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系列之二 ——宦海沉浮

中国美术史讲义

书圣王羲之系列之二

                          ——宦海沉浮

为了增加讲述的趣味性，我给这段故事加上一个章回小说的标题：

宦海沉浮历坎坷，文人雅集书《兰亭》

我们现代人对王羲之的认知是有局限的。我们一般人以为，“书圣”王羲之平日里一定是写写画画，品茗弹琴、往来于世家文人之间，谈玄论道、游山玩水......就跟电视剧里演绎的一样。觉得这样才应该是“书圣”应该有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事实上王羲之作为门阀大地主世家出生的身世背景，是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为了家族的利益他必须出仕为官，这是他作为东晋顶级氏族子弟无法摆脱人生的“宿命”。

王羲之享年59岁。从23岁出任“秘书郎”到53岁辞官“右将军”，不到60年的人生就有30年在宦海沉浮。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官，而练习书法只能是在处理完政务之后的业余时间。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职业的官僚，业余的书法家。

那我们就来简略的讲述一下王羲之30年跌宕起伏的宦海人生。

王羲之7岁——20岁是他人生的学习阶段，他主要是在家族的学堂里读书和跟着卫夫人学习书法。20岁时结束学业，与好友们做了一次“毕业旅行”。他们渡江北上，游访了北方的名胜古迹，亲眼看到了前辈书法家们的书法石刻遗迹，尤其是看到了李斯、曹喜、钟繇、梁鹄、蔡邕等人的书法，茅塞顿开！他立即决定要学习众家，博采众长。正当他痛下决心要去做一个全职专业的书法家的时候，王家的家长，东晋朝的丞相王导已经为他规划好了另外的一条人生的道路——那就是做官。

按照王导对王羲之的规划，本来不急于马上要他进入官场的，但在当时王家出现了天大的变故：王羲之的另外一个伯父“王敦”发起兵变，起兵造反了！

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在西晋时期就官至扬州刺史。永嘉之乱后他率兵消灭了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了荆湘流民起义，与王导一起一起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王导在内为司徒（丞相），王敦在外执掌兵权。担任大将军、江州牧等职，受封封汉安侯。东晋朝庭军政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王导王敦俩兄弟手里的。这是皇帝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当时的都城是建邺（今天的南京）公元313年改名为健康）,位于长江中下游，能控制出海口。但也容易受到长江上游的威胁。正好，王敦带兵就驻扎在长江上游。他掌控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对东晋政权造成极大威胁。晋元帝为了平衡王敦的权力，就重用刘隗、刁协与之抗衡，并以北讨后赵为名，将刘隗、戴渊外放练兵，以防御王敦。王敦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就兵行险招,于永昌元年(322年)正月，在武昌(江州州治，今湖北鄂州)起兵，以讨伐奸臣刘隗的名义发动了兵变。

在都城建康的王导为了保全自己和家族，很快发布了一个与堂兄王敦划清界限的声明，希望中央能尽快组织力量、平定叛贼。紧接着元帝司马睿也发布了一个表彰了王导的大义灭亲的声明。同时向天下发布平叛的号令。

王敦的叛军从鄂州一路南下，很顺利就攻占了京城边的一处军事要塞。逼的皇帝几乎要选择向王敦求和。但王导态度坚定，忠心不二的保皇，奔走呼号各州郡勤王平叛。王敦最终兵败退回鄂州，元帝司马睿也因为忧虑成疾而病逝。王导接受了遗召，辅佐24岁的明帝司马绍上位。这是东晋朝的第二位皇帝。史书上记载说他：聪明而有智慧，年轻而富有朝气，是东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继位后他积极作为，曾经微服乘马密探王敦营垒，并且于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平定王敦的叛乱，平叛后他立即停止对于王敦党羽的追究，为安定朝政继续全力重用王导，并且与江东大族保持和谐的关系，成功对“王敦之乱”作出了善后。公元325年，在位仅4年的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年仅二十七岁。东晋皇位发生第三传，5岁的皇太子司马衍继位，是为东晋成帝。

王敦事变之后，王导依然得到皇室重用，但因为失去了外领兵权的大将，王家大厦被拔去了一根重要支柱，王氏家族势力开始衰落。这时，东晋的另一豪门世家“颍川庾氏”借机上位，并立刻与“琅琊王氏”在朝廷上展开对立，争夺朝廷和地方番镇的主导权。而“高平郗氏”（王羲之的岳父家）则周旋于王庾俩家之间，也占居着东晋朝很大一块权利地盘，三大家族关系微妙，呈鼎足之势。这时的王导急需王家后辈之中有人站出来承担家族责任，入朝做官以增强王家实力，挽回王家的颓势，恢复王家过去的尊崇地位。在这种情形下，王羲之不得不出仕，入朝做官。

