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富汗局势又紧张起来。在阿富汗瓦罕走廊地区附近、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的巴尔蒂斯坦地区在我国唐代是重要的边疆地区。这一地区见证了大唐、吐蕃和大食（阿拉伯）三大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争霸战。
现在的巴尔蒂斯坦地区，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但与我国新疆、西藏地区均有密切联系。当地文化深受藏文化影响，历史上一直是西藏沟通其西北中亚等地区的重要通道，也称“勃律道”。公元七、八世纪间，此地有一个勃律国，后来又分裂出大勃律国，成为影响唐、吐蕃乃至大食等诸多势力在中亚均衡的因素之一。
历史上，吐蕃和唐朝一样，都是文化输出的策源地，西藏文化曾经巴尔蒂斯坦地区进入克什米尔和毕底。当地巴尔蒂语言被称为“藏语—巴尔蒂语”，也被称为藏语的西部方言，至今保留着大量古藏语发音特点。巴尔蒂人是与西藏的藏族拥有相似文化传统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现在信奉伊斯兰教。
巴尔蒂斯坦的佛教壁画
当然，当地人民也有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感。《格萨尔王传》原本是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至今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保存着格萨尔王的宝剑和马鞍，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岭国寺曾经保留有格萨尔王的王冕、金鞍、金甲、宝刀、神弓等物品，以及大将的银鞍和兵器、王妃及三十员大将的家眷佩戴过的装饰品等，可惜大部分均在十年动乱中散失，现仅存有格萨尔的一幅头盔和一双箭。但在巴尔蒂斯坦的格萨尔王传说中的格萨尔是巴尔蒂斯坦人，出生于赫尔达斯村，其主要的故事也多发生在巴尔蒂斯坦及周边的拉达克等地。
我国古籍记载7—8世纪的古籍记载西域“勃律国”和“大勃律国”，就是指今天的巴尔蒂斯坦地区。勃律，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杨（羊）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称“钵卢勒”，《魏书》称“泼路国”，唐朝《大唐西域记》称“钵露罗”，《高僧传·智猛传》称“波沦”一名、新旧《唐书》称“钵露、勃律”等地名，都是同地异名。《新唐书》又分“大、小勃律”，“大勃律”又称“布露”，即今巴尔蒂斯坦；“小勃律”在今巴基斯坦东部。有人认为大勃律即巴尔提，小勃律指吉尔吉特。
我国古籍大量记载勃律，说明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唐朝诗人杜甫《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
其一：
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
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
其二：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其三：
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
逆气数年吹路断，蕃人闻道渐星奔。
其四：
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
旧随汉使千堆宝，少答胡王万匹罗。
其五：
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
大历二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云孙。
“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两句诗的意思是“勃律国在唐朝的西边，于阗国有玉河盛产美玉，历来是朝贡的最贵重的礼物；坚昆不远万里来到中原，带得最多的一向是珍稀的碧碗。”
当时唐朝牢牢控制西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不绝，到唐朝首都进贡的国家络绎不绝，杜甫记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繁盛景象。
大小勃律与大唐、吐蕃、大食的位置关系
勃律地居“唐之西门”，是吐蕃到西域西道的要冲，一直处于唐朝与吐蕃西域争斗的前线。勃律又分为大、小二国，也是受到唐、蕃之争的影响。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叶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新、旧《唐书》及《往五天竺国传》等史料均称大勃律“役属吐蕃”。史料中大勃律早于武则天万岁通天时即已见诸于史册，而小勃律之记载则始于唐玄宗开元初其王没谨忙来朝。各种史料广泛记载大小勃律原为一国，后由于吐蕃不断进逼，导致其原有亲近唐朝的王室贵族迁往小勃律地区独立一国，而原有大量臣民均留于大勃律国，自此大小勃律分裂为两国。其中大勃律亲近吐蕃，而小勃律一直亲近唐朝。
敦煌藏经洞的藏文文献
