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两篇文章的铺垫，清朝的话题我终于可以碰了。
前两篇的关键词，分别是'极限'和'大限'。无论哪一种'限'，都意味着在经济、气候、文化等边界条件的约束下，帝国不可能无限扩张，王朝不可能万代昌隆。二元帝国或许是一种兼容方案，但作为系统的CPU，中原这个模块上的两组硬BUG，像宿命般敲在文明的底层代码中，无论多么英伟的皇帝，多么强力的内阁，都最多只能推迟大限期的到来，尽量拉长帝国的寿命，却无法改变程序注定崩溃的结局。
言宿命，必有轮回。在上篇文章的末尾，我们留有一处设问：为什么重建秩序的使命，经常是由来自东北的力量完成的？
今天，我们就来解锁最后一道玄机。
在东亚大陆上，中国所处的位置是三大板块的接合处，分别是：西伯利亚地台板块（北方西伯利亚-蒙古高原）、西太平洋板块（东南部适宜农耕的肥沃腹地）和东印度洋板块（西南方向雪域高原）。
跳出中原视角看东亚，才能找准中国的历史坐标
这其中，西太平洋板块孕育出的文明，因其得天独厚的农业优势，在古代长期主导着东亚世界的经济秩序，也是对气候等外部因素的改变耐受力最强的文明，我们叫它：中原文明。
而每逢400毫米等降雨线向南萎缩，来自西伯利亚板块的游牧者就要南下，这是历代中原王朝命中注定的劫数。
冰河期来了要南下，秋冬战马肥壮了也要南下，'冻'辄南下！中原王朝必须直面北方的饿狼。
气候变化是游牧者南下的首要动因
这其中最豪迈的篇章就是卫霍反击匈奴的传奇——镰刀击败了弓箭，冲击克制了骑射，大汉帝国的农家子弟第一次证明了自己也能化身马背上的健儿，在塞北的草原收割敌人的首级，背靠长城捍卫身后的农田。
但历史不是诗人的狂欢，经济规律有其最冷酷的一面——成本，一个永恒的约束，倒逼着中原王朝寻求更加优化的边防战略。
于是，和地球另一端的罗马帝国一样，中原王朝把目光投向了边疆的蛮族。
东汉羌胡义从、汉末西凉军阀、北魏六大军镇、唐末边镇雄藩、辽金蒙古纠军、明朝辽东铁骑，这些开疆固边的急先锋，论成分，有些是游牧化了的中原军队，有些是胡汉杂糅的混编军团，还有的干脆就是归附过来的外藩佣兵。
马蹄南去人北望，北望尽是胡色人
相比于可歌可泣的农耕逆袭，以胡制胡才是中原王朝——甚至本就出身草原的二元帝国最理性的国防战略。
理性源自对成本的考量——汉人负责南方财富，胡人负责北方安全，这是帝国长治久安的最佳分工：财富与安全，互为前提；汉人与胡人，互为倚靠。
但如果为资源的流动附加上时间的影响，这种分工模式也会有瓦解的一天。
使用胡人戍边的成本不断上升，朝廷早晚会负担不起边军的开支。养不起，就意味着用不动，最后的局面就是：边军能打，但不听话；京军听话，但不能打。
这种困境，到了明朝，终于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代的边患问题，堪称历代之最，终明一世，边事一直都是帝国的心头大患。京杭运河作为向北方输血的动脉，自隋唐以来，从未像明代这般满负荷运转，成祖朱棣干脆把京师从安逸的江南搬到了动荡的长城脚下。
考察中原王朝的北方边患问题，明朝的样本是最具代表性的
而在使用胡人戍边的问题上，明朝先后经历了洪武探索期、永乐蜜月期、洪宣转折期、正统决裂期、隆庆缓和期、万历动荡期和启祯恶化期。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线经略长城的中原王朝，明王朝尊享着后世'刚明'的称颂，却也吞咽着当世'穷明'的苦果，因为无论用不用得起，胡人都必须得用。
用或者不用，胡人就在那，用则为兵，弃则成寇。
实际上，这种使用，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收买，是对胡人在边疆既成地位的追认。
理解了草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原
胡人在明代被称作'达人'，'达'是'鞑'的通俗叫法。达人又可细分为两种：虏和夷。
在某些语境下，夷虏可相通，但通常以'虏'特指鞑靼、瓦剌、兀良哈等蒙古部落，而'夷'专指东北的边疆部族——女真。
