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变了个爱书成癖的人，只要闻到新书里散发出一阵纸张与油墨的扑鼻清香，我便欣喜若狂，不啻是嗅着一捧鲜花。即使在旧书店里，屋底里透出阵阵霉味，但只要我打开书叶，也是可以闻到旧书所待有的气味来的。这一种爱书的怪癖，我不知别的爱藏书的人有否同感，也许只是我特有的吧！
爱书必须逛书店，首先是爱逛书店，才能养成爱书之癖。我一生第一次踏入书店的经过，却不是个愉快的回忆。那时我不过七八岁，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商务印书馆杭州分店做事，分店开在清和坊，离我家还有一大段路，但是那位比我大两岁的同学带我去了。一走进这书店，门后四壁都是玻璃书橱，竖摆着一本本的书。店堂里进除了有一列算账的柜台外，便是店堂中央有四张玻璃桌面的桌子，桌面下平摆着一摞摞的书。
初进去时看见同学的父亲不免有些羞涩，但过不久，便为书橱里陈列的童话书所吸引了。有如入宝山而见宝藏，我一本本翻看起来，竟不知时之云暮。倒是同学的父亲催我快回家，怕家中人着急，而且还亲自陪着我，走到我家的街口。我事先并未告诉家里要去书店，怕告诉了大人不让我去。如今放学后多时不归，祖母大不放心，先是以为我被老师留校了，后来派我奶妈去学校找不到我，全家就着急起来。正在祖母牵肠挂肚的时候，我却突然回家了。祖母是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终于站在她的面前了，生气的则是我居然敢事先在家里不作一声，而和同学跑到老远的清和坊去。祖母倒拿着鸡毛掸子要打我，我便在八仙桌周围，和她转起磨来。她当然没有我跑得快，所以鸡毛掸子只在桌面上敲出声音，而打不到我身上。我起初害怕祖母真的打我，便又喊又叫；后来祖母也追我追得累了，便坐了下来。我停止了叫喊，却看见祖母端坐在圆椅上，竟然老泪纵横，这一下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只见祖母一面抽抽搭搭，一面数落我说，如果我妈在世，她才不操这番心，只因为我妈早死，才使她到老还要管一个孩子，惟恐有所闪失。我便腻在她身上，说以后一定听她的话，不叫她生气，这才使她破涕为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可是以后我也别再想到商务印书馆去了。不过我心心念念是那几本童话书，终究还是祖母差了我的大表哥给我去买回家来。
我再进书店门时已有十一二岁了。离我家不远的保佑坊开了一家新书店，叫光华书局，开幕日我的一个同学便带我去了。这里面卖的都是新文艺和新社会科学的书籍，我想我之日后爱书成癖，与这家书店不无关系。我在这里买到了郭沫若、郁达夫的书，以后又买到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我当时的头脑正如一块会吸水的海绵，这几位大师的著作，滋润了我的心田。我不但读他们的书，而且从他们那儿学会了写作。当时就说是写作，不免有些夸大，事实上，不过是涂几笔而已。写了东西便向报纸投稿，也居然受到杭州《民生报》编辑的青睐，不但采用了我的稿件，而且还约我到报馆见面，从此有一个时期我便成了他的小助手。
这位编辑名张人权，他不但教我编报画版样，而且教我读书。他是念法语的，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中国最早出版法国都德的《磨坊文札》就是他译的。
跑书店竟使我日后成了一位弄笔头的人，实非我始料所及。不过因为弄笔头，就更增加了我对书的兴趣。杭州的湖滨路有三两家旧书店，我于跑光华书局之余，又去跑这几家旧书店了。记得首次使我去旧书店的，是郁达夫先生写的小说《采石矶》，我读了之后，深为清诗人黄仲则的身世所感动，便想一读他的《两当轩集》。我在旧书店居然找到了这部木刻的集子，买回家来念了，不时为他一掬同情之泪。这部诗集我一直自上海带到香港，从香港带到重庆，又从重庆带到上海，最后则随我到了北京。一直到“文革”初期，始作为四旧“呈缴”给当时的“英雄好汉”们。
跑旧书店使我有机会遇见了郁达夫先生，他那时常来杭州，一来必到旧书店。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在书店漫游书城，他是达夫先生的亲戚，因此介绍认识了。我记得那天达夫先生还请我们到陈正和酒店喝老酒，听他大谈黄仲则，他是非常喜欢黄仲则的，每每以黄仲则自况。
到上海读书以后，星期六或星期日有暇，也常到法租界一家西文旧书店去跑跑。那时使我看入迷的是一本美国白耐特·塞夫谈外国藏书故事的书。过去我对国外的藏书一无所知，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藏书也是十分讲究版本的。这本书是美国《现代文库》中的一本，1980 年秋我访美时也去跑了几次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旧书店，遍访此书不得，只买了一本琪屈罗·斯但因的选集。这几家旧书店真是旧书店，店面既破败，藏书亦很杂乱。10 月的天气，纽约还不凉快，钻在旧书堆里密不通风，竟使我挤出一身汗来。但我以获得一本斯但因的选集而喜不自胜。
她虽然是20 年代的人物，而且开创了美国一代文风，但曾几何时，在美国似乎是早被遗忘了的人。“文章千古事”，在美国不过是夏日雨后的长虹，虽然光彩夺目，亦不过刹那间事耳。