《册府元龟》卷970：垂拱二年（686年）“十二月勃律国并遣使朝贡”，这是唐代最早记载勃律国通使中国的记录。这一年西域局势再度紧张，吐蕃大肆侵扰唐朝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唐军连连失利。十一月三日，武则天令废于阗、安西、疏勒、碎叶安西四镇。吐蕃论钦陵（噶尔·钦陵赞卓，禄东赞之子，论是吐蕃宰相之意）率兵北进突厥地。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一部藏文文献《大事纪年》记载：“及至狗年（686年），赞普驻于延葛川。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
吐蕃此次进兵未达突厥地，可能与勃律有关。吐蕃论钦陵外侵而阻于境外，说明他未能通过勃律之路。而大小勃律的分裂原因正是“吐蕃来逼”，其结果是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的吉尔吉特和肥沃的雅辛谷地，即小勃律。在留在原巴尔蒂斯坦者建立大勃律，或曰布露，位于小勃律的东南，相距三百里，大勃律后来成为拉达克的一部分。大小勃律分裂之后，大勃律必然受到吐蕃直接影响。正是这次唐朝拔四镇自行撤出西域和论钦陵亲自带兵北上受阻，使吐蕃对于勃律的战略地位空前重视。
今天的吉尔吉特
拱三年（687年）正月，《大事纪年》记载论钦陵领兵通过中道进入西域，逼走于阗王，赴突厥固城地，《册府元龟》记载本年于阗王来朝。长寿元年（692年），《旧唐书·王孝杰传》载王孝杰克复四镇，吐蕃被逐出西域。延载元年（694年），《新唐书·吐蕃传》载，“于是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败走，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没斯城。”吐蕃假道勃律联合突厥势力进攻西域。这说明唐朝与吐蕃在中亚的争夺很激烈，勃律路成为双方必争的战略要道。
《新唐书·大勃律传》：“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地宜郁金。役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朝。”《册府元龟》卷970：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十月，勃律国遣使朝贡”，此时“勃律国”应是“大勃律”，这次朝贡是大勃律自“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朝”中的首次朝贡。说明大小勃律这时业已经分裂。亲近唐朝的勃律国主在对抗吐蕃进逼失败后不得不走入小勃律，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大、小勃律分置且大勃律多亲近吐蕃、小勃律多亲近唐朝的稳定态势。
此后，唐朝、小勃律与吐蕃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新唐书·小勃律传》：“开元初，王没谨忙来朝，玄宗以儿子畜之，以其地为绥远军。国迫吐蕃，数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尔。’久之，吐蕃夺其九城。”没谨忙来朝就是想依靠唐朝抵抗吐蕃。《新唐书·吐蕃传》说：勃律王“还国，置绥远军以扞吐蕃，故岁常战。”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攻小勃律，九月，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应小勃律王没谨忙之请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马步四千人赴援，与小勃律王合兵大破吐蕃，尽复勃律故地九城，“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自此勃律成为名符其实的“唐之西门”。
到开元十五年（727年）左右时，《慧超传》说：“又迦叶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婆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又迦叶弥罗国西北，隔山七日程，有小勃律国，此属汉国所管”；“此胡密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食）所管。”这时唐朝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南占据战略优势，吐蕃不能与突骑施交通，其与突厥地的西域沟通的西道被阻断。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小勃律王曾遣使来朝，请谢前次“小勃律王难泥为其国王”之恩，此时小勃律仍处在唐朝控制之下。《新唐书·箇失密传》：“言'……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唐朝仍然在葱岭及其以南地区保持优势地位。
但吐蕃一直联合突厥以抗唐朝，必须获得能够沟通突厥的通路。这样勃律之争必然爆发。《大事纪年》载狗年（734年），“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在通路被阻的情况下，这种和亲举动不得不偷偷举行。当时唐朝宰相张九龄起草的两份《欶吐蕃赞普书》中都提到此事，都说赞普越界或越境与其婚姻，其中一份还这样责备赞普：“今与突骑施和亲，密相结托，阴有赞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潜谋，亦非远计，所欲为患，不过边庭。”