女真是东北的原住民，先秦的肃慎，两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全都是其前身。到了辽代，女真的叫法才正式出现，并沿用至明末，期间为避讳，还曾改叫'女直'。
但要说女真就是后来满族的祖先，却不够严谨，因为史家当前的观点认为，女真人中，只有源自'黑水靺鞨'的一脉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
辽灭渤海后，迁女真“强宗大姓数千户”至辽阳以南，渐渐衍化为后来的“熟女真”
靺鞨的其他几支，在唐末成为渤海人。辽灭渤海后，其中一部分逃入高丽，另一部分迁往辽东，只有留在黑龙江畔的黑水部未被融合，进而发展为独立的一支，也正是在这一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
金先后灭亡了辽和北宋，而这一支的族名，就是女真。
但是，女真并未因大金入主中原而举族光耀。
通过梳理归纳，我发现女真族的内部发展极不均衡。当南方的同胞已经熟读儒家经典，享受汉化红利时，北方留守的女真还过着'无城郭，逐水草'的采集渔猎生活，并且直至大金灭亡，甚至元朝退回蒙古草原以后，留守北方的女真仍在黑龙江边和当地的野人部族（统称'兀狄哈'）攻伐混战，目的不是抢地盘，而是抢人——黑龙江女真此时还处在从原始社会迈向奴隶制的时期。
东北三江之地，是以狩猎网捕为生的通古斯语系各民族的摇篮
上世纪后半叶，史学界关于女真社会原始、奴隶和封建阶段的断代问题曾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分歧当中的共识是：至迟到进入辽沈地区，女真社会（尤指建州部）已经发展到封建阶段了。
在上篇文章的末尾，我曾提到过，从女真到满洲，从后金到大清，从原始到封建，从一个边疆卫治到与大明分庭抗礼的区域性强权，来自东北的这支力量在半个世纪内就完成了超级迭代。
这一切的发生，都隐隐然指向了那个被称作'龙兴之地'的过渡地带——东北，具体来说，是其中的辽东部分。
铁血龙兴，秘密何在？
很多人喜欢把清朝的崛起归因于李成梁的养寇为患。这些人相信阴谋论，凡是基于是非黑白的价值判断，他们都乐意追捧，因为这样做不用动脑子，还能在外行面前显得他们'洞悉真相'；一些更有思考的人，会把清朝的崛起归因于万历晚期大明、朝鲜、日本三家势力在东亚爆发的大战，在大国角力场外的真空地带，后金政权趁虚而入，为日后的崛起攒下了家底。
如果只用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解释历史，很容易陷入“坏事背后必是坏人”的思维陷阱
但这仍然属于重元素而轻规律的'历史爱好者'思维，不能对历史演化的逻辑给出最有力的解释。
现在，假设你获得了上帝视角，而东亚的版图就是你下方的一座沙盘，上面有真实的山脉水系，还有微缩版的大气环境，总之一切地理条件都被给入了这个微观的东亚生态系统2.0。
接下来，想象沙盘上生活着一群微生物，假以时日，他们进化出了文明，当你用显微镜去观察一个叫'辽西走廊'的坐标格，你会惊奇地发现，那里一定有一个要塞叫做'山海关'。
在山海关右边的沙盘格内，有一群微生物异常活跃，他们的熵降速度明显高于周边同类，而更早的时候，他们还只是沙盘上更高纬度格子里奄奄一息的一些菌群。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只要辽东地区环境给定，有些事，就注定要发生，没有努尔哈赤，也会有努尔哈橙、哈黄、哈绿来代天从命，完成历史交给的使命。
在古代，和自然条件给出的外部约束相比，人类之间的那点阴谋诡计根本无足轻重
那么，就让我们追寻那个菌群早期的迁徙，看看后来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镜头给回元末留守黑龙江的那支女真部落。转眼间到了明初，宿敌兀狄哈对女真发起了全面进攻，迫其南迁，其中一部分来到绥芬河上游和图们江下游地区，归附了明朝。因此处原是渤海时代建州故地，明朝便以这部分归附女真为主体，设立了建州卫。
为了生存，建州女真又一分为二，其中一支迁入了更加肥沃的辽东山区苏子河流域，另一支溯松花江而上，定居在了史称'海西之地'的大转弯地带，是为'海西女真'。