王羲之7岁时父亲在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兵败失踪。少年失父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他不愿意做官的原因之一。晚年他在《誓墓文》中写道：“羲之不天，歹遭阂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过庭之训”典出于《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此后，“过庭之训”就用以指父亲对儿子的教诲。翻译这段话：羲之不幸，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王羲之是很不愉快的。少年丧父给王羲之造成了抹不去的阴影。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羲之的才能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他的大伯父王敦早年就对王羲之说过：“汝是吾家佳弟子，不减当年阮主簿”。

阮主薄是谁？阮裕。（东晋早期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历任临海太守、东阳太守、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金紫光禄大夫等职。少年时就有大才名，初入仕途是在王敦的大将军府中任“主簿”，是掌管文书的佐吏。王敦对其才能极其赏识）

王敦把王羲之与阮裕相提并论，这是对王羲之才能的肯定。

王敦事件之后，琅琊王氏在东晋朝的政治势力开始显出颓势。为了挽救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保持王家在朝廷的影响力，王导急需王家的后辈子侄中的优秀分子出仕为官，以增强王家实力。在这样的政治动机下，安排王羲之出仕就成了王导的首选。但王羲之对他伯父的政治安排起初是抗拒的，表现在行动上就是“逃官”——他与一班朋友离家远游，借旅游逃避做官。

王导一下急了，情急之下做了两件事：一是亲笔信快马送达王羲之，催促其赶快回家。信中用急切中肯的语气说:“虎豚、虎犊，还斯其如！”这是个什么意思？虎豚：是王彭的乳名；虎犊：是王彪的乳名，两人同为王导的子侄，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导在信中急切地评价了王彭、王彪这一干子侄“如猪、如牛”一般的愚顽而不堪大用，希望王羲之责无旁贷的站出来为家族的振兴承担责任。

第二件事：请王羲之的岳父当朝太尉郗鉴出面来做王羲之的工作。当时执掌东晋朝兵权的郗家，在东晋朝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姻亲关系大有利于王家。这也是王导急切安排王羲之出仕的另一层深意：在政治上合纵连横，让王羲之以郗家女婿的身份去联络郗家借助郗家的势力去平衡新崛起的“颍川庾家”。

太尉郗鉴亲自约谈王羲之，一番苦劝，一番道理就把王羲之说服了。在郗鉴的推荐下，23岁的王羲之出任了他出仕的第一个官职“秘书郎”。时东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作为东晋顶级氏族——琅琊王氏出类拔萃的“佳弟子”，23岁的王羲之出仕做官了。

“秘书郎”是什么官职？是掌管朝廷图书典籍的文职。一般是南朝世家子弟出身之职。自三国曹魏政权开始设置，隶属朝廷“中书省”。

王羲之在“中书省”呆了三年，于咸和三年（328年）改任“会稽王友”，时年26岁。会稽王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幼子，当时8岁，深得元帝的喜爱，3岁就得封“琅琊王”8岁徙封“会稽王”。因而其王府的官员都是朝廷精心挑选的。王羲之能入选会稽王府任“友”职，足见其人品才干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时也是王家和郗家在朝廷影响力的体现。

东晋封王的王府，设“师、友、文学”各一人。主随驾扈从、应答顾问之事，谓王府三公。是无需管理日常事务的王府中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中的“友”职，主文书典籍，陪侍伴读，是王的身边最亲近的人。王羲之在会稽王府任职六年，陪伴会稽王司马昱从八岁成长到十二岁。与司马昱建立了亦师亦友，牢不可破的深厚友情，是后来司马昱执掌朝政后，王羲之得到重用，担任朝廷军政要职的重要原因。王羲之在王府六年间，工作清闲，多有闲暇。王羲之在这段时间勤练书法，书艺大进，逐渐进入他书法艺术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他对北方书家的“力量感”的理解与认识更为深刻，不再象早期初见北方书家作品时受到的影响那样把“力量感”展现于表面，而是把“力量”、“灵动”、“清秀”等品质更加自然贴切的融入自己的书法作品之中，显得张弛有度和收放自如。