《旧唐书·罽宾传》载，“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频遣使献朝……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可知吐蕃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破大勃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吐蕃破小勃律。在吐蕃与突厥联姻联盟后，突厥对唐朝势力进行了牵制，吐蕃才专门出兵攻破小勃律。同年，作为对吐蕃破小勃律的报复，唐朝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于青海西，双方自开元十八年（730年）以来的盟信关系正式破裂。《大事纪年》说牛年（737年），“是年唐廷败盟”，《通鉴》卷214则说“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小勃律的丧失使得唐朝在葱岭以南丧失主导权，因此唐安西都护曾先后四次征讨小勃律，前三次盖嘉运、田仁碗、夫蒙灵察的征讨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天宝六年（747年），高仙芝破小勃律，擒勃律王苏失利之，“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新唐书·小勃律传》说：“于是拂菻（东罗马帝国）、大食诸国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唐朝在葱岭以南重新获得了战略主动。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替代了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值大食换代之际，唐安西副大都护高仙芝率数万胡汉健儿西出葱岭，与黑衣大食战于怛罗斯城下，大败而归。汉军精锐，被俘者众，只余数千得返安西。怛罗斯之战后，唐朝势力逐渐收缩至葱岭以东，而葱岭以西的河中、吐火罗等地也次第成为大食的势力范围。随着唐朝在西域与大食及突骑施、葛逻禄等部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也深远得影响了唐朝与最主要的敌人吐蕃的战略形势。
怛罗斯之战形势图
在中亚战略收缩的唐朝为避免吐蕃与大食联合，主动出击，自陇右、河西至安西四镇，不约而同展开了针对吐蕃的新一轮攻势，并取得了自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蕃败盟以来面对吐蕃的最大胜利：天宝十二年（753年）哥舒翰在东边悉收吐蕃占领的黄河九曲之地（今青海、贵南、同德、共和、兴海等县地），继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在西边击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这一事件标志着唐朝对吐蕃的反击取得全面胜利，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极盛，更是“勃律”作为一国之名最后一次见于史料。
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时，“渔阳鼙鼓一鸣，而两京不守。”盛唐气象终归尘土，吐蕃再次强盛，不仅驱逐唐朝在安西的势力，据《大事纪年》，更“引劲旅至京师，京师陷，唐帝遁走，乃立新君”，直至成长为“东达昴宿星升起之地京师万祥门，南抵轸宿星升起的边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之地。遂之统治世界地区的三分之二”的鼎盛帝国。这里提到恒河河畔建立石碑，是指王玄策时代吐蕃征服中天竺。
关于怛罗斯之战，有不少错误的说法，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认为唐朝在怛罗斯之战的失败，造成阿拉伯帝国在中亚伊斯兰传教势力的扩张，使得今天的中亚地区普遍伊斯化。其实，我早就撰文讲到这件事情：并非如此，阿拉伯帝国要早于唐朝进入中亚呼罗珊地区传教，中亚佛教的衰败有其不适应中亚人民生活的宗教特点，唐朝并不是排斥外来宗教的保守朝代，伊斯兰教在中亚成为优势宗教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不是本篇着重要讲的内容。可以参见以下两篇文章的观点——《香妃进宫之二：容妃是什么民族？阿拉伯征服外中亚，怛罗斯的回响》：阿拉伯帝国先于唐朝进入中亚呼罗珊地区传教，唐朝阻止不了这种伊斯兰教传播趋势。《香妃进宫之四：圆明园为何有香妃寺？西域伊斯兰化之东察合台汗国》：元朝消灭了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制度，反而促进伊斯兰教传教方式的改革，使得中亚伊斯兰化趋势不可逆转。
怛罗斯之战使中国造纸术西传和伊斯兰教义开始有中文记录，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传播，导致唐朝与大食所代表的东西方世界间的联系与交流的不断加强。