而最终占据了黑龙江广袤地域的兀狄哈，被泛称'野人女真'。
再来看看建州女真为自己选定的安身之地——辽东，这里堪称关外'小中原'，是古代东北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一方宝地。
辽东位于东北的最南端，在关外，是宝地中的宝地
东北是两大板块间的过渡地带，辽东位于其最南端，被大兴安岭和长白山脉南麓夹在中间，发源于两翼山地的水系在中部汇聚，形成了海拔200米的河套冲积平原，北接松嫩，南入渤海，天堑环护，势若悬臂。
辽河在燕山脚下转了一个弯，把辽河平原分作两半：西辽河平原和下辽河平原。西北望，燕山余脉挡住了蒙古高原南下的风沙；回头看，渤海湾的暖湿气流又带来了充沛的雨水，于是，西辽河平原成了游牧者的天堂，下辽河平原则是农耕者的乐园。明王朝追寻着400毫米等降雨线的尾迹，把长城修到了辽东。
雨养农业线延伸至辽东，便调头直上，左右摇摆，于是在关内，长城南北切分农牧世界，而关外则是东西切分。
在关内，长城南北是生与死；在关外，边墙内外却是分与合。
明代辽东边墙，西起蓟镇铁场堡，北抵开原镇北关，南至鸭绿江畔凤凰城，全长近1800华里
据辽东人口研究的观点，明初辽东人口约40万，其中原住民26万，内陆牵来的官军及家眷14万。原住民中，有华夏族群14万，女真、蒙古、高丽共12万。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辽东原住民中的华夏族群，和汉族有交集，但绝非同集。
进一步地，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在古代，究竟什么是汉人？
汉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不是，最早也只到汉朝，才出现这一概念；汉人是血统的划分吗？更不是，华夏大地上，迁徙和融合是永恒的主色。
儒家文化、汉人、定居、农耕、税赋、官僚制，这六大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在前两篇文章中有过细致梳理
那么汉人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呢？
答案：儒家文化。
在古代，只要是按照儒家文化的指导来生活的，就可视作汉人。
儒家文化的秩序，必须基于固定的人际关系、稳固的社会结构，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规矩，你长年在山里跑，在海上漂，或是在草原上浪，都是玩不来的——一句话，你必须得是定居的才行。
古代中原的繁荣，建立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基本盘上
在古代，定居就得农耕，而农耕、定居、税收和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前文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如果你以前没有过这方面的思考，建议先读一下前文，否则后面的逻辑可能理不顺）
辽东作为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带，天然就是一个大课堂。弱小的女真人，被大明、蒙古和朝鲜三个大只佬夹在中间，为了能站得住脚，必须多面逢源，时间久了，便彻底吃透了中原和草原模式两套玩法。按照现代人际网络理论的时髦概念，女真人，就是辽东大博弈中的结构洞。
在古代，但凡能在东北站住脚的势力，必然得兼容中原和草原两套游戏规则
性能优秀（战斗力强），又自带兼容接口，这样的设备，大明必须利用起来，以确保辽东擂台上，始终是三打一的有利局面（大明、女真、朝鲜VS蒙古诸部）。
于是，从洪武年间起，明朝在东北广设卫所，大行招抚，令归附各部'统率所属，自便住牧'，对其酋长，则依实力强弱，按照明朝军职授予其下至镇抚、百户，上至都督的官职，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权。
