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 | 《西泠艺丛》2020年第9期 总第69期 |
鉴印山房玺印汇考
西泠印社理事
河南印社社长
01
“江胡榦官”与“江胡郡”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历史文献。其中的“相忘于江湖”知名度甚高。从文义中判断，这里的“江湖”，显然指的是江河湖泊。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征集收藏了一批流散在香港文物市场上的秦代简牍，共2098枚。
其中0706号简（图1、图2）：“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
0194号简（图3、图4）：“……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颖川署江胡郡，南阳……”
0383号简：“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
0480号简：“□迁其弗见莫告，赀一甲。前此令□□已入关及阴密□环陷？江胡而未出关及其留在咸（阳）……”
根据陈松长教授记录，“这四枚简中，0706号简保存得非常完整，文字清晰可读”，“0706号简与0383号简，其中的‘江胡郡’三字都非常清楚，文字释读完全没有问题”。
其中0480号简文中“前此令□□已入关及阴密□环陷？江胡而未出关及其留在咸（阳）……”陈松长教授认为简中的“江胡”，似乎并不是泛指江河湖泊。从简文中“已入关”与“未出关”来判断，这里的所谓“江胡”似乎是指在函谷关与咸阳附近的一个特定区域。
于薇教授则认为：“根据简文中与其他郡的相对位置关系推断，此郡应位于淮河上游北岸，原为古江国、胡国所在的区域。‘江胡郡’原为楚郡，入秦后一度与韩颍川郡合并，其后又自颍川郡析出，仍称‘江胡郡’。”
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郊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中有“鼎胡苑丞”（图5）。《汉书·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位于函谷关的汉弘农郡遗址出土有“胡丞”（图6）和“湖令之印”封泥（图7）。《后汉书·郡国志》记述：“弘农郡，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弘农，陕，黾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湖，华阴。”秦“鼎胡苑丞”和汉“胡丞”两枚封泥中的“湖”字，均篆作“胡”。
在古文献中，“胡”与“湖”是可互为通用的。
“江胡榦官”（图8），蛇纽，铜质。印面边长2.57厘米×2.51厘米，印体通高1.76厘米。蛇纽与田字界格，是秦印的典型特征。《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属官有“榦官长丞”。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斡音筦，或作幹。斡、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这方“江胡榦官”印文的前两字“江胡”，与岳麓三枚秦简0706、0194、0480中“江胡（郡）”同文。《史记·范雎传》载，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至湖”。湖，战国秦邑，地望在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北阌乡西南，即此。陈松长先生从0480简中从简文中“已入关”与“未出关”来判断，这里的所谓“江胡”似乎是指在函谷关与咸阳附近的一个特定区域的推测是有根据的。
岳麓秦简与“江胡榦官”秦官印的发现，补充证实了秦在统一过程中“江胡（湖）郡”短暂的存在。
02
“右盐主官”印蜕跋记
“右盐主官”铜印，1981年出土于山东莱州市西由镇街西村。
丙子岁暮与燕山刘文华同客莱州，于莱州博物馆得见“右盐主官”巨印（图9）。蒙林光旭馆长垂青，赠白文“右盐主官”墨拓本（图10），阳文朱拓（图11）则属原印翻模而成。此印体为薄板状，印纽为空心曲尺方柱筒形，印纽与印体乃合铸而成。纽筒中空，可嵌入木柄以便于手执钤盖使用。印面上部铸猛虎与独角獬豸相抵状，下部铸“右盐主官”四字。“右盐主官”为盐务监官使用之官印。
