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西周的最后一个皇帝周幽王得了一个妃子，名叫褒姒。这褒姒生得艳若桃花，却也极其高冷，周幽王很宠幸她，但终日苦于不能博之一笑。
有一天，一个奸臣给周幽王出了一个主意：点燃烽火台。
昏聩的周幽王心领神会，果然携褒姒移驾京郊烽火台。随着一声令下，一座座墩台渐次点亮，极目远望，宛如节日的彩灯延伸向王国的腹地。
各路诸侯见烽火骤燃，以为镐京有难，纷纷领兵前来'勤王'。但当他们急匆匆赶到天子脚下，却发现除了高台上看戏的一帮人，周围连个敌军的影子都没有。
被涮了。
褒姒夫人见大军召之即聚，挥之即散，很是有趣，果然绽开笑容。周幽王见状，龙颜大悦，不但赏赐了那个奸臣，还决定隔三差五就搞他一次'烽火戏诸侯'。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诸侯渐渐对警报失去信任，几番折腾下来，竟发展到闻烽不动的地步，以至于当敌人真的来袭时，烽火台再也召唤不来一支勤王的队伍。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擒杀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只是传说，但西周国都镐京被敌人攻破确有史实，它标志着西周的结束和东周的开启，中国历史也即将从春秋进入战国时代。在这一重要时刻扮演敌人'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攻破中原王朝国都的草原部族——犬戎。
迁都洛阳前，西周的王畿边界（粉色）和势力范围
从此，中原与草原的战争，或说农耕与游牧的冲突，就在中华大地上拉开了帷幕，这一幕，直到两千年后才会落下。两千年间，将有无数的英雄上演'马蹄南去人北望'的慷慨悲歌。
为什么说是悲歌呢？一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中原都是打不过草原的；二是因为我们在说'悲歌'的时候，大都是站在中原视角的。
先谈视角的问题，再说打得过和打不过的问题。
“被发左衽”是中原视角下典型的草原游牧者特征
首先，游牧文明是诞生在农耕文明初步成熟的基础之上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宗同源的亲兄弟。
在前农耕时代，我们的祖先长期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甚至谈不上生产，直到他们发现了种子的奥秘，解锁了种植的技能，才进入农耕时代。
华夏先民因农耕技术进步而逐渐过上定居生活
农耕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大量剩余食物的出现，从而为蓄养动物提供了条件，而长期的蓄养又导致了物种驯化，畜牧便随之出现。
到此为止，仍然只是农耕和畜牧，那游牧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就要提到那条斜贯中国大陆的雨养农业线了。
在古代，种植农业长期依赖天然降水，即使在灌溉精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地区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北。
满语中有一个词叫'哲克瑟'，意思是'烧荒地'，这个古老的词汇揭示着满族先民流传千年的农作模式——火耕。
女真民族兼具渔、猎、牧、耕、商多种特质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间，渔猎为主，兼蓄农耕。但与辽东汉人的精耕细作不同，早期女真族长期奉行粗放的火耕。
火耕源于采集狩猎时代的火猎：春暖花开之季，女真先民放火烧山，促进新草萌发，诱猎林中野兽。后来人们发现，草木灰滋养过的土地肥力倍增，收成更好，便将火耕的模式推广开来。
但火耕也有它的局限性——地力消耗过快，这就导致农耕者不得不频繁迁徙，过上了'不得宁居'的'游耕'生活。
在古代，要想避免'游耕'之苦，过上定居农耕的日子，年降雨量是一个硬杠杠，通常不得低于400毫米，因此雨养农业线的边界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400毫米等降雨线以北的地区，都不适合农耕，生活在这里的人，单靠种地是活不成的，更不可能过上定居的生活。
等降水量线在中国内陆的分布情况
而在游耕和游牧之间，人们选择了后者。
欧亚草原带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带，西起多瑙河，向东经黑海北岸，覆盖整个中亚，跨越天山，翻过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大兴安岭，绵延两万里，一马平川。在这片广袤的草原带上，游牧者驱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明。
但在中原文明的视角下，草原文明常常被置于鄙视链的下游，虽然事实上二者交相辉映，并无高下之分，但提起草原，提起游牧者，在中原本位者的心中，总会泛起莫名的优越感，这是为什么呢？
文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自从中原文明发展出成熟的文字系统，历史的话语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原文明一边，而同样悠久灿烂的草原史却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这也就导致了——尽管非常片面——相比于文明，游牧民族留给农耕民族的记忆更多是野蛮。
文献的匮乏导致中原视角下的游牧者形象符号化
