪曾祺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麦田放自制的风筝，还把小西瓜挖尽瓜瓤做成通体透亮的西瓜灯给他玩。父亲十分随和，绝无疾言厉色。曾祺唱戏，他就胡琴伴奏；曾祺喝酒，他就推杯换盏；曾祺抽烟，他就递烟点火。甚至曾祺给初恋写情书，他也在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三岁丧母，好在两任继母都对他视若己出。尤其是第二位继母任氏娘，在汪曾祺十七岁时嫁进汪家，陪伴汪父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汪曾祺对她十分尊敬。
1925年，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女教师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母亲的孝，对他格外心疼。1927年夏天，汪曾祺从幼稚园毕业。照毕业照时，唯一的一头木马让汪曾祺骑着，老师对他的怜爱可见一斑。多年后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这首诗使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
汪曾祺上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因此在五小颇有才名。一年级课本有一首《咏雪》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七岁的汪曾祺已能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后来汪曾祺回忆说，他写散文、小说用的方法，也许就是从这一句悟出的。
汪曾祺数学不好，但数学老师都喜欢汪曾祺。初二代数老师王仁伟，贫穷，辛劳，多疑，易怒。有一次汪曾祺病了，几天没去上学。王仁伟问与汪曾祺同班的堂哥汪曾濬：“汪曾祺的病怎么样了?”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听他如此回答，顿时大怒，讥讽他：“你死了我也不问！”初三几何老师顾调笙，很是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自己母校中央大学学建筑。无奈汪曾祺虽然画画常常被美术老师用作范本，但几何总是学不好，顾老师白费许多心血，最后叹一口气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常不经论证就跳到结论。他也很有自知之明，后来写过一首诗，说明自己踏上文学之路的经过，前几句就是：“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1935年夏天，汪菊生陪同汪曾祺去考江阴的高中。在船上，一名新来的侦缉队员以检查为名，勒索钱财，学过武功的汪菊生一掌把他打了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考前住在小栈房，臭虫很多。汪菊生点一只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次日醒来，汪曾祺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原来父亲为了让他安寝，一夜未睡。这事让汪曾祺记了一辈子。
两年高中生活，汪曾祺过得蛮写意。尤其星期天，到街上买买东西，吃一碗脆鳝面或辣油面，几只猪油青韭馅饼，挑一两本便宜书，下午躺床上吃粉盐豆，喝白开水，读李清照辛弃疾词。三角函数、化学分子式、考试、分数……全都置之脑后。唯一遗憾终生的是，江阴河豚名闻天下，高中两年，竟没有吃到。最难忘的是初恋。那一年汪曾祺十七岁，初恋对象是同班同学夏素芬。一天早上，同学们一进教室，看见一黑板的情诗，旧体诗。同学们面对这种表白，可能有一点愣。大家一起看了一阵，汪曾祺自己把黑板擦了。另一位女同学章紫后来回忆说，当时汪曾祺成绩不好，人也不帅，性格也不活跃，而且还是苏北人，江阴本地同学有点瞧不上他，“但还是有才华”，意思是光有才华有啥用。对于初恋，汪曾祺从未详细回忆过，只在《水果店》一文中写道：“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或许这甜甜的果香就是初恋的味道罢。
1939年，汪曾祺几经辗转，经由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由于一路奔波，他得了恶性疟疾，几至病危。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就晃晃悠悠进了考场，居然顺利考上中国文学系。
刚上大学的汪曾祺什么模样？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回忆：“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在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自由散漫，成绩不佳。他经常晚上泡图书馆，白天在宿舍酣睡，与一名习惯黎明即起的历史系舍友一年未曾谋面。他常去的是中文系的小图书馆，因为他不想去大图书馆与其他同学一起破门而入抢座位，“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哲学概论”期末考试时，他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答好再交上去。“西洋通史”的地图作业被皮名举老师批道：“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末只得了37分。下学期考试，恰巧左右各坐一位历史系同学，他左抄右抄才勉强及格。朱自清教授讲课比较严肃，汪曾祺不太适应，经常逃课。罗常培曾劝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教体育的马约翰先生最不喜欢学生塌腰驼背，汪曾祺却始终没把背直起来过，马约翰先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了他不及格，于是他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没拿到毕业文凭。
不过，汪曾祺的文才是有目共睹的，欣赏他的老师也有不少。一次，他帮一个学弟代笔，闻一多看后评价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罗常培曾为他写介绍信，说“该生素具创作夙慧”。在王力先生的“诗法”课上，他填过一首词，得了“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的评语。在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他写过一份报告《方车论》，获赏识，并因此享有期末免试资格。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际遇更是早已传为文坛佳话。汪曾祺早年志愿报考西南联大时就对沈先生倾心不已，沈先生的课从来不逃，课余还常去沈先生家交稿子、借图书、看藏品、听故事，有时还陪着先生逛裱画店看字画，下馆子吃米线。沈从文很喜欢这个学生，给他的习作评全班最高分。沈从文给施蛰存的信中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汪曾祺的文章，沈先生无不仔细批阅，好的就自行贴上邮票，寄至相熟的报刊发表。有一次汪曾祺喝醉了酒，坐在路边，沈从文恰好路过，见此情形，连忙扶至家中，灌了好些酽茶才清醒过来。还有一次，汪曾祺牙疼，沈先生见他鼓着腮帮，二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桔子。
汪曾祺的课余消遣也相当丰富。他喜欢泡茶馆，在茶馆里写成了好几篇小说。有钱时就下馆子吃汽锅鸡、腐乳肉之类，没钱时就吃米线、饵块等街头小食。他喜欢京戏，常约同学带着胡琴来宿舍唱戏过瘾，住他斜下铺的广东同学郑智绵非常讨厌京剧，汪曾祺一开口，他就用方言骂道：“丢那妈，猫叫！”月白风清之夜，他坐在一棵树根上独自吹笛到半夜，有同学说：“那家伙是个疯子！”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先是在昆明市郊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46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不过骂归骂，沈先生还是托人帮他找了份教职。到了北京，又是沈先生帮他找了份历史博物馆办事员的工作。
后来又陆续换了几次工作，参加过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文联做过编辑，还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过《民间文学》杂志。作为编辑，他的鉴赏水平一流，曾经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自己却很少写文章，因为当时的写作要求“反映现实”，必须“深入群众”，他没有这个经历，写不了，于是只在工作之余偶尔写些散文、随笔发表，但老舍先生还是从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看到了汪的才气，并预言道：“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汪曾祺是大器晚成的作家，著名的《受戒》《大淖记事》都是他60岁之后的作品了。很多人模仿他，但都少了些韵味，因为他是真正懂生活的人，他的文字，兼具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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