永乐年间，明朝招抚大军抵达了黑龙江口，设立努尔干都指挥使司，再以此为基地，以归附夷人为向导，继续向库页岛地区远播天恩，遥相招抚。
至于辽东，作为明朝前出山海关的跳板，也曾考虑过用内陆的府州县制来管理，但终因'华夷杂糅，易动难安'而放弃，仅在开原城内保留安乐、自在二州治，专门安置内迁的达人，其他地界，则确立了镇-卫-所的军屯模式。
今天的辽阳、锦州、沈阳、抚顺、铁岭、开原、盖州这些地名，在明代的辽东镇已有体现
自此，我们注意到儒家官僚治理模式以山海关为界，展现出梯次过渡的延展模式。州府不出山海关，辽东边墙以内则是最后的皇权直辖，边墙以外，归努尔干都司管辖，其长官是朝廷委任的，至于人家认不认，还是那个逻辑：取决于朝廷养不养得起。
这一模式，有一个更有名的称谓：羁縻统治。
羁縻，原意为马络头、牛缰绳，本就是牵制、笼络的意思，笼络的方式就是朝贡体制，辅以敕封和赏赐。
提起朝贡，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气派、霸道，认为是你把我打服了，我怕你一直打我，所以只好定期给你上贡，你是宗主，我是藩属。
完全扯淡。
事实上，我之所以原意奉你为宗主，和你的武力真的关系不大，武力也许是前提，但我真正慑服的是你的文化——先进的中华文化圈，正统的儒家话语权。
而你之所以不打我，除了我已经向你朝贡，还因为你心里清楚，真打起来，你不一定打得下来，打下来也未必占得住，占住了也没法稳定统治，要是死乞白赖非得统治，没几年就得把自己彻底拖垮。（原因见前文）
成本，永远都是成本。
“关西七卫”的设立，是典型的“国力晴雨表”，从草创到完全放弃，前后只维持了一百多年，不及明朝国祚一半
当然，朝鲜这样的开化之邦，是真心因文化而臣服的，而关外的女真，可以想见，其臣服更多是源于对明朝国力的直观感受——将士们披坚执锐，精甲曜日；官员们威仪堂皇，气魄不凡，最重要的是：明朝人太有钱了，生活水平太好了！
慢慢地，明朝也意识到，长期笼络女真的关键，就在于带着兄弟一起致富。
于是，朝贡体制下的另一个关键元素出现了——抚赏。
电视剧里，有时出现这样的台词：'皇上，这是西域进贡的宝马；娘娘，这是关外进贡的东珠……'但天朝上国的东西可不是白得的——宝马是用成吨的茶叶换来的，东珠是用成捆的彩绢、满车的大米换来的。
明朝对关外各部朝贡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但各部每年都超标来朝，以致明廷不得不一再修改规定，放宽人数要求。
如果朝贡只是单方面给宗主国送礼，犯得上挤破脑袋往前冲吗？
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如果仅看财富收益，部落一方明显占了便宜
实际上，朝贡之下，双方均有受益：明朝通过抚赏边夷，获得了边疆的安定；夷人通过送点貂皮、人参、东珠之类的土特产，再跪一跪，拜一拜，意思意思，换来的是一路上的好吃好喝，上加款待，和大量的粮食、布疋、器皿、农具这些本土的稀缺资源。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明朝回赠的物资中，除了农产品、手工制品，还有一项是农具。
女真不是采集渔猎民族吗？要农具干嘛？
事实上，进入辽东山区的女真部族，除了传统的采猎放牧，另一脚已经迈进农耕的门槛了。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建州女真定居婆猪江（浑江）后，'虽好山猎，率皆鲜食，且有田业，以资其生'，婆猪江则是'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散布于野'。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女真还是奴隶制，负责农耕的是他们抢来的奴隶，奴隶主自己是不种田的。
其实，到底是谁负责种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耕地，就为日后后金政权建立稳定的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建立官僚制提供了条件。
