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谏宪宗诸疏（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之三）

元和元年四月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

元稹上任后，向朝廷上书谈及谏官的职责，他说：“过去，太宗皇帝任命王珪和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这两个人时时刻刻跟随左右，太宗还命令凡是三品以上大员入朝商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一位谏官跟随，以便发挥监督作用，所以当时天下政治清明。反观如今的谏官，首先得不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治国理政，只不过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朝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正殿奏事的规矩免了，也不让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职责的地方，只有在诏命不尽合宜时上一本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挽回圣上的心意，何况诏命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奏章就收回圣上的诏书，那也实在是太困难了。希望陛下能够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一方面将他们安排在谏官的岗位上，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置之不理，疏远轻视呢！（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不久，元稹又再次上疏，他说：“在政治清明或是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先迹的。开通直言进谏之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就是政治清明的萌芽。喜欢阿谀奉承，被自己亲幸的人所蒙蔽，这就是祸乱危亡的先迹。自古以来，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如果君主愿意接受这些人的意见，并给予奖赏，那么士大夫们便都愿践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会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再做奸邪的事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意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怎能不清明呢！如果君主抵触直言切谏的人，并因此对他们施以惩罚，那么其他的士大夫便会隐身缄口，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们则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之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办的事情近在咫尺，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怎能避免祸事！过去，太宗皇帝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赏赐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切，从来没有人会担心因此触犯忌讳。难道是国为太宗喜欢让人违逆自己的意愿或是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当然是因为顺心适意带来的快乐太过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陛下登基以来已满一年，从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像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之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都屏气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的胆量都没有，又怎么顾得上议论朝政得失，并诤言进谏呢！像我们这样在皇帝身边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更加疏远的臣子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竞为忠谠；小人亦贪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祚，今已周岁，夫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恢复实行依次召对百官和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项事宜。

元稹又借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依靠方伎小术受到太子宠爱，并在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切谏宪宗皇帝应及早选拔忠厚正直之士来教导各位皇子，他说：“自从太宗皇帝当了藩王之后，便和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高洁之士朝夕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和诸王也都配备属吏，但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受疏远与轻视，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之类官员，不是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就是由从节帅职务上退下来不懂书文的人担任。王府那些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任过这类官员为耻。即使有时能有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充任，也是数月仅能见一次太子、诸王，又哪里有功夫教导他们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百姓，因为疼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要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太宗自为蕃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眊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搢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唐宪宗对他的意见颇为赞许，也采纳了一些建议。