（前后作品对比的对比图片）

人群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情商高、亲和力强，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能获得各个方面不同势力的好感。他们仿佛自带天生的人缘，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谁与之相处都觉得欢喜、舒服而不讨厌！这一时期的王羲之就是这种人！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即便是王家在政治上的对手也能赏识他，善待他并与他交好。

颍川庾家是琅琊王家的对头，两家在激烈斗争的时期几乎水火不容。但偏偏就是庾家的掌门人庾亮在相中了王羲之，提拔任用了王羲之。使王羲之在结束会稽王府的职任之后，在官职上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与进步。

时庾亮由“平西将军”进号“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事，权倾一时。庾亮相中王羲之，将之调到自己的“征西将军”府任参军，“参军”就是参赞军务的高级参谋，属将军府内离领导近，有即时进言权的中层干部。一年之后又晋升王羲之为“长史”既幕僚长，执掌机要，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职。这可是非领导的亲信心腹不可以担任的要职。可见王羲之得到了庾亮的高度信任。

庾家魏晋以来都是顶级士族，只是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之际，有意远离权利中心避祸。所以南渡之后，其政治影响力就远不及积极经营，参与了东晋缔造的琅琊王氏。在东晋政权的前期，琅琊王氏的权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逼得晋元帝司马睿无奈做出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承诺。东晋政权稍有巩固之后，元帝就急切地扶持庾家参与政治、平衡朝政，这样，与王导同样有着“名士”之名的颍川庾家的庾亮，就被皇帝看中，元帝力主选聘庾亮的妹妹为“太子妃”。元帝殁后明帝既位，庾妃变成了“庾后”，庾亮理所当然的进入了东晋政治的权力中心。三年之后明帝病故，“庾后”的儿子成帝既位，“庾后”变成了“庾太后”，成帝年幼无力理政，庾太后临朝称制，庾亮以帝舅之尊辅政，加之庾家后辈人才辈出，终于成长为能够平衡和掣肘琅琊王家的强大政治力量。

庾亮在朝中直接对抗老谋算的王导时，常感到力有不逮。所以他决定出镇地方，图谋以地方兵权来遥制朝政。继而与朝内的王导及王家在地方的强大势力相抗衡。

王敦兵败身死之后，王家兵权旁落，权势大不如从前。只能是王导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各方，于是王庾俩家在东晋一朝的权力分配中形成了旗鼓相当的相持之局，斗争颇为激烈。就在此时，王羲之被庾亮提拔到他的将军府任职，这充分体现了东晋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戏剧性。

你看：这两家斗而不破，亦敌亦友，有斗争有合作.....不做“零和游戏”的生死相搏，而是各凭实力去展转腾挪，利用长袖善舞去纵横捭阖，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去各显其能，做到了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管控的底线就是决不走向“鱼死网破”的死局。他们同为东晋朝最有权势的世家大族，也是当时最大的门阀地主，自然是有极多的“共同利益”和利益交织，王羲之在庾亮的“征西将军”府中任要职，除了他们两人在秉性志趣上的投缘之外，无疑也是两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包容的结果。

另一方面，王羲之旷达任性的品质，决定了他的行事处事不可能完全听命于王导，他对王家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至于使王家在此间得到太多的实际利益；还有王羲之和与郗家的特殊关系，这些都是庾亮选择他的重要原因。王羲之入慕“征西将军”府，一修补了王庾两家的裂痕，二联络了庾郗两家的感情，三还不至于使王家得到太多的实际利益，庾亮任用王羲之一举三得，这就是庾亮在政治上的成熟和老辣之处！

庾亮庾翼兄弟，也堪称当时一流的书法家，特别是庾亮的弟弟庾翼，当时的书名不在王羲之之下，《晋书》上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及其暮年方妙”。羲之早年书法不及庾亮，是到一定年纪之后，才超过庾翼并拉开距离的。庾翼是王羲之的好朋友，俩人相处的非常融洽。他们同为当时的书法大家，常有足膝交谈，常有书信往来，常常相互交流书法心得，俨然互为知己，成一时钟期之交，为世人所羡慕。

有一次庾翼看到了王羲之用章草书体给庾亮写的一封信，大加赞赏，叹服不矣。他急切地给王羲之写信，述说着他的赞赏，他说：我曾经收藏到十张草圣张芝的书法，但在南渡的途中不幸丢失了。我常常叹息那么好的书法再也看不到了。但是今天我在哥哥那里看到了你的信函，你的墨迹就像神仙下凡一样，犹如张芝墨迹的再现呀！看，庾翼对王羲之的评价有多高！由此可见，王羲之与庾氏兄弟的关系是真心得不错的。