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阻碍女真进一步农业化的，反而是明朝。因为女真靠朝贡贸易能从明朝换来巨量财富，而产品交换的红利迫使其更加强化采集渔猎的生产模式，相比之下，种地反而划不来。
当然，女真人的传统观念中，一直也有'种地非男子汉所为'的思维，真正的部落健儿还是以打猎、劫掠为荣，这也为后来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子弟'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的分工提供了道德支持。
《建州闻见录》记载，女真军卒出征之际，“无不欢跃，妻子亦皆喜乐”，甚至连家奴都“皆争偕赴”
到此为止，尽管朝贡制度让女真部族基本温饱，但距离真正的富强还有很大差距，后来那个东亚小霸王是怎样逆袭的呢？
答案：进一步地物质交换。
养夷制虏的模式，仍然逃不出边际成本递增的规律，至迟到正统年间，羁縻统治+朝贡贸易的力度已经压不住胃口越来越大的女真了，明朝只好不断突破上限，玩了命地加倍封赏。不断有部族酋长被加封都督、将军的名号，这可是明军最高武职，朝堂之上就那么几个，关外夷人却封了一堆，头衔本身的含金量就被稀释了。
渐渐地，接受羁縻朝贡反而成了女真部族要挟明廷的手段，边关不再安定，朝廷派出招抚的使者竟然遭到半路截击。
终于到了正统十四年，明朝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战败被俘，在关外，女真倒向蒙古一边，努尔干都司形同虚设，夷虏首次联手叩关，明军无力阻挡，神京告警，辽东报急。
谁在危急时刻拯救了大明？你可别觉得是于谦特别能打，把蒙古人一波流推回了草原，于谦固然是乱世大英雄，但他一个人再能打，也灭不了自白登之围以来，蒙古草原上最髙量级的骑兵动员。
即使以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至鸦片战争以前，塞北骑兵都一直是东亚大地上的武力担当
真正扳回局面的，是规律本身。
前面说过，中原吃不下草原，反过来，草原也啃不动中原。
打过长城容易，占住对家很难，你玩不转对方的治理模式就想建立统治，成本会比打仗还高。
自来草原南下，就是抢足了东西就撤最划算，尤其这次又对上了于谦这样硬核的汉子，皇帝顶前面做人质都不开门，唉，围着京畿扫荡一番，吃饱了就撤吧。
蒙古人撤了，关外的女真跟屁股后面抢够了，也就消停了，回过头来，该进贡还得进贡，明朝虽然被自己养的狗给咬了，但该抚赏还得抚赏。
只不过，经过这一场大变，在女真人眼中，关内的那个天朝上国，已是颓态尽显。
一个巨有钱，又不太能保护自己的胖邻居，嗯，我们想到了什么。
尽管未必同源，但同样发祥东北的经历，让明人在想象中，将当代女真与四百年前的金国铁骑建立起了某种关联
前朝好像有个靖康之变，就是我们祖上和他们祖上的恩怨吧。
明朝这边，北宋被大金灭国的恐怖记忆，深深刻在士大夫们的记忆中，如今关外的女真露了獠牙，蠢蠢欲动，而大明军力已在土木堡折了大半，怎么办？
军力不济，财力来补吧。
以辽东马市为核心的边关贸易，就是大明稳住女真的最后希望。
明朝非常重视骑兵建设，相应地建立了以太仆寺为主管衙门的马政制度，当然，除了自己养马，向周边部族买马也是重要举措，西边是以茶换马，东边是米布换马。自成化开始，折色马越来越多（马户不再上交马驹，而是折算成钱粮物资上交朝廷，朝廷再拿去找边地部族买马）。
草原马就是当年北方部族所掌握的最硬通的战略资源
贸易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特别是对辽东马市来说，更多了一层用钱换和平的苦衷。
可想而知，明朝在辽东的贸易，让渡了多少利益。
在有据可考的十五处辽东马/木关市中，直接针对女真的就有八处，分别是设立于永乐时期的开原三关马市、天顺时期的抚顺关市、成化时期的达达市和万历时期的宽甸、叆阳、清河民市。
这下女真部族彻底发家了，以前朝贡贸易每年才一次，迢迢千里远赴燕京，虽然收获可观但总觉吃不饱，如今一出家门就能和明朝做买卖了，大伙麻溜的吧！