大小勃律地形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唐朝在西域的进取与收缩历程。自汉朝凿空西域以后，西域逐渐与中原王朝加强联系。伟大的盛唐再次收复中亚，并在领土上有新的开拓。但是此时唐朝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几乎与唐朝一起兴起的吐蕃王朝。而与唐朝做对的突厥势力（突骑施）在西域时叛时服，暗中与吐蕃联姻并联合攻击唐朝的安西四镇。勃律和后来分裂出的大、小勃律在地缘上成为唐朝与吐蕃必争之地，并分属两方。此时，西方的阿拉伯势力已经早于唐朝进入中亚呼罗珊地区，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边疆拓展势必要在某一个地方发生摩擦，这个地方最后出现在怛罗斯，自此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都在边疆有所收缩，彼此安定下来。但是吐蕃与阿拉伯帝国虽然有过一些摩擦，在大多数时间还是吐蕃有和阿拉伯帝国联合制衡唐朝的活动。唐朝统治者自然对这种局面非常清楚，故而有哥舒翰与封常清在对吐蕃的两个方向配合作战，唐朝终于收复大小勃律，迫使吐蕃势力全面撤离中亚，威胁到吐蕃的安全。可惜，唐朝这种边疆的开拓努力被“安史之乱”彻底断送，最后是唐朝退出在中亚的帝国争霸战。
当然说得再热闹，没有印度啥事，如果不是吐蕃人只适应在高耸的青藏高原生活，吐蕃的边界就不会止于恒河之畔。参见《王玄策时代的吐蕃战天竺，章求拔国是否是锡金？》。
现代研究表明，在吐蕃兴起前，勃律便已是象雄西部的重要邦国，8世纪时随着象雄并入吐蕃开始直接受吐蕃王朝管辖。巴尔蒂斯坦曾盛行苯教，其古代山水文化与神话传说具有典型的苯教文化特点，也是作为苯教第二大世系喇嘛家族的竹氏家族的发源地。原属巴尔蒂斯坦的竹氏家族自此东迁，成为吐蕃苯教后弘期发展与革新的重要力量。竹氏家族还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格鲁派当中的第五世、八世班禅均出自于该家族的转世灵童。巴尔蒂斯坦曾通行藏历、流传《格萨尔王传》、盛行马球等均是藏属勃律文化的集中表现。此外，巴尔蒂斯坦语言文字的“藏语化”等特征是藏属勃律文化的核心之一。
藏传祖寺——桑耶寺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西藏山南地区的扎囊县桑耶镇境内桑耶寺建成后制订的《不得灭法之诏书》中，有“十份均于（文书）下部盖印，分别置于……勃律的地区……”的字样，足以证明勃律地区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是重要性与象雄、多麦等地相当的吐蕃核心区域。
巴尔蒂斯坦斯卡杜县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收藏有一块古藏文碑刻，此石刻是在斯卡杜城原王宫附近的一个花园的墙上发现的，从内容看是一件碑刻的最下面部分，有明显的凿断痕迹。现存长条形石刻上有三行文字，其中较完整可辨识的第二行第三行文字内容汉译大致为“……使其不坏而保养和爱护，在现证菩提的供祭之时，供祭的顺缘（物品）也由各家各户奉献。现证菩提的神佛画像和记事文书也一并写造成一册放置。如是此等……仆人等。如是，因此功德，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对我等以共同信仰养育，……成就无上佛陀！”这是关于佛教内容的碑刻，这一碑刻证明西部西藏也存在过这种原只常见于西藏拉萨、山南、林芝的大型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碑刻，也证明了巴尔蒂斯坦作为佛教传播重要通道的地位。
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巴尔蒂斯坦居民信仰过琐罗亚斯德教、苯教和佛教，现今仍保留琐罗亚斯德教主要节日的努鲁兹节、苯教符号“卍”和佛教符号“卐”等文化遗存，斯卡杜附近一块巨石上有佛像与藏文石刻。根据当地民歌，伊卜拉欣是当地“第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正式传入巴尔蒂斯坦时间应约在“14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
在元明两代，巴尔蒂斯坦仍处于中央置于西藏的统治机构的辖境范围之内，同新疆地区也有频繁密切的关系与往来，特别是在叶尔羌时期，其联系尤为密切。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巴尔蒂斯坦派遣使节前来中国，同清王朝中央政府建立了直接的官方联系。正是清朝顺利平定大小和卓事变的重要影响，促成了这一自天宝十二年（753年）封常清破大勃律后第一次史料明载的巴尔蒂斯坦与中央王朝的官方联系的重要事件。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之后巴尔蒂斯坦于清朝的往来不再见于史册。
巴尔蒂斯坦自12世纪绵延到18世纪的默格本王室后来被查漠道格拉王室灭亡。1840年—1841年，查漠道格拉王室在英帝国扶持下侵占本与西藏缔结统属关系的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地区，巴尔蒂斯坦等地起义反抗侵略但最终失败。侵略者对巴尔蒂斯坦大肆抢掠与破坏，给巴尔蒂斯坦原有的灿烂的藏文化文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们抢劫了所有的寺庙，拿走了金、银、铜器、珍珠和宗教祭器，只放过了海米斯庙。他们还捣毁了王宫、贵族邸宅、庙宇和学校，用它们的材料建造堡垒和军营。他们用来铺屋顶的不是桦树皮，而是用金银字写成的佛典的书页和印有神圣经典的贝叶。”
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地区分别以小西藏和大西藏为别称，把卫藏称为中心西藏，是其同西藏联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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