在“征西将军”府仅工作了两年，公元336年，三十四岁的王羲之就由庾亮推荐，被朝廷任命为“临川太守”，他又升官了。

“征西将军”府的“长史”，虽有重权但级别不高，年俸仅一千石。“临川太守”职则是独挡一面的地方主官，年俸两千石。这样就已经晋级到了东晋朝的高级官员层级，其权利自然比长史要大很多。王羲之在“临川太守”任上两年多，政绩如何呢？史书和文献上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史学界还有另一种揣测：或许是王羲之根本就没有到临川赴任，只是“遥领”太守职而已。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提级不提职”，只“享受太守级别的待遇”而矣。实际上他仍然留在“征西将军”府中。不然，以王羲之的才学名望以及极高的社会关注度，是不可能不留下临川事迹的。

在东晋的版图中，江州是晋朝的郡一级行政区划，它包括了今天江西省大部和浙江省的部分。是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中枢，同时又是拱卫都城建康的战略要地。公元339年340年，王庾两家的大家长王导和庾亮先后离世。但王庾两家的权力争斗却并没有因为双方的主将离世而停歇，反之在争夺江州控制权上进入白热化的状态。老辣的庾亮为了缓和矛盾，在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出任江州刺史，他呈上的折子上说王羲之“清贵而有鉴裁”，意思就是说王羲之“品格高尚，明察事理”，是江州刺史的最佳人选。于是，在公元340年，王羲之被朝廷任命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是集地方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地方重臣。

庾亮举荐王羲之执掌江州，一是因为王羲之有确实的才干，二是因为两人交情深厚，三是因为王羲之在政治立场上比较中立，通过任用王羲之可以平衡王庾两家的权力分配，弥合两家在江州争斗上的巨大矛盾和分歧。

政治家考虑问题一定是放眼全局考虑多方的。庾亮在世时，他以“征西将军”领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事，江州在他的牢牢的掌握之中。考虑到他离世之后江州权力一定会被王家势力侵入，于是他就主动举荐王羲之出任江州，把江州作为王庾两家斗争的缓冲地带，以此试探王家的应手。同时，通过安排王羲之在江州的过渡，可以为庾家争取时间去从容考虑后手。这是高明的政治手段。

王羲之既是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又与庾家感情深厚。任用王羲之出任江州，可以避免王庾两家在王导、庾亮死后，为争夺江州权力致使矛盾迅速激化，滑向“鱼死网破”死局。这是庾亮安排的一手妙棋。

事实上王羲之任职江州也的确是过渡性的安排。一年之后，王羲之的堂兄王允之就接任了江州刺史。王允之是王家在王敦死后成长起来的大将才，用王允之坐镇江州，足见王家对江州的重视。王允之执掌江州之后，王庾两家的关系迅速恶化，庾亮的弟弟庾怿（拼音:yì。是高兴的意思。当时是辅国将军、扬州刺史）密谋要毒杀王允之，但事前走漏了风声。事情败露后庾怿为了不牵扯家族饮毒酒自杀。不久，庾家通过朝廷运作，让庾亮的另一个弟弟庾冰代领庾亮生前职，成了王允之的上级，庾冰到任后立刻要将王允之调任“会稽内使”，王允之拒不听调，就这样，王庾两家的激烈争斗僵持在江州一地。不到一年，公元342年40岁的王允之在江州意外病逝，庾冰见机出手，亲自出任江州刺史，到此，两家这场围绕江州的权力争斗最终以庾家的获胜而告结束。

在这期间，王羲之虽被免去江州刺史，但保留了宁远将军职，这个将军职不是领兵的实职，而是一个将军名号的虚职。是东晋朝廷设置的，地方官在法理上有处理地方军事的权利象征。其实是没有具体工作的。所以这段时间王羲之又回到了读书、写字、会友、弹琴、品茗的闲适生活。接近不惑之年的王羲之在书法上已经成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写了好多的小楷，其楷书的风格似乎又回到了钟繇和卫夫人的路数，清新而明析，俊秀而古朴。他重新认识到了钟繇和卫夫人书体的美学价值，不再认为学卫夫人书法是“徒废年月”了。在46岁时，他专门为小儿子王献之学书写了一本小楷书帖《乐毅论》，此贴的书体风格与钟繇一脉相承。《乐毅论》是王羲之书法审美思想转变的标志。在经过数十年的勤学苦练之后，王羲之以更高的审美立场俯瞰书法，他终于理解了钟繇的经典和卫夫人的伟大。