于是，关市周边慢慢聚集起大批的女真部族，为了交易便利，干脆就住下了。再往后，几家生意做得比较大的女真贵族，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还建立起私人武装，以武护商，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支是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麾下坐拥上万兵丁，他的得力部下爱新觉罗·觉昌安，正是日后天命大汗努尔哈赤的爷爷。
经过两百多年的物质交换，当年落后的女真，如今已是弓强马壮，改头换面
终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的一天，一大批和往常一样，牵着上等关东马来'交易'的女真'商人'现身抚顺马市，当明朝商户带着瓷器、绸缎前去迎市的时候，对方却亮出了弓箭和腰刀……
抚顺城破，明廷震惊。天朝重镇竟被建奴血洗，此仇不报，颜面何在？
'万历三大征'的骄傲是否还支撑着神宗朱翊钧的自信？我们没法获知，只知道为了剿灭建州女真，这位皇帝先从全国各镇抽调精兵强将，云集辽沈前线，又叫来朝鲜和女真叶赫部的援军从旁助阵，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而他的对手——已是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不仅有着女真先祖勇敢、坚忍、机警、灵活的基因天赋，更在长期的实践中积攒了雄厚的战争经验。
八旗制度的缔造者、后金天命汗、大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
不同于传统部族酋长对手下松散无力的约束，努尔哈赤素以颇具汉将风格的治军严明著称于世，八旗部队在他的调配之下，先集中力量干翻了迎面扑来的明军主力——杜松的西路军，旋即调头北上再下一阵，轻取不堪一击的北路明军，最后急转直下，吃掉了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兵锋之劲，世属罕见，直接吓退了李如柏率领的最后一路明军和叶赫部的援军，朝鲜军队干脆直接投降了。
裹挟着萨尔浒之胜的威势，建州女真连下开铁两地，又于同年吞并了宿敌叶赫部，继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精锐骑兵，实力进一步壮大，有了和西边蒙古人掰手腕的底气——在此之前，建州女真一直是步兵见长，而叶赫部则掌握着强大的骑兵，叶赫曾言：'奴畏我骑，我畏奴步。'
灵活凶猛的山地步兵，是建州女真起家的主力军
两年后，八旗军攻入辽沈地区，辽东最肥沃的农耕地带向后金敞开了大门。
这意味着什么？读过上篇文章的朋友知道，草原帝国一旦获得一块可以提供稳定财富的中原膏腴地，它的统治模式就可以升级了——大限已破！
后金虽不是草原帝国，但模式升级同样适用。长年蜗居辽东山区的女真人组织了'大搬家'，迁都沈阳，同年推行'计丁授田'，四年后又打出了'庄田制'的政策组合拳，稳定的税收源源不断涌入国库，女真人终于可以不再靠抢劫度日（至少相对来说吧）。
有了稳定税收，就可以建立中央财政，官僚系统就呼之欲出，于是即将彻底改变后金制度基础的巨变开始酝酿。
1627年，皇太极接棒努尔哈赤，在他的领导下，女真政权即将高速驶入封建化的快车道
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
——《天聪朝臣工奏议》
努尔哈赤固然能号令全军，但多半还是仰仗个人权威，从制度上论，他本人能直接调动的，仅有镶、正两黄旗而已，到了继任者皇太极手里，又多掌握一旗，上三旗归大汗所有。
事事都讲平均主义，几乎成了后金贵族们的基本共识，皇太极想大权独揽，因此对这一传统早就不爽了。
可是没办法，这个传统根植在每一个女真人的骨子里，它源自更古老的时候，集体狩猎的分红原则。
曾有朝鲜人见过几个女真人得了一件衣服，硬是把衣服均等地撕成几块分了。
女真人打猎，几家人一起出力，战果也必须事后均分。
战场上，这形成了相对于明军的优势。明军打仗，'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覆'，相比之下，八旗军注重整体效率的风格，在作战中更具优势。