莱州西临渤海莱州湾，自古为产盐之地。史籍载，春秋时管仲任齐国宰相，“齐通渔盐于东莱”。《汉书·地理志》载，武帝时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产盐区二十七郡中，三十七县设置盐官，东莱郡五县均设有盐官，其中“曲成、当利”二县地望即在今之莱州境内。出土此“右盐主官”巨印处，即属汉曲成所辖之地。故莱州之地所产海盐，堆储于府库，钤盖此印于盐垛之上，封记验证，以防窃盗。《十钟山房印举》中收录有“海右盐丞”一印。一大一小，山左名品，可俪成一对也。
“右盐主官”印奇特处有二。一者，此印之边长超一汉尺（约今21.35—23.75厘米），数倍于“日庚都萃车马”，硕大无朋，旷世孤品，堪称中国古代青铜玺印之最；二者，此印上部铸猛虎与獬豸相抵搏，此处之猛虎代表邪恶与贪婪，獬豸乃古代传说中能辨是非曲直，善恶忠奸，是司法清平公正之象征。《说文解字》释“灋（法）”中“𢊁”部：“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法制威严，寓意显然。
03
秦“中行府印”略考
“中行府印”，印面纵2.25厘米，横2.01厘米，印体通高1.11厘米，重21.2克。铜质，鼻纽，印面田字界格，凿刻而成。“中行”者，秦中央官署。20世纪90年代陕西西安市郊相家巷出土秦官印封泥中有“中羞丞印”封泥（图12）。《故宫博物院藏印》中录有“中行羞府”铜印（图13）和“中官徒府”印（图14）。“中官”为宫中宦官之称。《史记·李斯列传》：“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汉书·何进传》：“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不可废也。”“中行”未见史籍记载。此印之“行”，或为“行在”之意，即皇帝及太子、后妃巡猎，随同车驾侍从之官。“中”即“中宫”或“中官”之省称。“中行府”应为服侍皇帝和皇室成员行在住所府藏之官。
此枚“中行府印”（图15），原印为积锈生坑，现呈“熟坑”之面貌，乃除锈过甚所致。仔细观察印章四角，皆呈圆钝之状，鼻纽顶部中间位置明显变细。这是印纽系之于绶，长期佩戴钤抑，使用磨损所致。由这两个特征判断，这枚“中行府印”为秦官署行用之印，而非殉葬明器。
韩之印·韩少孺
西泠印社理事
河南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韩媭之印·韩少孺”（图20），汉穿带印，铜质，铸印。印面纵、横各2.2厘米，印体厚0.8厘米。铜色熟旧，一望而知流传已久。
此印是晚清著名集古印谱《续齐鲁古印捃》曾经著录的原印，为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郭裕之、吴大澂旧藏。2018年9月现于西泠拍卖下属“艺是”线上拍卖平台“吴大澂旧藏铜印专场”。同场拍品中，有吴氏《十六金符斋印存》著录的原印数方，也有未见诸吴氏印谱著录者。
《续齐鲁古印捃》的书名，很清楚地揭示了它和《齐鲁古印捃》的先后关系。《齐鲁古印捃》是晚清金石收藏家高庆龄（南郑）集辑，主要收录齐鲁之地所出古玺印，初创于清光绪九年（1883），书未成高庆龄即谢世。其哲嗣高鸿裁（翰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加入少许新入藏之印后整理问世，是晚清著名的集古印谱之一。
《续齐鲁古印捃》是高庆龄的外甥郭裕之集藏。这个书名，可能既有对亡舅的纪念，又有所收录的古印大多出于齐鲁的意思在。郭裕之（1847—1912），字锡民，号申堂。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嗜学耽古，喜聚图书及秦汉印，与表弟高鸿裁时相往还。其藏印既多又精，《续齐鲁古印捃》成书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收录古玺印1184方，颇多珍品。尤其是书中第一品，上出形齐系官玺“昜都邑圣徙盟之鈢”（图21），为齐玺中之大名誉品，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续齐鲁古印捃》收录穿带印140方，无论尺寸大小还是艺术水平，“韩媭之印·韩少孺”都是其中首屈一指者。“韩媭之印”一面，“韩媭”二字均笔画稠密，而“之印”二字笔画稀疏。如此悬殊的笔画对比，作者处理得轻松随意，欣赏起来完全感受不到这种差异。除了作者的处理，残损也起到了一定的中和缓冲作用。“媭”字的三个排叠斜笔处理高妙，既忠实地表现出其篆书的固有结构，又高度印化，堪称“印眼”。“韩少孺”一面也非常精妙。“少孺”是汉印中最常见的人名之一，凡是两个字在印面同一半者，字形及组合大同小异，此印也是一样。但是“韩”字恰好把左边上部三竖拉伸，和“孺”字“子”部遥相呼应，印面平添了条理性和韵律感，堪称佳作。汉代的穿带印传世很多，也不乏佳作，但是双面都精彩的比例很低。此印形制硕大，双面俱佳，洵属难得。