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我南行避地到香港。香港也有几家书店，大都是出售英美新书的，但偶尔也杂有几本旧书和过期的杂志。当时我和徐迟、杨刚、乔冠华等经常去盘桓的，是设在摆花街的李全记书店。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时马德里却柯特酒店所发生的三个故事，我便是在这里买到的旧《老爷》杂志中发现的。这三个故事竟成了我步入翻译界的敲门砖，实非始料所及。日后读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与最初四十九个短篇小说集》，已是在80 年代了。这本书在纽约的旧书店里也没有买到，东道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诗人白英说可以复印一本，也因页数过多未成事实。倒是最近在老友徐成时处看到他收藏的一本，不免又引起我的怪癖来了。成时乃以此书作赠，对于我来说这岂是一书之赠，这里面包含着成全一个人的盛意在内，所以我也不以言谢，只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
我到重庆时已是1941 年，重庆早已被炸成一堆瓦砾，除了几家大银行商号之外，城里多的是饭馆小吃店，只是在两路口有一二家旧书铺。
到1942 年，日寇的轰炸大为减少，雾季时竟可成月不闻警报声，我出城有便时就去浏览一番。有次吴宓先生到重庆，我有个朋友是他的学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的诗词。一天，我偶尔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他的诗集，厚厚的十六开一大册，以后几年中我经常翻读，我觉得他的诗自有一种空灵的气氛。另外买到的两部书，也是非初意所想到的。一本是D·H·劳伦斯的《恰特里夫人的情人》，还是翻印本。这本书在英美当时都是禁止出售的，但中国的书商将该书翻印了。在大学时我曾经托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学买到，但以后大家传阅，再不能有物归原主的机会。这次我遇到了这本旧书，缅想在烽火中不知流亡到何处的赠书人，为之悒悒不乐者久之。另一本则是英国法兰克·海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情》，如照金圣叹的标准，这是本奇书。因为海里斯在这本书里，上至英法政治人物，下至市井鸨妓，无一不包罗在内。对于邱吉尔他倍加称颂，对于萧伯纳则刻意调笑。特别是英文之漂亮，自成一家，令人叹为观止。
有次在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套十五本的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英译的，可惜我现在把这位翻译者的姓名忘掉了。这套书原主人因有急用而在旧书店里寄售，我站在昏暗的店堂里读了十多页，简直爱不释手，碰巧身边带的钱不够买这套书，而原主又不许书店削价出售，只得怏怏而回。第二天再去看时，则已经为他人所得了，心里的懊丧简直无法描述。就在这天晚上，故友顾梁背着一大布包书来了，说是专门买了送给我的。打开包袱一看，则从我手底下漏去的《追忆似水年华》赫然出现眼前，我那个高兴劲儿也是无法描述的。这套小说随我自重庆到了上海，又北行到北京，可是卷帙浩繁，却使我不能读毕全书。
50 年代初，我把它和其他的爱书，送给了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的图书室。经过十年动乱，不知这套书是个什么下场，我不敢去问，惟恐听的是不好的消息。
抗战后回到上海，那时我正热衷于电影，便把上海所有新旧谈电影技术及艺术的英文书，都收集到了。后来陈鲤庭和何为等办电影文学所，我便全部赠送给他们。据鲤庭说这些书在“文革”中，也全部散失了。
这里面有些书当时即已绝版，今天再要搜罗，显然己成难事，惜哉！
我的书癖大概在50 年代初叶，达到登峰造极；因为解放后出版事业蓬勃发达，许多书如《鲁迅日记》的影印本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的文集都相继出版，使我可以闲坐书城，摩掌观赏，亦人生一大乐事。但好景不常，奇祸迭降。为了儿女衣食，不得不将这些伴我岁月的典籍，尽行出售。另外则还有一种心情，觉得文章误我，今后再不作这种生活了，就此卷铺盖上干校去也。
不想我这甘心在干校落户一辈子的信念，在1972 年11 月忽然奉“令”改变了，于是又卷铺盖回到北京。夫妻重逢，首先谈到生活，不愿月圆人寿，但愿多有时间读读想读的书，以了宿愿。于是原来已经放在厨房使用的书架，亦重新升格，回到届室为藏书之用，不再每日与油盐酱醋为伍了。我又能重亲新印书刊的纸墨清香，其乐也陶陶。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不会好的常好，坏的常坏。正在我们离休之后，认为今后可以多得时间，亲炙楮墨的时候，本本买来的或送来的书刊竟占领了我们的整个居室，屋内四壁，床前床尾，堆的除了书刊还是书刊。
每年底整理刊物时，老夫老妻间总有一番争执，有的她说可送废品站，而我不肯，有的我说可以烧火，她又舍不得。正是弄得身外无长物，唯积书盈室而已。
最近一对年青夫妇到我家来作客，回去后称颂我室内既无组合家具，亦无华贵壁饰，所见者，就是到处都堆着的书刊，确实我们并不以此为辱，反而以此为荣。世上哪有比书籍更为温馨可爱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比全套罗马尼亚沙发，或是一台夏普彩电还要贵重得多。
友人说我是个有书癖的人，我自己想想这个头衔加给我可说是对我的知心话。什么东西都可以今日占有明天失去，惟有从书里发出的思想，却永远盘踞在你的脑海里，不作转蓬之客，这些思想有的可以引起争辩，有的又使人感到妥帖；有的可以兴起怒潮，有的又可以平静如镜。嘻笑怒骂，皆是文章，而尽收眼底，实人生一大享受！所以即使我在物质生活上，习于陋居，而在精神上，我却宁愿弃亿万富翁而不为。大概人云曰痴，痴就痴在这儿；而痴自何来，舍癖又安能期于其他。
这些也许正是使我有了书癖的道理，但是我宁愿有此癖而不悔，不愿人视我为白丁耳。
198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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