在他回到健康的第二年（公元342年），也就是晋成帝咸康8年，在位12年的东晋的第三位皇帝成帝司马衍薨，，成帝的弟弟康帝司马岳继位，会稽王司马昱以皇叔之尊与外戚庾冰一同辅政。这司马昱可是王羲之情感深厚的故交呀，王羲之曾在司马昱会稽王府任“友”职六年。司马昱执掌朝政后，立刻想到了陪伴其长大，视其良师益友王羲之，即刻就以吏部尚书职征召王羲之入朝，但是被王羲之婉拒了。王羲之似乎更加喜欢宁远将军有职无责，光领工资无需打卡的清闲生活，不想陷入勾心斗角的朝廷争斗中。

公元344年，东晋的第四位皇帝，年仅23岁司马岳在位仅2年，也病殁了。皇位由其长子司马聃[dān]继承，庙号穆帝、改元永和。这是东晋在短短的27年间的第五位皇帝.皇家年寿极短、皇位更迭频繁，给东晋朝政带来极大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

“永和”年号我们是不是特别耳熟？《兰亭集序》开篇就是“永和九年，岁在癸[guǐ]丑.....”可见历史的脚步已经快要演进到我们这节课的关键节点了。

晋穆帝继位之后的永和元年，庾家的庾冰也病死了。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的势力相继衰落。东晋朝又有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快速崛起。这就是以大司马桓温为代表的谯[qiáo]郡桓氏。（东晋的谯郡在今天的安徽怀远一带）。为了应对快速崛起的桓氏对朝廷的权威带来挑战，执掌朝政的司马昱的策略和他的父亲元帝司马睿一样，就是任用其它氏族的力量去平衡权力过重的大臣。为了抗衡大司马桓温，司马昱有意栽培殷浩，令其以扬州刺史、建武将军职参与朝政，以压制谯郡桓氏的势力。殷浩势力的加入，加剧了东晋朝廷内部矛盾。

殷浩是王羲之的好友。是豫章太守、光禄勋殷羡之子。早年就以“见识度量、清明高远”而富有美名。与王羲之同岁，都是公元303年生人。两人交情至深可称莫逆。《世说新语》载有殷浩评价与王羲之的关系的一段话，说“逸少清贵人，我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意思是王羲之是一个清雅尊贵的人，我对他的喜爱至甚，在我心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

一直赖在“宁远将军”闲职上的王羲之，几次拒绝了司马昱的征召，但这时候殷浩的一纸书信，就把王羲之请出来了。给他的职位是实职实权的“护军将军”。王羲之在回信中说：“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唯恭以待命”。那么骄傲的王逸少被殷浩招之即来，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常之铁到了何种地步！

到任之后王羲之才知道，司马昱殷浩所图极大，他们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护国将军是必然要参与北伐的。但王羲之反对北伐，其表面的理由是国力不足，在军事上难以取胜。战争会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和人生灾难。其实他的内心深处的考量是：这两人能力不足，王羲之是陪伴着司马昱长大的，知道他的斤两。至于殷浩，也只是善于谈玄论道的清谈家、哲学家和善于写字的书法家，其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能力是不够的。至于发动大规模的统一战争，除了综合国力之外，必须有强大的动员组织和协调统筹能力，还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而这些能力，在王羲之看来，无论是司马昱亦或是殷浩，都是不具备的。

由于王羲之明确地反对北伐，司马昱和殷浩不好勉强，于是将王羲之改职为“会稽内使”加“右军将军”。后世我们称王羲之为“王右军”，就是由这个“右军将军”的职位而来。这一年是永和七年。

会稽，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是著名的近代文学家鲁迅的故乡。在当时是东晋都成健康的战略后方，是东晋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原吴越之地设置会稽郡，辖26个县。这26个县当中最大的一个县，就是山阴县。从秦汉至东晋，会稽郡的郡治一直设在在山阴县。所以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东晋时期，中原人士大量南迁，作为会稽郡治的山阴县人口大量增加，并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会稽郡在东晋朝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加之会稽还是司马昱的封地，司马昱安排王羲之坐镇打理封地，说明王羲之是司马昱核心人事圈中最值得信任的人，即便是王羲之反对北伐，但让他镇守战略后方，筹集粮草军资，也是能够让司马昱放心的。

