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前元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前154年），一颗巨大的彗星划过西方的天空，而在洛阳，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火又烧毁了东宫大殿，似乎一切都在表明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果不其然，就在这一天，吴王刘濞在国都广陵起兵，正式拉开了几乎席卷天下的七国之乱。
吴军进展迅速，很快便渡过淮水与盟友楚国合兵一处，随后向之前联络好的众诸侯发出檄文，号召共同起兵。
在这篇檄文中，刘濞先是提出了起兵的总纲领。
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
这个所谓的贼臣自然就是晁错了，他肆意妄为，蒙蔽圣听，侵夺诸侯土地，压迫刘氏宗亲，将祸乱天下，危及社稷，因此要清君之侧，将其诛杀。
之后刘濞又对吴国的强大国力做出了宣示。他表示吴国虽小，但“精兵可具五十万”，而且他“积金钱，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吴国在他的治理下积累了海量的物资，足以支持战争。他希望借此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而关于具体的军事计划，檄文中也说得非常详细。
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
南越国与长沙国向西进攻巴蜀、汉中；吴、楚、东越和淮南诸国进取中原；齐、赵诸国负责平定黄河以北，或从河东渡过黄河杀入关中，或南下会师洛阳；而燕国则与匈奴建立了联系，可以与匈奴联合，迂回至萧关，从西北方进取长安。
然而尽管刘濞这篇檄文说得慷慨激昂，但其实内容属于半真半假，根本经不起推敲。
比如晁错虽然主动挑起纷争是真，但即使朝廷将其诛杀，刘濞也不可能就此罢兵。
另一方面，吴国也远远没有五十万大军，经过极限动员也只有二十余万兵力。
至于他提出的军事计划也与现实相距甚远，因为南越、长沙、淮南和燕国根本就没有承诺过他会一同出兵。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刘濞为何仍一意孤行要发起叛乱呢？
要知道当时朝廷掌控着约二十个郡，虽然远较诸侯国为少，但众诸侯中真正坚定站在吴国一方的毕竟只是少数，因此比较总体实力的话，叛军只有朝廷的一半多一点，这还不算立场支持朝廷的诸侯国。
虽然胶西王臣僚劝阻他起兵时所提到的“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这一说法太过夸张，但双方账面实力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刘濞之所以敢于发动叛乱，自然不是垂死挣扎，他这么做确实是有一定资本的，虽然实力远逊于朝廷，但檄文中有一点他说得不虚，这些年吴国积累了不逊色于朝廷的巨量财富。
刘濞是刘邦兄长刘喜之子，当年刘喜被封为代王后，因匈奴入侵弃国出逃，最终被免除王位，但没想到这个懦弱的男人却有一个勇武的儿子。
不久后，刘濞跟随刘邦参加了讨伐英布之战，由于之前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于是刘邦将刘濞分封于原荆国之地，改称吴国，从此开始了他对吴国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
在西汉初年，东南之地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远不如六朝时代那般繁盛，而究其根源，则是因为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原。
古代是农业主导的社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关键看农业人口的数量，在这方面，吴国与中原国家相比有着先天的劣势。
为了富国强兵，刘濞只能另辟蹊径，他将循着前代先贤的经验，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吴国的发展道路。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吴王阖庐与楚国春申君就利用吴国盐、铜两大资源充沛以及水路运输发达等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到刘濞时代，这里已经成为江东地区都会级别的核心城市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若想致富，工商业乃是不二法门。既然在传统领域农业上无法与中原竞争，那就只有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工商业了。
在吴国三郡中，东阳郡（即后临淮郡）与会稽郡都在东海之滨，是发展盐业的宝地，而鄣郡（即后丹阳郡）则拥有章山铜矿，可以大力发展从汉文帝后期开始被开放的私人铸钱行业。
然而煮盐和冶铜铸钱需要大量人口来支撑，将主要精力投入这两大领域，将影响必要的农业生产。贾谊在《论铸钱疏》中指出，“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若大量农民放下农具从事冶铜铸钱，将造成劣质钱日益增多而粮食储备无法增长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濞决定进行开源，从吴国之外吸纳人口。
在桓宽《盐铁论》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山东奸猾咸聚吴国”，又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似乎吴国收留了大量来自别国的犯罪者。
但其实这很可能是一种针对失败者的偏见，因为古代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不从事农业的工商业者被视为“奸猾”是很正常的，而古代一般禁止百姓私自迁徙，从别国逃至吴国之人不一定是在原籍犯了罪，可能只是单纯的前往吴国谋生，或许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不法之徒，但不可能占据主导。
那么为何大量人口都迁移到了吴国呢？莫非刘濞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吗？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刘濞给他们的待遇实在太好了。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吴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做到不向百姓收取税赋，这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口争夺中有着无可比拟的极大优势。
