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产权之父阿尔钦为《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财产权”著名词条。在米塞斯的夫人回忆录中曾记载阿尔钦参加了米塞斯在美国举办的研讨班。这或许是阿尔钦成为价格理论的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他在这个词条中为人权和财产权划等号到的时候，功力已近罗斯巴德了。
强迫是与私有财产权体系对立的，而不是其特征。强迫的再分配意味着，现有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
一个稳固的财产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误解最多的概念之一。几十年来，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评论家抱怨“财产”权太过优先于“人”权，结果是人民遭受不公平待遇和机会不平等。任何社会中都有不平等。但是，谣传的财产权和人权之间的冲突纯属海市蜃楼。财产权就是人权。
财产权的界定、配置和保护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的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但又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它。在很大程度上，“财产”权的社会批评家并非要废除这些权利，而是想把它们从私人所有权转变成政府所有权。在有些情况下，向公共所有权（或支配权）的转变使一个经济更为有效。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样的转变使经济不那么有效。到目前为止，最坏的结果发生在财产权真正被废除的情况下一项财产权是独自决定如何利用一个资源的权力，无论这个资源归政府所有的，还是归私人所有。借助政府掌管的力量和社会排斥，社会批准财产权持有者选择的用途。如果资源归政府所有，决定其用途的代理人就必须在一组规则之下经营。在美国，这些规则由国会或国会任命的执行机构决定。
除了决定资源用途之外，私有财产另有两个性质。一是资源服务的专有权。例如，对一个房间拥有完全财产权的所有者有权决定把它租出去和租给谁，或自己住，或以其他和平方式使用它。这就是决定其用途。如果所有者把这个房间租出去了，他有权得到这项财产所产生的租金。这就是对资源的服务（租金）的权利。
最后，一项私有财产权包括委托、出租的权利，或者通过交换或赠予，以财产所有人决定的价格出售权利的任何部分（假设某个人愿意支付这个价格）。如果不允许我从你那里购买某些权利，不允许你向我出售权利，私有财产权就被缩小了。因此，私有财产权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独自决定资源用途的权利；（2）独自享有资源服务的权利；（3）以相互同意的条件交换资源的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财产权的第三个方面摇摆不定。但是，无论法官使用什么词语来证明近期的判决合理，价格管制之类的做法事实上限制了按照相互同意的条件出售财产的权利，缩小了私有财产权。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经济学家相信，大多数对财产权的此类限制对社会有害。部分理由是：
在私有财产制度下，财产的市场价值反映社会中其他人的偏好和需求。无论资源所有者是谁，他人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都会影响到资源的利用。理由是，一个所有者选择其他用途必定放弃最有价值的用途，从而放弃他人本来会支付给他的资源价格。这就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虽然财产被称为“私有财产”，私人决策的基础却是公众或社会的评价。
财产权的基本目的及其基本成就是，它们消除争夺经济资源支配权的破坏性竞争。明确界定和受到良好保护的财产权使和平竞争取代暴力夺取。
私有财产权的范围和程度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争夺资源支配权的方式。在有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交换价值更有影响力。在争夺资源时，个人身份和个人特征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们的影响力能够被价格的调整抵消。换句话说，较为完善的财产权使歧视变得更为困难。试想一个黑人妇女想从一个白人房东那里租用一个房间。在白人房东有权决定房租的情况下，她比较有机会租到房间。即使房东本来更喜欢一个白人，黑人妇女也能够用较高的房租弥补自己的劣势。以较低房租把房子租给白人的房东将为他的歧视性做法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政府控制房租，使租金低于自由市场的水平，房东进行歧视的价格下降了，甚至有可能降低到零。控制房租并不能魔法般地减少对房间的需求。相反，它削弱了每个潜在的房客用更多货币进行竞争的能力。不能收取充分货币价格的房东将进行歧视，优先满足有他喜欢的特征的人，如年龄、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如此，寻找房间的黑人妇女无法通过支付较高房租来弥补她的肤色劣势。
围绕房间的竞争并没有因为控制房租而消失。发生变化的是竞争的表现形式。对私有财产的限制削弱了用货币交换物品和服务的竞争，增加了以个人特征为基础的竞争。更为普遍的是，削弱私有财产权将增加个人特征的作用，诱导卖者歧视竞争的买者，买者歧视竞争的卖者。