史料记载，八旗军不尚割首级，“只以敢进者为功……或视陷阵、登城之次序，或验伤之轻重……”
但到了朝堂之上，平均主义就很让大汗头疼了，动不动就搞什么八王议政。努尔哈赤时代，大汗还是靠垄断战利品分配权的方式维持统治，当然得照顾其他旗主的面子，而到了皇太极时代，国家的财政模式变了，大汗掌握了稳定的税收，不抢劫也有钱花，用不着看你们脸色了，还想议政？议你个鬼！钱在我手里，我可以自己雇人干活。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制度，次年又因入掠北京的胜利洗刷了两年前兵败宁锦的耻辱，进一步巩固了个人权威，并借着战后总结（清算）的机会，缴了二贝勒阿敏的权；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正式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衙门，只对大汗本人负责，其他贝勒无权干涉；第二年，第一个出头鸟——三贝勒莽古尔泰以身试法，直接被皇太极法办了。
继六部之后，皇太极又设立了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除此之外还设立了都察院
大汗有了官僚系统这把快刀，已经是说收拾我们就收拾我们了？！于是，诸贝勒再也不敢造次。
为了给官僚系统补充新鲜血液，进一步巩固汗权，后金在治下的辽东汉区开科取士，这样一来，士子归心，一轮野心勃勃的旭日从大政殿的一角冉冉升起。
在经略辽东的过程中，女真和汉人之间爆发过极其尖锐的对立，但十多年后，辽东汉民还是认同了满清的统治
这期间，在军事上，皇太极干了三件大事，进一步提升了大金政权在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度。
第一件就是在大凌河围死了辽东明军最后的精锐——曾在己巳之变中与八旗军血战北京的袁崇焕遗部，并逼降了主将祖大寿（诈降复反）。
之后，辽东战事进入了缓和期，史称'辽西对峙'。
在此期间，明金双方多次遣使议和，虽然明朝觉得自己的死硬态度很长脸，在谈判中占了上风，但意料之外的是，谈判行为本身却提升了后金的地区统治权。
而第二件事，才是皇太极的得意之作——攻伐蒙古。
满蒙联盟的建立，除了政治联姻，还经历了一些兵戈征伐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叱咤风云的蒙古人，会被当年跟在屁股后面捡剩吃的女真人给打败？
其实很好解释。
首先，与蒙古开战时，后金已经占据了辽河平原的农耕地带，隐隐然是一个具有准中原要素的政权，而蒙古各部此时却处于自北元之后最混乱的大分裂时期，按照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建立的模型，一个准中原王朝，对上类似'百年大限'之后的分裂的草原帝国，战术上可能仍然打得很累，但战略上，中原模式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明朝用极高成本死磕了近三百年都未能解决的蒙古问题，在清朝手中，用了一个多世纪就被永久解决掉了
何况，相比于纯中原军队，八旗军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可以让这种战术上的疲惫大为缓解。
其次，皇太极并不需要真的征服整个蒙古，他要对付的，仅仅是外藩蒙古中，既不愿臣服后金，彼此间又相互独立的不抱团的小部落们。
在此过程中，皇太极还有忠于自己的蒙古科尔沁部的强大骑兵开路，汉军八旗中的火器部队也让他如虎添翼。
满清虽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但更多时候，是归附后的蒙古骑兵为其打头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蒙古世界的内部冲突，无意中给了皇太极继承元朝正朔的机会。
冲突的焦点是林丹汗，他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是黄金家族的正牌传人，论血统，没得说，而且其本人的才干也是一级棒的。