草原军队对上中原军队，具有先天的优势。过去我们总把原因归于战术，最早如先秦时代的兵书《六韬》中，就推演过骑、步兵战力的对比：'易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八人；险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四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这还是在马镫发明之前的时代建立的模型，当时骑兵尚不具备集团冲阵能力，对付步兵时，所赖唯有齐射，就已经具备如此优势了。
如此看来，像电影中那样，当数万草原骑兵的身影出现在天际线时，中原的步兵就只有望风披靡的份了，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独步欧亚大陆的“帕提亚”骑射
上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博士提出了著名的'150定律（Rule of 150）'，即：人的脑力决定了人类的最大稳定社交规模是150人。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够稳定经营、保有的熟人圈子，最多不超过150人，而'150'这个数字也被叫做'邓巴数'。
在古代的草原，游牧部落的规模同样受限于邓巴数。超过一百五十人以后，一个大部落就会分裂成多个小部落，每个小部落的繁衍生息又将在回归邓巴数的路上周期性地轮回。
在邓巴数的限制下，游牧部落的人数很难突破150
而在草原帝国建立之前，游牧者南侵就只能以部落为最大单位，因而一次出击最多不过百十来号人马。这点兵力也许足够抢劫几个村落、绞杀几支散兵，但不能真去和中原主力武装硬刚，因为攻坚能力一直是草原骑兵的短板，中原王朝坚固的城池和中原步兵紧凑的方阵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草原骑兵的战术优势。
相比于战术，草原对中原的真正优势在于两个字：成本。
军队的战斗力，归根结底是动员力和组织力。由于游牧者的生活、生产、战斗单位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天然就是整合好的武装力量，后勤压力也几乎为零，而打仗的目的就是抢东西，这就使得战争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净收益。
马背上的草原民族
反观中原，战争则是净消耗。秦代蒙恬率30万大军出塞打击匈奴，后勤运输是'率三十钟而至一石'，即向前线输送1石军粮的运输成本是30钟（1钟=6.4石），即192石；一个世纪后的西汉，卫青率数万骑兵远征匈奴，'率十余钟而至一石'，转运成本有所降低，但也超过了64倍。将如此高昂的成本追加到持续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中，将是多么巨大的后勤压力可想而知，对汉帝国国力的消耗更是难以估量。
战争中，永远是外行谈兵力，内行谈后勤。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对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做过推演，结论是：战斗兵员和后勤人员1:1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次为期18天的作战行动；战斗后勤1：2的情况下，可以维持26天；1:3可以维持31天，再往后继续追加后勤人员比例，边际效益将趋近为零。
高机动性和极低的后勤压力是草原军队的优势所在
如果说与草原王朝开战，对强大的汉朝、富庶的宋朝的国力还只是消耗的话，那对于后来的明帝国，则是彻底的透支了。
据《明实录》记载，至迟到弘治十五年，明帝国已出现'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的赤字情况；到弘治末、正德初，已恶化为'岁入150余万两，岁出（仅京边实用一项）626万两'；至隆庆元年，在明蒙关系即将缓和，边防压力有所减轻的情况下，太仓仍然'见存银130.5万两，岁出须银553万两有奇'；而到了积重难返的万历42年，史书记载干脆就是八个字：九边缺饷，太仓如洗！五年后，努尔哈赤攻陷辽沈，辽东战事全面升级，明王朝只能靠不断从民间猛征'辽饷'艰难维系。
明末九边巨大的军费开销，很多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加上小冰期的打击，导致大量的农民放弃土地，成为流贼
就算中原王朝家底够厚，扛得住折腾，硬着头皮出兵扫荡了草原，但却无法实现长期的占领，更不可能稳定地经营统治草原。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统治逻辑不兼容，这个我会放到下一篇文章具体讲；
2．还是成本问题。
虽然草原帝国对中原王朝拥有军事优势，但后者对前者拥有财政优势，因此在持久战中，中原王朝总能占到便宜，因为它耗得起。历史上也不乏强盛的中原王朝，选择主动出击草原，并且真的将游牧者驱逐了很远，比如汉朝和大明（有人可能会提大唐，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是，所有中原军队打过去，过不了多久都得撤回来，因为驻军草原的成本并不比在草原作战低多少。
中原王朝如果一定要派兵常驻草原，最终将导致驻军游牧化
你可能会问，那就不能就地补给吗？可以，这里有三个方案：
1．在草原建立中原那样的财政制度，靠税收养活军队，此方案完全不可行，详情我仍会放在下一篇文章分析；
2．驻军就地军屯，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此方案也不可行，别忘了这是哪里——400毫米等降雨线以北，除了种草能活，别的作物……
3．驻军游牧化，此方案可行，但驻军的第一代人也许还有中原汉人的记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还算是中原王朝的军队吗？
出生在草原的边二代、边三代，已没有农耕和中原的记忆
