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黄裳论为政（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之二）

元和元年二月戊午（二十四日），唐宪宗和宰相谈论治国之道时问道：“自古以来的帝王们，有的勤勉政务，有的却拱手无为，这些人最后各有成功或失败的地方，那么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呢？（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

杜黄裳答道：“帝王对上承当着天地和谐和宗庙传承的使命，对下负有抚牧治下百姓和四夷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可能清闲安逸。然而，君臣各有职分，国家的法度也是有一定程序的。如果能够认真地选拔天下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立功便予以奖赏，犯罪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能够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君主的辛劳在于搜寻人才，在任用了恰当的人才后则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财货之类烦琐的小事，都有各自的部门管理，并不是君主该亲自过问的。以前，秦始皇曾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曾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冗长以致侍卫人员只能传餐而食，这些帝王如此勤于政事却于事无补，反而被后人所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辛苦，但他们所致力的事情却并不合乎事理！一般说来，君王最忌不能对臣子推心置腹，臣子最忌不能对君王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政治修明，这不是很难吗？（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君臣自有分工，所以君主应“劳于求贤、逸于治事”，事必亲躬的君主仿佛很勤政，但实际上坏事的可能性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