王羲之就任会稽内史后，任然坚持反对北伐，并以书信向二人反复阐明自己的主张，但均为得到采纳。尽管如此，王羲之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在会稽开展工作：他整顿地方治安、组织疏浚运河以保证漕运的安全畅通；以“禁酒令”来节约粮食资源；以惩治腐败、奖励农商来提振会稽经济......等等，这是王羲之在官员职任上最尽心、最努力、最踏实、最有作为的时期。他在会稽的积极作为，对司马昱和殷浩的事业提供了实在的支持。

除此之外，王羲之反对重征徭役，主张减轻对逃税逃役的惩罚，尽可能的体恤了他治下的底层老百姓的生活。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不经意间就逼近了我认为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北方后赵皇帝石虎病死，诸子争位，关中大乱。东晋朝廷决策北伐。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殷浩奉命北伐，出兵攻打许昌和洛阳。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殷浩因中计而兵败许昌，桓温趁机上表弹劾，殷浩被削尽官职废为庶人，流放东阳。由于北伐失败，司马昱在朝中的威望遭受重挫，被桓温架空.....总之，王羲之在朝廷的靠山倒了。

这一年是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51岁，在会稽内史任上两年。此时他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这年才九岁。这一年，桓温一系的王述接任殷浩刚刚失去的职位，任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失去朝廷靠山的王羲之开始感到来自王述的打压与排挤。常处在郁闷、愤懑、不甘和纠结的情绪之中。

这一年暮春，友人看到王羲之的不如意，提议出去郊游散心，王羲之响应了这个提议。于是就在三月初三的这一天，他们组织了一次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次文人的雅集活动——兰亭俢禊！

俢禊是做什么？我们现代人不太懂，它是晋朝时期的一个民间的风俗：每年的三月初三这一天，亲朋好友结伴游于山水林泉之处，踏青、洗濯[zhuó]、嘻游、焚香、熏艾......以祓除邪秽和不祥，相互祝福。跟现在的春游差不多吧！这就是“俢禊”。

王羲之组织了这场“俢禊”。他联络谢安、孙绰等名士，邀约了当时身在山阴的其他名人名士共４１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踏青修禊。众人在流觞曲水间尽情玩乐，饮酒赋诗。至雅集结束，一共有十一人作诗两首，十五人作诗一首，剩余十六个人或因年幼或因饮酒过量没有做出诗来。当时众议决定汇诗成集，定名为《兰亭集》。在众人的推举下，王羲之即兴挥毫为诗集作序，这篇诗序，便是流芳千古，为后世无限敬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我们先来读读这篇文章。

（图片播放神龙版《兰亭》，朗读全文）

全文２８行，３２４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时的人情、环境景物、作者的心情和人生感悟。作者当时兴致极高，写得十分得意，在“得意忘形”之时写出了中国书法史上不能有二，冠绝古今的行书杰作。因为是现场成文的第一稿，所以我们看得到有涂改有删增。据说事后王羲之多次重写已不能逮。从宋代米芾开始，《兰亭集序》书稿被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至今无人超越。

我们看到的这幅《兰亭序》，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的摹本。卷首题“晋唐心印”四字，为冯承素所提，是为唐人冯承素与晋人王羲之心心相印之意。因为卷首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被后人称之为“神龙本”。在卷尾的后纸上，有明代项元汴的题记，书有“唐太宗朝冯承素奉勅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字样。

冯承素是什么人？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时任内府供奉搨tà书人，直弘文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搨tà书人是弘文馆中专事校对、修补、临摹书迹的专业技术人员。

神龙本《兰亭序》,是在流传至今的《兰亭序》摹本中最为精美的一本。因为它将原作的笔墨表现得最为真切。原本上带有“破锋”、“断笔”、“贼毫”的字都摹写得很细腻，改写的字迹也显示出了先后的层次，行笔踪迹、墨色浓淡十分清晰，间架结构也是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显得自然生动。

那真迹在哪里呢？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里。唐太宗是王羲之的超级粉丝。在世时他利用皇权，几乎收罗了天下所有的王羲之真迹善本纳于内府。殁后，全部随葬昭陵。从此之后，天下再无人见到过王羲之的真迹。

史书记载：贞观十三年，内出《乐毅论》真迹令承素模写，赐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六人......"之后，冯承素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用于赐与皇子诸王。"现在，其他人的摹本已不可见，冯承素的“神龙本”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一本通过“双沟填墨”方式所临的墨迹摹本。其他的摹本还有“定武本”、“米芾题字本”、“天历本”和“黄绢本”四本。虽各有特点意趣，但都不及“神龙本”精彩和接近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