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糖史】二十世纪初新式机器制糖业的真正兴起（1）

前情提要：自晚清洋务运动兴起至民国初，中国民族资本建设的新式机器制糖厂大多昙花一现，只能算是曾经出现过，做过新的尝试，并未形成产业。失败原因各不相同，政治上的动荡、社会环境的恶劣；政府的不重视，缺乏扶持；创办者或是资金不足，或是原料的供应、价格、运输等存在问题；或是工厂的选址不当，办厂缺乏经验，经营管理不善，缺乏技术人才、生产技术不过关，或是对新式糖厂的了解认识、准备的不足等等。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受外国资本的打压，幼弱的民族资本似乎未具备扛起一座新式机器糖厂的能力。

民族资本家所举办的糖厂规模小，生存的时间极短，并没有形成扭转历史的标志性开端，1934年中国大陆第一家现代化糖厂广东市头糖厂建立后，标志着糖业生产由传统的作坊生产，向近现代化生产迈进，糖业生产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新式机器甘蔗制糖业才真正兴起。

自《南京条约》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进口糖税甚低，洋糖与国产糖相比，质量高，价格低，运销成本也低。一担白糖由上海运到重庆全部费用仅4.99元，严重冲击国产糖。

1917年12月北京政府发布固定关税条例,规定新的进口税率,但只适用于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有条约的国家仍照原税率。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说帖》,要求关税自主，列强认为不在和会的议定范围之内。

巴黎和会

1921年华盛顿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上,中国代表又提出关税自主问题,被以“分步改进”为借口推脱。

华盛顿会议

1925年，北洋政府邀请美、英、日、法、意、荷六国代表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几经周折,终于作出在1929年1月1日中国关税自主，解除协定关税，实行国定关税的决议。自主后的税率为7级，分正税和附加税，综合税率最低为7.5％，最高为27.5％。但是这个决议最终并未实施。

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段,实行重订新约”。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是“改订新约”的主要内容。经过两年的努力，先后与十六国订立了新关税条约，废除不平等的协定关税，中国政府享有关税完全自主的权力。打破了80多年来的“值百抽五”的进口税率，国家的财政收入迅即增加。

1929年的国定税则，将进口货物分为14类718目,税率有7级，从7.5％到27.5％不等，税则中未载明的货物按12.5％的税率征税，平均税率8.5％。1931年的国定税则分为16类647目，税率12级，最高50％，平均税率为15％，从价税与从量税并用。1933年南京政府再次颁布国定税则，平均税率为25％。使用更为科学的糖含量检测法，以旋光度测验法作为检测糖品的转化糖的标准。提高糖的税率，与第一次提高糖税则相比，白糖税率提高了13倍多，赤糖提高11倍多，冰糖提高16倍多。在中国办糖厂，可受到关税的保护。1933年广东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将发展糖业作为本省工农业政策的重中之重。对民族工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1]。

1931年增加洋糖进口税，每斤14元[2]，保护国内糖业的发展。1933年洋糖进口成本每吨319.5元（包括进口税），当时广州市白砂糖售价每吨317元，进口洋糖无利可图。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糖制品剩余，糖价一落千丈，多数糖厂减产停工，或面临分拆出售的命运。许多公司、商人急于推销滞销的货物和积压设备，中国成为他们资本输出的一大市场。美国的檀香山铁工厂，捷克斯可达工厂，来到广东推销他们的制糖设备。广东制糖历史悠久，制糖原料丰富，客观上也利于制糖业的发展。在陈济棠[3]的重视下，民国广东省政府一度采取洋糖征税和糖业统治等方法，讲究种植、改良制造、豁免捐税等，扶持国产糖发展。

1932年,掌握了广东军、政、经济大权的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并没有糖业发展的内容。对陈济棠经济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4],向陈济棠推荐了农业经济专家、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5]。冯锐不是糖业专家,而是一个有经济理论和对中国当时经济状况有独特见解并有解决方案的学者,“只欲寻一机会以实行此种制度”。他吸收了此前广东有关发展糖业的前驱性研究成果，对《三年施政计划》做了重要修正,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涉及到工业加工、甘蔗种植、商业流通、金融、政府作用等，颇为庞大。后来在实行过程中多有修正：在广东的主要蔗区建立大规模糖厂,推广甘蔗品种改良和先进技术进步,以农业贷款解决农民的生产资金问题，通过糖业统制政策实现政府在糖业流通中的垄断，将广东建成一个糖业大省,以获得丰厚的利润。陈济棠接受了冯锐的建议,任命他为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局长,作为发展糖业的决策人和执行人，担起拯救广东糖业重任。冯锐的《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述略》：

