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崇祯内帑的间接记载

 以上大多是根据各史料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判断其记载的可信度。我们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判断辨析一下。顾诚在反驳姚雪垠的时候，针对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话批驳说“这篇东西史料价值很低”，理由为胡介祉的话都是摘抄自他人。这样的批驳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对于胡介祉摘抄的源头王世德的记载的史料价值，顾诚却不做评论，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实”[132]p286就敷衍过去了。
但实际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这些人的记载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据《明史资料丛刊》编者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发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131]p3。
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

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134]p2。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又一个“闻”，更要命的是这个“闻”，究竟是“闻”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

2、间接记载

以上是从当时一些最直接的记载，从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来看看崇祯内帑究竟有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多银子！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进行判断。

上面引用的史料已经说到了崇祯皇帝自己省吃减用，吃的少，穿的差，甚至把皇宫里“酒扈器具之金银者”都拿去变卖充作军饷，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崇祯变卖的不仅仅是那些酒扈器具，还包括皇宫内储存的人参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146]p33

连皇宫里过去收藏的人参都拿出来变卖供给国家使用了，算是卖得了几万两的银子。当皇帝或者当国家首脑能穷到这样的地步，把日常生活用品拿出来变卖补贴国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内帑全部拿出来了，皇宫里的器具甚至人参都拿出去变卖了。这些都还不够，于是他还不得不象讨饭的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这无论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记载。《明史.温体仁传》中就有“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的记载。而明史薛国观传中同样有记载，《晚明史》樊树志已经将之翻译成白话，不妨引用一下“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结果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2]p1048，最后的结果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

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崇祯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勋戚以及地方乡绅们募捐以缓解国家目前的财政危机，结果无人响应的苦恼和困惑，他是这么说的“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2]p975

到了明亡前夕，崇祯实在是半点钱都没有，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厚着脸皮，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是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没有钱，不是的！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2]p1125
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总数才有7000万两白银。

如果不是实在穷的叮当响，崇祯也实在不必受这份窝囊气，以皇帝之尊，而且是一些人公认的掌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要如此低三下四，死气白赖的象讨饭一样去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就算西方的国王之类，碰到这种情形，也用军队硬抢了！
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皇帝的内帑确实已经一无所有，拿不出半点钱来，否则的话，莫非他真的是犯贱么？莫非真的是有自虐癖好么？放下皇帝的尊严去当讨饭，去受那些大臣勋戚的窝囊气？这是某些人笔下一向心高气傲，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的性格么？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出一点合理的判断！

而且这个事实更是给一些拼命宣扬中国古代所谓皇权专制如何登峰造极，皇权之下，私人财产如何不受保护，而西方则是如何保护私有财产，国王权力如何受到制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真象这些东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古代（不包括蒙古和清朝）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人财产，那崇祯皇帝还募个什么狗屁捐，直接下道圣旨，让这些人把财产交出来不就行了？事实似乎倒是显示明朝的皇帝比起同期西方的那些国王们更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万分危急的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这样手段来筹集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