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前两任荒淫无道的帝王的唐朝，已然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在宦官杨复恭的拥立下，唐昭宗即位，他“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他除去了掣肘的宦官，励精图治，试图做一番大事业，但唐朝却在他的手中更快地走向了灭亡，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唐昭宗擅开战端，却没有军事才能
《旧唐书》记载，唐昭宗李晔于公元888年登基即位，此后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欲以武功胜天下”。同年的十二月，唐昭宗便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延朗协助，设立永新军，命王建为节度使，率军征讨西川。各地节度使基本不出力，而韦昭度不习武事，禁军草创未经训练，因而王建的永新军成为了主力。但王建被封为节度使后也起了自立之心，征讨西川消灭了军阀陈敬瑄，王建却又割据西川。与此同时，唐昭宗又与善于用兵，作战勇猛的军阀李克用开战，新近组建、缺乏训练的朝廷禁军根本不是李克用的对手，惨败而归。
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轻易采取的手段，且不说战争带来的经济、人力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单单战争的代价就往往令人难以承受。唐昭宗“欲以武功胜天下”，却实在没有军事才能，希望韦昭度这样不习武事的人率领一支新军联合着其他军阀打败大军阀，可以说是痴心妄想了。
其次，国家贫弱，难以支撑战争
《新唐书》中写道，唐僖宗时期有一名翰林学士刘允章，曾经在《直谏书》中描写过国家残破、百姓困苦、民生凋敝的景象，并总结为“九破八苦五去”。而唐懿宗、唐僖宗两代君王更是肆意享乐，唐懿宗爱好宴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爱慕虚荣，大建寺庙。而唐僖宗则耽于逸乐，喜好各类游乐方式，尤爱马球，留下了“击球赌三川”的典故。尽管有过中兴与治世，经历了这两代君王的唐朝，国力早已大不如前，积贫积弱。
战争对国力的消耗是极大的，这是自古以来便有的认知。组建一支军队，需要能够养得起军队的军饷、粮草，保证其战斗力需要相应的军械、装备、训练，这里面每一项都是巨大的支出，更遑论这支军队出征之后，还需要提供沿途的给养，保证粮草军械的运输。懿宗、僖宗二朝之后，唐朝的国力支撑起一起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实在很困难。唐昭宗不管不顾大肆组建禁军，并简简单单惨败，给唐本身就脆弱的国力与经济造成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最后，唐昭宗没有认清形势
我们在《新唐书》中可以看到，晚唐时期，尤其是懿宗、僖宗二朝后，唐其实已然无可挽回。黄巢起义席卷全国，前后转战十二个省，洛阳和长安先后沦陷，如果不是各地军阀起兵讨伐，唐已经在黄巢起义的浪潮下覆灭了。经此一役，唐与藩镇已然不再能够以“中央和地方”这样的关系自居，在黄巢起义中崛起的军阀已然不是唐的中央朝廷能够对抗的了。但唐昭宗依旧选择硬碰硬，先是与军阀李克用交战，之后又因为李茂贞的嘲笑而一意孤行，不听宰相杜让能的劝谏，又与军阀李茂贞交战，再次失败，杜让能为保社稷舍生取义，此后昭宗被军阀韩建挟持，最终为军阀朱温挟持，不久后被杀。
唐昭宗对于晚唐时期国家的处境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总是怀揣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明明李克用的实力远胜于中央朝廷，唐昭宗却还是要选择开战。明明两次大败已经彻底挫伤了朝廷的元气，面对李茂贞的嘲笑，身为帝王的“尊严”让他一意孤行，最终与众人离心离德。可以说，唐昭宗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严重加快了唐的灭亡。
总而言之，志大才疏，认不清形势的唐昭宗的雄心壮志，反而使得他把大唐更快地葬送了。
有远大的志向抱负或许不是坏事，但如果仅仅只有志向，却没有对形势的判断和对自我的清晰认知，那就可能会酿成祸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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