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中的英美派与欧陆派

如果说在政治哲学层面，英美是全世界的老师，在企业管理层面，在促进企业适应能力方面，英美可能反倒要向欧陆和日韩学习呢

文/肖知兴

和朱学勤先生一起穿上童话里的“七里靴”，带给我们的是那种难于比拟的纵横古今、指点江山的智力快感。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领域，朱先生关于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虽然他把欧陆再细分为法俄传统和德日传统）之间的区别与张力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圈内人士的共识甚至是不刊之论了。这里我响应朱先生一贯的对于“沉着事功，平庸缓进”的工具理性的强调，少一点理论和激情的高蹈，多一点四脚着地的实践，谈一谈在企业管理层面的英美派和欧陆派。

管理和管理学也分英美派和欧陆派？有些朋友可能会表示怀疑。的确，从“科学管理”，到MBA,到商学院，从《财富》杂志，到《谁动了我的奶酪》,到《管理学院学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从德鲁克，到韦尔奇，到迈克·波特，从IBM，到GE，到GOOGLE，哪个不是来自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全世界领先商学院评价教授学术贡献时用的所谓的A-Journal(A类学刊)，这个“A”可以是代表第一流的“A”，也可以是代表美国（America）的“A”。这种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甚至连英国人都很难沾光，以我所在的组织与管理领域为例，英国人要是胆敢把“组织”这个词按英国拼法写作“organisation”（美国拼法是“organization”）,就等于首先就自绝于主流之外了。所以，看起来，管理与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现象，是以工具理性为主的英美价值观的一个集中体现，欧陆派的管理，好像就无从说起了。

但事情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探讨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优缺点，所谓的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股东(shareholders)利益最大化与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最大化等等，而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是百花齐放还是万源归一，学术界也一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如Michel Albert和Paul Haviland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Richard Whitley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一书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成零散型（港台）、集群型（意大利北部）、分割型（英美）、合办型（欧陆）、协调型（日韩）五种类型，其它不论，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和劳工的相对地位的不同，前者大致可以用股票市场发达程度来衡量，后者大致可以用劳工保护程度来衡量，很明显，英美模式的特征是股票市场发达但劳工保护程度较低，而欧陆模式的特征是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劳工保护程度较高。

按照Whitley的理论，每种资本主义模式类型的“经济组织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这种模式中的“公司组织方式”和“工作组织方式”。英美模式是以“独立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泰勒式”组织工作，而欧陆模式是以“合作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协商的”方式组织工作，日韩模式与欧陆模式相似，以“联盟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父爱的”方式组织工作。这些内容非常细碎，但总体来看，对于保持一个经济体长期繁荣至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英美模式强调通过破产、解聘、人才流动等方式在公司外部解决，而欧陆模式则强调通过工作保障、员工参与、全员发动等方式在公司内部解决。

从适应性问题是在内部解决好还是外部解决好？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各有千秋。学者们比较德国和美国的新申请专利的行业分布，发现德国的强项是机械、工程和建筑，美国的强项是信息技术、医药和新材料，而且，德国的强项正好是美国的弱项，反之亦然。再而且，这种行业分工格局在1983年-1994年间还进一步加强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类似的道理，这种因为经济模式的不同形成的“隐性分工”使得法国在航空、核能、水处理等领域遥遥领先，而意大利北部的独特经济模式使得他们在奢侈品行业独占鳌头。

从管理学的角度，因为我们分析的对象落在公司这一层，在商言商，在公司言公司，我们当然应该强调尽量创造在企业内部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条件。P&G、IBM、林肯电气等美国公司，因为强调保持了人与人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欧陆古风”，一直在管理界拥有一种独特的标杆地位；80年代日本以终身雇佣和年功系列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模式带来他们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对美国企业界形成巨大冲击；现在丰田和大众在汽车业双峰突起，对底特律形成的致命挑战，都是这个大命题下面的小分枝。

所以，如果说在政治哲学层面，英美是全世界的老师，在资本主义总体经济模式的层面，英美、欧陆、日韩各有所长，在企业管理层面，在促进企业适应能力方面，英美可能反倒要向欧陆和日韩学习呢。不同的层面，结论完全不一样，那种认定一派拜为宗师，学武艺，学本领，但又崇拜到甚至连怎么吃饭，怎么打嗝都要学，“言必称希腊”的“粉丝”作风，不仅是智力上的偷懒，而且多半是要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