“吾粤以复兴整个制糖业，贵有整个之发展，故先就本省适宜蔗糖事业之地区，划分为五个蔗糖营造区，一曰广州区，番禺、东莞、顺德、南海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属焉；二曰惠阳区，惠阳、博罗、海丰、陆丰等属焉；三曰潮汕区，潮阳、揭阳、惠来、普宁等属焉；四曰徐闻区，徐闻、海康等属焉；五曰琼崖各县属焉。……惟因经济及人才、交通、市场之关系，不能不分别急缓、次第举行。第一年先筹备成立者为广州、惠阳、潮汕三区，广州区设二厂；惠阳、潮汕各一。开办费及岁出临时费共达九百四十万二千余元，计第一年广州区之蔗糖厂每日共榨蔗一千五百吨，制糖一百八十吨；潮汕区可榨蔗五百吨，得糖六十吨；惠阳区倍之”。

实施糖货统制，将制糖工业收归省营。划定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为甘蔗营造区域。政府贷款利息只有8厘,比民间借贷低得多,收获时再收回本金。降低了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门槛,打破了普遍存在于民间的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农民所种之蔗,全部照约定价格卖与糖厂,减少了流通环节与蔗农的交易成本。

当时从菲律宾引进良种甘蔗，或由省农业试验所供给。新式糖厂都建在主要产蔗区,用“优良品种表证”向蔗农展示良种甘蔗的突出效果,用“栽培法表证”展示先进栽培方法的增产效应，用“肥料试验表证”向农民展示化肥的使用方法和快速增产效果。甘蔗品种已经从细茎品种逐步向适应机器糖业加工需求的粗茎种过渡。农民所种甘蔗全部卖给新式糖厂。农业高等学校都有自成系统的农业推广机构，对推广优良甘蔗和栽培技术都起了作用。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制定了“各县农业推广处章程”，1935又参照南京中央政府颁布的“农业推广规程”，颁行《广东省民间糖厂取缔暂行规程》：“凡购买外国糖砖、糖浆、粗糖翻制白糖之糖厂均不得设立”。

按复兴计划建设了市头、新造、顺德、东莞、惠阳和揭阳六家糖厂。省营新造糖厂、市头糖厂、顺德糖厂和揭阳糖厂，军垦区管辖东莞糖厂和惠阳糖厂。其中市头、顺德、东莞糖厂由捷克斯可达工厂承包开建，新造、惠阳、揭阳糖厂由美国檀香山铁工厂承包开建。1933年8月至1936年1月陆续建成。机器设备全部由外国进口，工艺技术、设备规模都是空前的。设计的总生产能力为每天压榨甘蔗7000吨，每天产白糖700吨，酒精1.5万升。

揭阳糖厂

顺德糖厂

广东六家糖厂简况

厂名	生产能力 吨/日	投产日期	承包厂家	备注
市头糖厂	1000	1934.12.10	斯可达公司	1936年12月扩建成2700吨/日，抗战期问被毁，1951年重建复产
新造糖厂	500	1934.12.25	檀香山铁工厂	广州沦陷前夕把产权售给四川省
惠阳糖厂	1000	1935.11.25	檀香山铁工厂	抗战时遭破坏，残存设备亦已拆迁，1957年重建
顺德糖厂	1000	1935.12	斯可达公司	日占期间能免强维持生产，建国后扩建
揭阳糖厂	750	1935.12	檀香山铁工厂	抗战时拆毁部分设备，1951年12月修复生产
东莞糖厂	1000	1936.1	斯可达公司	抗战结束后恢复生产，建国后扩建

注:市头、新造、惠阳糖厂均附设酒精车间

资料来源及注释：

[1]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2] 谭文熙《中国价格史》第409页

[3] 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广东防城人（今属广西防城港东兴），汉族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

[4] 林云陔（1883年1月—1948年10月），原名林公竞，字毅为，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大垌官岸村人，民国时期政治家。

[5] 冯锐  （1897—1936）字梯霞，广东番禺黄埔乡石坊村（今属广州）人，早年从岭南大学附中转到南京金陵大学学农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