战略上，他组织人力大量翻译藏文佛经，进一步掌控蒙古人的精神世界；战术上，他不断击败那些不服从管理的小部落，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可蒙古人此时的内斗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很多被他打败的小部落，宁愿投奔东边的后金，也不向他这个正根的蒙古大汗低头。
蒙古世界的内讧，给了后金介入并分别击破各部落的机会
这下他就郁闷了，合着自己费老大劲翻译佛经，整合蒙古人的精神世界，结果你们压根不买账，于是在一气之下，林丹汗跟着喀尔喀部的好哥们却图汗改了宗。
这下其他仍旧信奉黄教的蒙古部落更排斥他了，于是，天聪八年，皇太极抓住机会，联合这些蒙古部落，一举击败林丹汗，后者率部逃往青海。
为什么要去青海呢？这里涉及到林丹汗的一个超级战略构想，我们下篇文章再说，现在你只要知道，没等这个构想付诸实现，林丹汗就病死了，他的家人只得调头返回东北，投奔了皇太极，并奉上了一件皇太极朝思暮想的宝贝——大元王朝的传国玉玺。
有了这件宝物，皇太极就具备了继承元朝正朔的资格，其含金量不亚于黄金家族的直系血统，甚至更具说服力。
后来的清朝皇帝赖以噤吭东亚的满蒙联盟，是皇太极的得意之作
1636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齐聚盛京，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汗号'博格达·彻臣汗'。虽然自成吉思汗以后，也有少数几个草原英雄凭借战斗力，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窃取过汗位，但既非黄金家族又非蒙古人而成为蒙古大汗的，皇太极是第一人。
同年5月，皇太极将国名从'大金'改为'大清'，在此之前，他还将族名从'女真'改为'满洲'。
同样，沿用了十年，见证了皇太极无数荣耀的年号'天聪'也被改为'崇德'，为此皇太极还办了一场登基典礼，而典礼中的一个插曲，促成了皇太极在军事上的第三件大事。
那是在登基仪式上，来自朝鲜的代表以朝鲜是明朝属国为由，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当年年底，皇太极兵发朝鲜，将朝鲜国王围困在南汉山城，逼迫其断绝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朝鲜正式成为大清的属国。
1636年清军的入侵，被朝鲜一方称为“丙子胡乱”
至此，清朝治下，除了自带的东北老家，辽东汉区、蒙古草原和朝鲜属地也被深度整合进来——对满蒙联盟来说，皇太极是大可汗；对辽东汉人来说，皇太极是皇帝；对朝鲜属国来说，皇太极是宗主国君。
从区域整合层次上看，大清明显超越了大明，大明王朝经营天下做到的事，清朝做到了，大明王朝没做到的事，清朝也做到了。
大清也接受朝贡，但它根本不屑什么羁縻统治，它采取的是一套更具“中国心术”的手段——不必直接去统治每一块地盘，而是令地盘的每个子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彼此嵌套，相互依存，相互牵制，大汗/皇帝本人则居中操控。
如果你把自己定位在其中一个球上，是绝对看不懂“超级平衡手”的全局智慧的，这就是单纯中原视角的局限性
那么问题来了：清朝这套玩法，在东北+半拉蒙古+朝鲜半岛那点小地方玩得转，真要入了关，把天下给了它，还能玩得转吗？
当然玩得转。
不仅玩得转，还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玩出了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体。
下篇文章，我们一起看大清经略天下的高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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