那么此印是如何由郭裕之的藏品变为吴大澂的藏品？而吴大澂的《十六金符斋印存》又为什么没有收录此印呢？我们从吴大澂的书信等可以寻见蛛丝马迹。
在已经披露的《吴大澂书信四种》《吴大澂手札》等诸多吴大澂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他购藏古印的一些记录。在吴大澂的收藏途径中，古董商徐熙（翰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吴大澂在写给徐熙的信中，有这样的记录：“潍有铜印五百余，古玺百数十，无一不精，价值千金亦不贵，得此一大宗，故近况益窘……”在另一封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吴大澂写道：“潍县高家藏有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与言定价银一千两。”因为所记古印数量和花费金额的高度一致，这两宗所记应为同一宗，可能就是吴大澂购买高鸿裁手中的《齐鲁古印捃》原印的记载。而在吴大澂辑集的《十六金符斋印存》中，《齐鲁古印捃》著录的很多古印收入其中，亦可为证明。我们以《齐鲁古印捃》收录的全部22方两汉魏晋南北朝官印（不含半通官印、“唯”印）为例，经比对，有20方同时著录于《十六金符斋印存》，基本上照单全收，没有收入的两方都是因为残损过甚。两谱中私印重合的也非常多。
吴大澂和郭裕之的金石交往如何？目前笔者只找到少量资料，但是二人存在古玺印的交流是可以推断的。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的吴大澂《十六金符斋印存》，原谱是吴大澂辑集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广东巡抚任上。按钱君匋先生在序言中的介绍，这是成书最晚、收印最多的《十六金符斋印存》版本。我们拿《续齐鲁古印捃》所收62方汉至魏晋官印（不含半通官印、“唯”印、烙马印）和此书对照，有9方同时著录于《十六金符斋印存》，比例不高。但是既然有重复，两人之间肯定有古玺印的交流。另外，《续齐鲁古印捃》《十六金符斋印存》均收录了著名的齐官玺“昜都邑圣徙盟之鈢”。据韩天衡先生在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的《续齐鲁古印捃》序言所记，此印是郭裕之于光绪丁亥（1887年）以重金自古董商孙海平处购得，吴大澂“爱煞、妒煞而终不可得”。那么此印怎么会出现在《十六金符斋印存》中呢？黄宾虹先生在《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的《愙斋藏印》《郭氏〈续齐鲁古印捃〉》等篇目中，数次记载了吴大澂在辑集《十六金符斋印存》时，收录在卷首的此印“相传假之郭氏，以弁其端，尚非愙斋所自有”。黄宾虹还记载辛亥（1911年）后有郭姓人曾经到上海售卖此印，索价千金（一说七百金），云当年吴大澂曾经出七百金未得……由此可以推断，吴大澂、郭裕之之间肯定有关于古玺印的交流。在当时，古印在藏家手里的流传频率非常快，情况也非常复杂。《齐鲁古印捃》于1885年问世，其中有很多印在三年后即著录于《十六金符斋印存》；潍县藏家赵允中集辑有《印揭》8册，多数原印旋即归郭裕之……在给徐熙的另一封信（图22）中，吴大澂写道：“今秋得潍县玺印九百四十余纽，然欲续打印谱，甚不易也。”这940余纽古印里面有没有郭裕之的藏品？“然欲续打印谱，甚不易也”的感叹，是否在透露这些印没有收入其印谱？吴大澂与郭裕之的古玺印交流究竟有着怎样的情况，我们只有等待更多的材料披露来了解。
◎ 图22 吴大澂至徐熙函（局部）
