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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史记·李斯列传》

在很多读者眼里,李斯大概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觉得他才华横溢,只是不幸碰到昏君,导致结局悲惨。不过我认为李斯是活该,他的邪恶不但体现在和赵高合谋,矫诏杀死扶苏,而且更体现在他给二世皇帝上的《行督责书》里。

李斯从小就有功利主义倾向,在这种人眼里,人生的目标无关道德,只有利益。他曾经是楚国上蔡政府的小公务员,平日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有一天在单位上厕所,发现很多老鼠,正在吞吃粪便。见他来了,疯狂逃窜。他上完厕所,回到大概是粮仓管理员的工作岗位,又发现很多老鼠,正躺在粮堆里舒服地吃着谷物,肥肥胖胖,见了他也不甚惊慌,从容撤退。于是他大叫:“我悟到了!人生就像老鼠,如果在厕所混,就得吃垃圾,还时时忐忑不安;如果在仓库混,就酒足饭饱,还没什么人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就像厕所里的老鼠啊。我不干了。”

很显然,在他眼里,人生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吃厕所的垃圾,一种是吃粮仓的粮食。至于其他理想、道德、价值观,统统是狗屁。他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个仓鼠。这是多么low的一个家伙呀。

很快他就辞了职,跟从大儒荀子学习帝王之术,毕业后,感觉各国都弱,决定去秦国,对老师说:“现在是列国纷争最关键时刻,我想去秦国碰运气。人生最可悲的是卑贱穷困,有些人没有出息,以安贫乐道为借口,我可不想那样。”

到了秦国,靠着吕不韦的推荐,他有机会见到了秦王政,用美好的愿景劝说秦王征讨东方,并献了一个下三滥的计策,就是搞间谍活动。秦王拜他为长史,拨给他用不完的金钱,到东方去搞活动。诸侯国的权臣名士,可以结交的,重金结交;不爱钱的,就买刺客刺杀。用反间计离间六国君臣,六国由此政治更加混乱,愈加无力和秦国对抗。

这一招是很管用的,但是正派人一般不屑,毕竟是阴谋啊,见不得人。秦国能灭亡六国,军事不一定是主要因素,撒钱和刺杀这两种没底线的手段,秦国玩起来最溜。后来刘邦也学会了,后来中国的胜利者都学会了。刘邦的手下陈平,是间谍战的首领,但他的“秘技”,史书上都不记载,为什么?史官也承认见不得人,不好意思记。

李斯还嫉贤妒能,韩非和他同门,才华比他高,连秦始皇本人也是韩非的粉丝,本来打算对韩非重用。但在李斯的谗言下,立刻翻脸,将韩非下狱,弄死在监狱里。李斯还劝秦始皇大肆烧书禁书,认为凡是不合他执政口味的,全属歪门邪说,错误言论;百姓家有藏书,必须限期交付官府烧掉。想学习文化的,可以让官府公务员教诲,以免思想走偏。

李斯靠这些手段投合秦始皇,安富尊荣,做了丞相,达到人臣之极。儿子个个娶公主,女儿个个嫁皇子。看样子可以万世富贵,与秦朝无极。但天下哪有那么美妙的事情?在和赵高玩阴谋,把二世扶上皇位后,残酷的统治很快导致了起义。不久起义军就占领了大半个关东,胡亥这才急了,把李斯召去,说:“韩非有言,尧当君主的时候,吃穿住用都很简朴寒酸,禹开凿龙门,疏通九河,手足长满了茧子,面色晒得乌黑。所谓的天子,应该过这种日子吗?做天子的人,应当是让天下侍候自己一个。所以,我就想随心所欲长享天下,而不会有后顾之忧,你有什么良策?”

李斯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劝谏二世应该停止横征暴敛,与民休息,反而写了一封臭名昭著的《行督责书》,淋漓尽致阐发了他邪恶的思想,以取悦二世:

世上最贤明的君主,一定懂得行使督责之术,臣下因此不敢不绞尽脑汁侍奉君主,天下人也不敢不竭尽全力让君主快活。君主必须能独制天下,无人有资格制约,才算伟大。凡能随心所欲享受安乐的君主,都是最贤明的。申不害先生说,有了天下若不胡作非为,那天下反而就成了自己的牢笼。为何?就因为不懂得督责。不能督责,就必须自己亲自忧心劳神,去为百姓服务,那当然像坐牢。这样的君主,当得有什么意思?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让别人为自己服务,是自己贵,别人贱;自己被迫为别人服务,则是自己贱,别人贵。尧、禹为别人服务,很多书生竟然尊敬他们,歌颂他们,是在愚不可及。韩非先生说过,慈母才会养出败家子,家教严,绝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为何?因为后者知道,若做错事,刑罚一定应声而至。所以商君当年制定法律,把灰尘丢在道路上的,都要受刑。这好像做得太过分,但只有明主才懂得轻罪重罚,有利统治。百姓知道轻罪都会遭致重罚,就根本不可能犯重罪。

