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素
中国人对瓦格纳的椅子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它们像极了1980年代之前的中式家庭常用的那种老家具，虽然线条更洗练、结构更简洁，有着北欧林木特有的冷寒涤尘的干净气息，可是把两者放在一起，这些椅子对中国传统家具尤其是明式家具的传承元素显而易见。
西方人对中国家具的兴趣古已有之。早在16世纪，中国家具就由西方传教士带回欧洲，在西方上流社会掀起一股东方风格室内装饰热潮。西方的关注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过一个顶点。很多存世不多的明式家具珍品甚至孤品主要在这一时期被西方人带出中国。现在，几乎西方所有的历史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古代家具。
我们无法清楚地考证瓦格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触明式家具的。而且，那个时代在家具设计中运用了东方或中国元素的不止他一个。2006年，比利时人菲利普·德·巴盖（PhilippedeBacker）在故宫永寿宫为他所收藏的70多件珍贵明式家具举办了一个展览。其中一个展室是将几个西方设计师的经典作品和明式家具对比陈列。德国VitraDesign博物馆提供的展品涉及Gerrit Rietveld，Ludwig Mies van der Rohe，JosefHoffmann，HansLuckhardt等世界级大师的设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式家具的简约风格和流线型设计的确对西方现代设计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用德·巴盖的话说，在西方传统的设计观念中，体现一个人的高贵会不断往上增加装饰，而中国是减少，少即是多（Lessismore）——正是西方现代主义设计那句最有名的宣言。明式家具无论椅凳桌案床榻，都有极其流畅、简练的线条，各部分的比例分割首先满足的是人在身体和审美上的舒适诉求，所以少见繁复和无用的累赘设计。
此外，明式家具的各部位全部榫卯连接，板面与边框绝无胶粘和铁钉，全部家具均可拆装。这种高度的功能性和实用主义，恰与西方现代设计意欲冲破繁琐沉重的传统风格桎梏、提倡形式服从功能的宗旨相吻合。因而，所谓“中国风格”在彼时的西方，想必有如一股清新而明快的风，波及每一个有着现代性觉悟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对于自己最经典的“TheChair”所受到的铺天盖地的赞扬，瓦格纳曾经如此冷静地表示，“他们应该在几百年前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这并没有什么创意”。或许我们可以在此牵强附会一下，他说的“几百年前”，正是中国家具的典型代表——明式椅兴盛的年代。事实上这样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Thehair”之前，在1943年的昆斯坦维克司(Kunsthåndværkets)春天展览会上，瓦格纳给出了一张直接名为TheChineseChair（中国椅）的椅子，据称他是在丹麦工艺博物馆见到中国椅子时所得到的灵感。这张椅子看起来简直是明式圈椅的简化版，半圆形椅背与扶手相连，靠背板贴合人体背部曲线，腿足部分由四根管脚枨互相牵制，保证椅子沉稳坚实。
另一个瓦格纳椅子中最畅销的，同样也具有较为明显的明式椅特征的设计，当属他在1950年设计的Wishbone Chair(叉骨椅)，也称“Y-Chair”，因其Y字型背板的特殊设计而得名。Y型背板支撑着人后靠的身体，后腿足直接向上与圆弧形的搭脑相连，并往前弯曲，起到明椅中“联帮棍”的作用。从“中国椅”、“TheChair”到“叉骨椅”，以及之后陆续设计的The Cow Horn Chair（牛角椅,1952）、ElbowChair（肘托椅，1956）、BullChair（公牛椅，1961）。等一干椅子可以看出，瓦格纳在吸收明式椅端庄、稳健的基础上不停地做着减法，越到后期，中国味儿渐淡，而北欧的简约及自然主义风格愈浓。
纵观瓦格纳一生的设计可以发现，“中国元素”在其作品中仅占三成左右。这位大师擅长于从各个地方的传统设计中吸取灵感，并净化其已有形式，进而发展自己的构思。即便在早期的设计中，瓦格纳的兴趣也并非仅限于从中国的明式椅中汲取精华，比如他于1947年设计的ThePeacock Chair（孔雀椅）就具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仿生特征。孔雀椅的灵感源泉是17世纪流行于英国的温莎椅（Windsorchair），它美丽的名字是芬·努尔赋予的，靠背上那些酷似孔雀翎的木条扁平部分不仅仅是好看而已，它们刚好是肩膀骨和椅子靠着的地方，展开的扇形后背让人倍感舒适。
无论是何种风格，瓦格纳的设计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非常“北欧”的。很显然他不仅仅只对中国椅子情有独钟，毕竟灵感的源泉是多元的。实际上，如若单从对明式椅的传承和吸收来看，这位大师并没有对其内在精髓有着比其他西方人更为通透和深刻的理解。对瓦格纳设计的推崇和对其所借鉴的中国元素的自得，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人的信心，却绝不应成为眼下在世界设计界依旧话语匮乏的中国家具设计不思进取的理由。（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PPMøbler公司）
文/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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