被削弱了的私有财产权的两个极端情况是社会主义和“共同拥有的”资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代理人—政府任命的人行使资源支配权。关于其支配的资源，这些代理人的决策权是高度受控制的。认为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更有价值用途的人民却不能通过购买这些权利来做到这些，原因是权利不能以任何价格出售。当社会主义经理管理的资源的价值增加时，他们不能从中获利；当这些资源的价值下降时，他们不遭受损失，所以他们很少关心市场反映的价值变化。因此，资源的用途更多地受到控制它们的官员的特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一个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经理。通过起早贪黑地工作，他本来能够把农场的麦子在腐烂之前运到莫斯科，为农场挣到一百万卢布的额外利润。但是，如果经理和那些工作在农场的人都无权留下这笔利润的一部分，那么，这位经理比资本主义农场的经理更有可能早早下班回家，任由那些作物烂掉。
类似，资源的共同所有制——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美国——都不提供保护资源的有力动机。例如，无主的渔场将被过度捕捞。理由是，渔民把小鱼放回水中，等到它们长大，却不能得到任何利益。相反，另一些渔民将捕到这些鱼。对于其他公共资源，道理相同，无论它们是野牛群、地下的石油，还是清洁的空气。它们都将被过度利用。
事实上，近期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资源被从政府所有变成事实上的公有。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苏联政府的收入变成了公共资源。曾担任苏联政府顾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指出，当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经理被允许开办自己的企业但仍旧留任政府企业经理时，他们把政府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他们的私人公司。无数经理这么做给苏联政府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们都不愿意保留的资源才是苏联政府的收入来源。类似，不适当地为美国存款保险设立保险金，鼓励银行和中小金融联合会（S&Ls）提供过高风险的贷款，把存款保险基金当作一个“公共”资源。
资源的私有财产权未必由单个人持有。它们能够被共享，每个人享有市场价值的特定部分，而资源用途决策被留给权利共享者认为合适的过程。此类共享财产权的一个主要例子是公司。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份是得到详细说明的，如何利用公司资源的决策权被委派给公司管理层。每个股东有权出售他或她的股份。有限责任隔离了每位股东的财富和其他股东的责任，从而有利于股份的匿名出售和购买。
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中，尤其在每个成员的财富依赖其他成员的行为的情况下，只有在现有成员认可买者的情况下，团队努力中的财产权才可出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合资、互助组织和合伙企业的典型做法。虽然较完善的财产权比不那么完善的财产权更为可取，任何财产权制度都附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经营的一个小工厂排放烟尘、肮脏的气味，或经空气把酸传播到你的土地上，我是否未经你的同意而使用了你的土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确定私有财产权，从而我能够按照双方同意的价格向你购买污染你的空气的权利，这样做的成本可能会过于昂贵。例如，空气、地下水和电磁射线的监控十分昂贵。因此，一个人并不有效地对某一团空气的质量和条件拥有私有财产权。不能低成本地监控和管辖你的资源的利用，意味着你对“你的”土地的财产权并不像你对家具、鞋子或汽车之类的其他资源那样广泛和有力。当私有财产权的确定和执行不可能或过于昂贵时，人们寻找替代性的支配手段。由政府机构表达的政府权威就是此类手段中最普通的一个，因此才有了环境保护法。
视情况而定，特定行为可以被看作侵犯隐私、侵害或民事侵权行为。如果湖面上突然来了暴风雨，我在你的码头为我的小舟寻求避难和安全，我是否侵入了“你的”财产权，或者你的权利是否包括阻止这一用途的权利呢？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不可能明确界定个人关于资源的财产权。
类似，也难以明确界定和清楚地区分财产权对之有效的资源集合。例如，思想、悦耳的音调和生产工序几乎可以无须付出代价地复制。结果，除了在专利权和版权的期限内，它们通常不被作为私有财产来保护。
私有财产不是绝对的。否决(不能变卖的)永久营业就是一个例子。我不能指定我拥有的资源在无限遥远的未来如何使用。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我只能指定我死后或现在活着的人死后有限年数之内的资源用途。我不能使一个资源的用途永远地不受未来市场价值影响。社会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用途的相对重要性的测量。只有在权利可出售的范围内，那些价值才得到最充分的揭示。
人希望自己的私有财产有安全保证，同时又希望通过“夺取”他人来获得更多“财富”。这是通过军事征服和强迫的资源权利再分配（也称偷窃）来实现的。但是，此类强迫是与私有财产权体系对立的，而不是其特征。强迫的再分配意味着，现有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
私有财产权并不与人权冲突。私有财产权就是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人使用特定物品和交换它们的权利。限制私有财产权，把影响力对比从非个人特征转向个人特征，并转向政治权威认可的行为。这是强有力的私有财产权体系更为可取的一个基本理由：私有财产权保护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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