韩非还说过,八尺长的布,庸人都会抢;二百四十两金子,大盗都不敢觊觎。这不是说庸人太贪心,而大盗欲望小,而是因为抢金子是重罪,一定处死;而偷个八尺长的布,官府都懒得立案,这就是实施严刑峻法效果啊。所以明主圣王能长处尊位,没有别的诀窍,就在于能独断,随心所欲制定刑罚。若不严刑峻法,而用慈母手段治国,就完蛋了。

朝中有俭节仁义之臣,君主就不能荒淫纵乐;朝中有谏说论理之臣,君主就不能胡作非为;朝中有烈士死节之臣,君主就不能花天酒地。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远离这三种臣子,最好杀掉。总之,明君能独断,臣子就夺不走权力,才能消灭仁义,钳制舆论。别人不能用仁义烈士的标准去要求他,也就无法用劝谏去改变他的意志,他才能随心所欲,无所不为。法术严明,而天下混乱者,未之闻也。所以只要把这套督责之术妥善实施,群臣百姓就只能天天活在坐牢的恐惧中,哪有心情想到造反。

二世很开心,变本加厉,制定了一些新的严刑峻法,提拔了一大批更残酷的官吏,考核标准也以两条为旨归,谁收的税多就是良吏,要收多税免不了要杀人。二世进一步认为,谁杀的人多,谁就是忠臣。于是在二世的统治下,大秦帝国的罪犯比秦始皇在世时还多,走到街上,半条街的人都是穿着赭色囚服和剃光了鬓发的罪犯。市场上几乎每天都要杀人。关中是秦国的本土,本来可以作为秦国的最后屏障,就算丢了关东,也可以自保,结果被这么一弄,也开始人心思乱,巴不得起义军打过来了。

李斯是如此邪恶,但就像养蛊一样,恶人更有恶人磨。最终他被赵高弄进了监狱。以前他对付政敌,百战百胜,是因为他能逢君之恶,但赵高这方面比他还强,怎么办?当然就轮到他退出邪恶的历史舞台。在狱中,他被打得全身没一块好肉,见了二世派来的冤案巡视组,也不敢说实话。最后三族老少,估计怎么也得有几百人,全被被牵到市场上砍头。在市场上,他看见自己的二儿子囚首丧面,悲不自胜:“儿子啊,我现在想和你牵着黄狗,去上蔡东门外追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拥而泣,随即和所有家族成员一起,老老实实把脑袋放在砧板上,一个个砍下。

李斯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佞臣的代表人物。这种人心中没有是非,只论成败。所谓良知云云,对他来说不值一钱。他一生行事所有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吃好喝好,骑在别人头上拉屎。所以,他才会和赵高合谋,才会给二世上《行督责书》那样的东西,最后被灭了三族,简直是势所必然的结局。赵高的奸佞更过于他,结果自然也一样。两人的才华,其实在当时都是一时之选,但心术不正的人,越有才华,无论对于社稷还是自己的家族未来的经营,都注定南辕北辙。

有必要指出的是,司马迁说秦始皇死前遗诏,让长子扶苏即位,而出土秦简和汉简,则说胡亥是秦始皇选定的法定继承人。很多学者认为后者荒诞不羁。我则认为司马迁并不诚实,在采择离奇故事。因为秦始皇早就把扶苏打发去守边,这种人事安排。其实就是一种将其边缘化的手段。离开中央的皇子,意味着地位也偏离了中心,类似例子所在多有。晋献公想废黜太子,就将太子打发去新城,穿偏衣;楚平王想废了太子,就把太子打发去城父,守边邑。汉景帝废了太子刘荣,立刻将之驱逐到江陵远方。汉武帝把讨厌的儿子都安排到燕、吴边远之地。这些,都是去中心化,边缘化的举措。扶苏是不可能被立为太子的,除非秦始皇最后幡然醒悟。但怎么可能?也由此可见,在秦朝的政体下,对继承人的选择,根本不会有什么理性因素。李斯和赵高,也根本不需要用到矫诏篡位那些阴谋,王朝注定会选择最差的继承人。这在后世,也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扶苏冤死,不过是普通百姓对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一种虚幻的痛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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