除此之外，吴国还有着另一大福利，即“卒践更，辄与平贾”。刘濞对践更卒还会发放等同于市场价的薪水，远强于他国的无偿徭役制。
据《史记正义》记载，“贫者欲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所谓践更就是替他人服徭役并收取报酬，市场价是每月两千钱。
在吴国，煮盐和冶铜铸钱是官方主导的行业，从业者肯定是按照上述标准进行雇佣的，从吴国动员的兵力来看，其国内丁壮人口大约是二十余万，再根据吴国如此发达的第二产业，从业者应该不会比农业要少，就按照十万人计算，每年都要花费二十四万万钱。
另一方面，吴国是没有农业税和人头税的，在这种情况下能积累大量财富，说明吴国岁入远不止上面这个数字。
又据桓谭《新论》记载，“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馀万万”，这说明吴国的财政收入很可能是与朝廷不相上下的，凭借仅仅三郡能做到如此地步，刘濞确实才干过人。
此外，刘濞还有另一大财富密码，即贸易。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吴、邓钱布天下”，刘濞和邓通铸造的铜钱在全国各地流通。
邓钱流通广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有刘恒的支持，而朝廷领土本就远大于诸侯国。而吴国蜗居东南一隅，吴钱却能与邓钱并驾齐驱，说明吴国是通过贸易来实现经济霸主的地位的。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汉吴王濞开邗沟，通运海陵”，刘濞主持对邗沟进行疏浚，而这条人工运河就是当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而修建的，刘濞凭此大力发展贸易，使吴钱遍布天下。
刘濞起兵后在檄文中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此语并非虚言。
在刘濞的治理下，吴国富甲一方，其高福利也成了底层百姓的一片乐土，以至于“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即使刘濞后来发动战争，百姓也乐意为其效命。
不过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随着激进削藩的开始，吴国被逼入了绝境。在朝廷的通牒中，吴国将被削去会稽和鄣郡两郡，相当于盐业遭到腰斩，而铜业则被连根拔起，如果接受削藩，吴国的经济命脉将被彻底切断，这是刘濞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在这一方面，贾谊有着比晁错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论铸钱疏》中曾给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即不蓄意制造冲突，而是在经济领域中与吴国进行较量。
在这篇疏奏中，贾谊首先指出，开放私人铸钱绝非明智之举。“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莫说是黥罪，在如此暴利下，即使是死罪冒险者也会前赴后继，这与现代经济学中资本的逐利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接着，贾谊又提出因为“民用钱，郡县不同”，从而导致“法钱不立”的局面，而这便是汉朝版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
最后，贾谊指出了禁止私人铸钱最大的好处，即“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
将铸币权完全收归官有后，朝廷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虽然不可能完全禁止吴国铸钱，但势必会令其有所收敛，而那样一来，吴国在货币发行上就无法与朝廷抗衡了，从而失去了调控物价的能力，在贸易中也就无法占据绝对优势了。
贾谊真不愧是古代的经济学大师，他一眼就看出了吴国强大的原因以及如何针对这一点对其进行压制，如果能按照他的思路，即使不进行激进削藩，吴国在经济领域也无法对抗朝廷。只可惜当时并没有人能领会他的思想。
随着相对温和的汉文帝去世，汉景帝时代激进削藩策略成了主导，至此事态已经很难挽回。
其实完全可以说吴国是被朝廷逼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刘濞蓄意谋反已久的说法站不住脚。
虽然刘濞拒绝入朝觐见，但那是得到过朝廷允许的，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刘恒曾经因刘濞年老赐予他坐几和手杖，并给他可以不进行朝见的特权。
而《史记》中明确记载，“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如果刘濞长期蓄意谋反，势必会做周密的计划，没有理由轻易松懈。
事实上吴国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这说明叛乱计划是在削藩之后才开始进行的，从这时起刘濞才开始联络其他的诸侯王，七国同盟组建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刘濞的准备也是相当不充分的，再后来战争过程中他决策失误很可能与此有不小的关系。
另一方面，无论煮盐还是铸钱都是朝廷允许的。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说明领地内的自然资源以及衍生出的财富都归封地之主所有，而不必交付朝廷。而当时的国策就是允许私人铸钱，吴国此举并不违背法度。
至于当年刘邦认为刘濞有反相一事，则更有可能是刘邦对他进行的一种警告，如果真的认为刘濞日后将反，岂能将三郡分封给他呢？
总之，正如我们在上一篇中所说，七国之乱爆发的本质原因并不在于吴国有叛乱之心，而是朝廷的激进削藩之策导致的。
虽然朝廷为了集权希望削藩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能因此就认定七国之乱的爆发全是因为刘濞个人的野心，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不过尽管叛军起兵仓促，但朝廷同样如此，刘启和晁错对突发事态也几乎没有相应预案，而这就导致叛军在战争初期一度占据了上风。
西晋帝国系列在这里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