东汉就是典型的例子，号称最终解决了匈奴问题的东汉王朝，在最后一次重创匈奴的战役中，主将窦宪取得了'燕然勒功'的伟大成就，但你看他所率的部队，几乎全是游牧武装——北军五校（四成是藩军）、黎阳雍营（胡化汉军）、缘边'十二郡骑士'和'义从羌胡'（胡汉杂糅，胡色为主）、南匈奴骑兵（纯胡）。事实上，此时汉帝国的北部边防已经完全仰仗归附的胡人和因长期驻边而胡化的汉军了，这也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好了铺垫。
长期驻扎塞北的中原军队，纷纷染上了边地胡风
有着'天子守国门'佳话的明帝国素有'刚明'之称，而且是少有的到了末期军队依然能战的王朝，但它仍然没有跳出历史的规律——北方边军胡化。
众所周知，明帝国到了最后关头，北方边军只剩一支能战——辽东军。辽东军中的主力是被后世称作'关宁铁骑'的辽东镇骑兵部队，它由辽东镇各级武将麾下的标、正、奇、游、援兵营马军和家丁部队组成。且不论在无数次消耗、重组的过程中，这些个营吸收了多少蒙古族和女真族官兵，单说其中的辽东汉人，就因'素染胡习'而被朝堂上的某些要员质疑其忠诚度。
采用何种生活方式，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经济模式
至于各级武将私养的武装家丁，它们作为'关宁铁骑'的战力担当，绝大多数都是归附的胡人健丁。辽东军末代掌门吴三桂麾下最精锐的部队，就是自家蓄养的'三千夷丁突骑'，这些'夷丁'当中，有姓汉姓的胡人，也有通晓胡情的汉人，在多年的边地生活、作战中，他们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因此，当明帝国亡于农民军之手后，辽东军选择与昔日的宿敌——满洲八旗握手言和，共同追击农民军，也顺利地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路。
为明帝国镇戍辽东的部队，很多官兵来自边疆胡族
话题引回来——既然中原王朝不能有效占领草原，那么出兵草原的结果就演变成消灭草原上零散的小部落，从而为更大的草原帝国崛起扫清了障碍。
中原军队出击草原，却为草原帝国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另一方面，南下进入中原的游牧者，因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定会弃牧从农，这就导致了游牧者的定居化，而一旦定居下来，就意味着两件事：
1． 生产剩余将被纳入到中原的税收体系中；
2． 逐渐信奉儒家文化，并按照儒家的理念重建人际关系。
而只要符合了这两点，他的身份就已不再是胡人，而是汉人了。
所谓“汉人”，在古代是由文化定义的
终于，经过无数次战争的实践与探索，中原王朝感知到自己对外扩张遇到了天花板，这天花板的高度受制于两个边界：
1. 适宜雨养农业的地理边界；
2. 儒家治理模式的适用边界。
于是在农耕文明扩张的极限处，中原军队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修建了长城。巧合的是，长城的脉络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基本重合。
长城——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有人可能会觉得可惜，但如果他用脚步丈量过辽阔的边疆，或者哪怕在一幅地形图上认真研究过那些凸起的高原和贫瘠的荒漠地带，一定会感叹：中原王朝已经把能占的地盘都占了。
文明的密码就记录在草原与中原的互动博弈之中
对传统农耕文明来说，只要占有更多土地，国家的实力就会更强大，因为在古代，经济利益主要来自土地，帝国的版图越大，它能够征税的地盘就越多。
但农业帝国的版图也不能无限扩大，因为还要考虑扩张的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最终一定是在边际收益刚好等于边际成本处达到扩张的极限。还没达到这个极限，它就有继续扩张的欲望；突破了这个极限，则会因为得不偿失而逐渐回归极限边界。
秦所确定的疆域范围，在经典农耕时代已经非常合理
这个极限边界，大致就是秦帝国鼎盛时期的陆上疆界，之后不断有各路'雄主'试图突破这一极限，也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功，并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教科书上那几幅著名的'汉朝疆域图''大唐帝国版图'和'明朝版图'。
中学课本上的历代疆域图，大片羁縻治理区被和直接统治区混为一谈
但是，真正熟悉历史的人清楚，那些朝代只在全盛时期用极高的成本短暂地维持过'最大疆域（含羁縻治理区）'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帝国的边界又大致缩回到了当年秦始皇留下的家底范围，与之相伴的多是已被拖垮的帝国财政。在此之后，像修建长城、朝贡贸易这类和平防御政策，就成了中原王朝的理性选择。
大明真正能够直接统治的疆域，远没有中学课本上画的那么大
结束了吗？等一下，还记得文中提到过的两个问题吗？什么叫'统治逻辑不兼容'？为什么草原上不能稳定征税？这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背后却隐藏着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或者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密码，并将最终解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能够突破极限，完成中原与草原，甚至包括雪域、西域的终极整合，从而为今日中国奠定疆域基本盘，我们下篇文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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