在印章收藏中，新发现的古玺印往往给人们带来新鲜感，而前人名谱著录过的流传有绪的作品则带着一种特殊的厚重感和沧桑感。有幸能够收藏一方以前名谱著录过的佳作，确是每个收藏者都盼望的机缘。遥想此印曾经被郭裕之、吴大澂这样的金石名家递藏鉴赏，著录于《续齐鲁古印捃》这样的名谱，甚至笔画深处还存留着前人钤印的泥痕。所谓“不爱新出爱旧藏”，或许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附记：古印的版本差异一直是困扰后人学习、研究的一个问题，同一方印在不同的版本里经常差距很大，甚至判若两印。借这方印，笔者用图表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比对研究（图23）。我们提供了四套印蜕，从上到下分别是：一、《续齐鲁古印捃》（上海书店1989年版）中影印的印蜕。二、此印拍卖时拍卖公司提供的图版。三、笔者原印钤盖本之一（垫纸较硬）。四、笔者原印钤盖本之二（垫纸较软）。其中差别，读者自品。篆刻艺术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创作者并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永远钤盖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每个钤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参与了“创作”，在人们用印泥钤盖原本用于封泥的古印时就更是如此了。
汉银印二品
河南印社副社长
银为贵金属，在汉代印章中的使用有一定的级别限制，因而银印数量少，大多数制作精良，佳作很多。在这次“河南印社藏古玺印精品展”中，就有两方汉代银印值得关注。
“丘宣印”（图24），汉代私印，银质，龟纽，凿印。印面纵1.39厘米、横1.41厘米，印体通高1.79厘米。此印龟纽造型生动，錾刻鳞甲痕迹清晰，具有很高的水平。
此印采用了三字横排的章法布局，每个字的体势都呈竖长形状，非常舒展，因而有着汉玉印般的修长舒展之美。这种排列方式在汉印中很少见，究其原因是，这样排列，印面就要像汉玉印一样按照每个字的竖笔多少来定位置，这样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过于稠密的字竖笔过多无法排列，比如，如果印文是“邱萱印”，就没办法用这样的文字排布了；二是有些字形不适宜竖向拉长，也无法使用这一排列方式。“丘宣印”之所以这样排列，就是因为印工敏锐地观察到印文的三个字都比较疏朗，竖笔都不超过四笔，才使用了平时很少用到的这种格局。此印文字舒展，线条刻画细腻，在整饬的大格局下把篆书的一些曲笔通过錾刻很完美地表现出来。线条起收方挺，表现出力度感。在一些转折部位，比如“印”的下部，我们通过印面照片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錾刻时转刀的痕迹。此印纽制规整，文字风格端庄秀雅，是一方难得的汉银印佳作。
“救辅私印”（图25），汉代私印，银质，龟纽，铸印。印面纵1.48厘米，横1.52厘米，印体通高1.25厘米。
此印采用一种类似于汉印中的满白文的处理。如果我们看此印的泥样，其线条表现出明显的铸印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看印面的放大图，或者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原印，就会看到许多凿刻的痕迹，特别是在线条的起笔和收笔部位。这是一方先铸造再錾刻修饰的印章，这样的文字处理手法在汉印中并不少见。在铸造印章时，因为铸造技术或者操作失误，往往会出现流铜的现象，浇道和出气孔也会有铜液凝结形成的多余铜渣，因此，铸印都是需要修整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古钱中的方孔圆钱都很规整，其实它们被铸造出来时是各种各样的“钱树”（浇道流铜连接起来一枚枚的钱币，类似树枝带树叶），需要一枚一枚精细加工。
此印的文字处理中规中矩，“救辅”二字笔画较多，就处理得比较紧凑；而“私印”两字笔画较少，“印”字常规处理，“私”字拉长，字法、章法上都显出对比和变化。此印的线条因为先铸后刻，所以呈现出一定的“信息错乱”，“救”字后期修整较少，明显有着铸印线条的厚重与含蓄；其他三字修整较多，线条起收多方笔，显示出一种凿印般方挺猛利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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