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轻工业志》记载，辛亥革命后，四川省政局相对稳定，甘蔗生产逐年发展，种蔗县扩大到120多个，面积130多万亩。主产县46个，种蔗70多万亩，仅内江县就种蔗20万亩，产糖3.5万吨。四川糖开始运销外省，销区有湖北、河南、上海等地。
内江地区在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已经发展成为四川乃至全国最大的糖业基地，品种有芦蔗、小立叶蔗和红蔗等。1934年7月9日《嘉陵江日报》记载，20世纪初内江地区有制作红糖的“糖房”1400余家，制作白糖的“漏棚”1000余家，制作冰糖、蜜饯的“冰铺”160余家。生产的糖清1亿多斤，白糖2400多万斤，桔糖3600多万斤，红糖2500多万斤，冰糖400多万斤，蜜饯300多万斤。内江蜜饯，久负盛名，抗战期间，内江地位突出，客商往来，内江因蜜饯有了“甜城”的美名。1947年，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给内江复兴铨蜜饯题词用“甜城名产”称之。《辞海》内江条“有甜城之称”。内江不仅是川糖集中产地，也是川糖贸易集散市场，在内江设商号者高达300余家。有“制糖公会”、“运销公会”，白糖有“白糖帮”，红糖有“红糖帮”，其职责是维护本行业利益，督促缴纳税金等。四川地区能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糖业基地，主要原因是受洋糖冲击较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水路是连接四川与外界的重要货运通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一直企图垄断四川的航运权，作了种种尝试，一直未能成功。直到清末民初，在长江上游并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航运系统，将洋货大规模地运往四川等上游地区。四川上游以沱江流域为主的土糖，却能通过国内的木船，顺流运往省内各地，或运往重庆汇集后出川。清末，四川糖务局成立四川糖务讲习所，鼓励农民种蔗，亦有成效。西南以沱江、长江为依托，将所产的糖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四川糖业发展与洋货（洋纱、疋头[1]、煤油等）输入互有关联，外地商人销纱入川后，现金汇出往往折损，从重庆汇到上海汇率高达30％～50％，外商多购回头货，川糖正好符合这种需求。以沱江为依托，吸收腹地所产之糖，沿沱江经泸州入长江，汇集于重庆，经万县出川往东，是四川最重要的运糖通道。往东到达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上海。往西南达贵州，将川糖运往各地，成为闽广糖有力的竞争者。至20世纪20-30年代，内江糖的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全省名列前茅。1919年全国产糖13万吨，其中四川产糖9万吨，占全国的69.2％。1936年全国产糖34万吨，其中四川产糖10万吨，占全国的29.4％，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6％，占四川的54.9％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政人员和大批难民涌入四川，人口陡增，食糖需求量增大，刺激蔗农糖商的生产重要性。省外的糖商和制糖技术人员流入四川，带来经营糖业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促进制糖工艺改进。战争使交通受阻，对川糖冲击甚大的太古等洋糖不能入川，广东糖厂被毁，四川糖业独此一家。政府制定了鼓励糖业生产的办法和措施：推广良种，举办蔗农贷款，组织蔗农生产合作社，合理评定甘蔗、蔗糖价格等，都对蔗糖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开始，沿海省份相继论陷，石油进口困难，汽油来源受阻，战争和运输急需酒精代替燃料，而糖的副产品——漏水又是很好的酒精原料，内江糖业就成为政府和沿海资本家的投资对象，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国民政府“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从1938年到1941年，资源委员会投资建设了资川酒精厂（银山糖厂前身）、内江酒精厂（茂市糖厂前身）等，沿沱江四个县共有大小酒精厂22个。日产量曾达70吨以上，占当时全国酒精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纯度在99％以上，可供飞机作燃料。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维序派护肩统计丛刊》（1944）记载，1942年全省有酒精厂59个，产量2.1万吨。1940年，内江种蔗面积达45.8万亩，产蔗154.4万吨，产糖13.2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抗战期间，川糖销量占全国食糖销量的首位，最高的年销量曾达16万吨，占全国食糖销量的50％～60％，内江县食糖达到过6万吨，为川糖之冠。据《四川省志·轻工业志》记载，1940年全省糖坊和漏棚4000多个，产糖12万吨，全系土糖，含糖70％。是四川糖业最为繁荣时期。1936年，华商建源公司从广东空运爪哇蔗种6000斤，送至四川大学农学院繁育。但该院因场地和经费困难，无力承担繁殖任务。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与四川大学农学院商议，在内江圣水寺合组甘蔗试验场，陈让卿[2]为首任场长，经费、场地由建设厅落实，试验种植技术由农学院负责，农学院主任毛宗良[3]租定场地。4月22日蔗种运达，4月28日下种，故以1936年4月28日为成立纪念日。下半年改名为甘蔗改良场，1937年改属建设厅农业改进所，下设球溪河分场和简阳繁殖场，改良蔗种和制糖技术。场长下设总务、蔗业、糖业、推广四个股，一个附属农场。拟定四大工作方针：一是增加蔗糖产量以求自给自足，二是改进蔗糖品质抵制进口外糖，三是扩充酒精原料加强国防力量，四是发展副产品利用富裕国家资源。业务范围是川产蔗种的改良试验、国内外蔗种引种试验、甘蔗栽培研究改良、蔗作指导推广、蔗农合作事项及蔗作调查统计等。甘蔗试验场成立后，一直计划建立一个机器制糖厂，1938年4月，甘蔗试验场附属实验糖厂改制为内江华农糖厂，由实验糖厂与大华实业公司及糖商合组，属官商合办性质，标志四川机器制糖业兴起。设有精糖房、糖灶房、漏棚和机械房等。该厂是一个半机械化糖厂，一个制糖期可产糖360吨。由于战乱频仍、法币贬值，于1946年关闭。虽开办时间不长，规模小，但开创了四川机械榨蔗制糖的先声。1940年1月，中国银行、新华银行、资源委员会和商股集资创办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投产，该厂属于来料加工企业，属前土（糖房）后洋（机器）的半机制糖厂，俚称半截子糖厂。购糖清为原料，加工精糖及酒精，每日可出糖7000公斤，酒精500加仑。抗战胜利后，工厂骨干及资金大多转移，一度停产。四川解放后，复工改造为三元糖厂。1942年，资中县糖商合资建立沱江糖厂。在内江、资中、宜宾等地还有为数众多规模极小的四川华原糖厂、一六糖厂、信谊制糖厂、椑木镇糖厂、利丰亨糖厂、太极糖厂、西南糖厂、晶星糖厂、内江炼糖厂等，多为民营。这些机器制糖厂为半机械化生产，新法与土法相结合，除华农糖厂有2部榨机外，其余都是购糖清加工 。在土糖房及机器制糖之外，也存在一些小型改良糖厂，介于二者之间，使用改良了的手工制糖工具，如小型钢式压榨机、手摇离心机等，不仅与土糖房并存，也与大机器制糖厂并存。这种三者共存的模式，说明在同一行业中存在着不同技术类型的多元共存现象。
[2] 陈让卿（1901-1989）四川渠县人。1926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对四川省甘蔗发展贡献卓著，著有《甘蔗育种及其技术研究》（英文）、《四川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中国甘蔗栽培学》、《西南地区作物栽培学》等。[3] 毛宗良（1897—1970）著名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1927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农科园艺系，30年代，首次在四川引种甘蔗良种成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园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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